沈德潜：人臣的兴衰荣辱史
余嘉
沈德潜从70岁才开始的高光人生，几百年来一直以其高度的戏剧性为人品谈和嗟叹。他的际遇，给后人生动地演示了那个时代皇权的“雷霆雨露，皆是君恩”。67岁，在现代也已经是退休颐养的年纪，沈德潜的人生大戏才刚刚开始第一折，接下来一直到他死后的若干年，这出戏分明演出了皇权之下为人臣子无法自控的兴衰荣辱史。
兴之暴
沈德潜(1673一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22岁那年考中秀才，被录为长洲县庠生。
沈德潜少年丧母，父亲靠坐馆授徒维持生计，家境很是一般，一家人衣食不周，伶仃万状。从23岁起，沈德潜不得不去做教书先生，边赚些碎银养家，边继续科考之路。但这一路走得很慢很不顺。从第一次参加举人试开始，他几乎每科都赴试，每次都落榜，十六次乡试，十六次败北，恓恓惶惶，一考就是四十多年。其间，还经历了一次被朝廷贬斥、诗作被禁，遭遇了一次归途落水、财物尽失……
命运到底给他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剧本啊！但沈德潜不信。乾隆三年(1738)的乡试，他站起来拽一拽衣襟，又去了。这一年，他66岁。他终于等到了他的“转运年”，成了一名白发举人！而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将要迎来更多超出预期的好运。
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金榜题名，荣登进士，然后又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三年期满，散馆考试，沈德潜考了第四名，入职翰林院，成了皇帝的近侍之臣。
散馆考试，乾隆也去探班了。天子亲临，庶吉士们都激动万分，用无限孺慕的神情看向乾隆，而乾隆坐下来，笑吟吟问的是：“谁是沈德潜？”“你文章写好了吗？”“你可是江南老名士啊，也写得这么慢吗，哈哈！”
乾隆的问话有这么几个意思：我不认识沈德潜，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他；嗯，我对他挺感兴趣。为啥？那当然是他诗文名气大啊；话说，我也是个诗歌爱好者啊，我急着想看他的最新作品，怎么还没写完啊……
那么多簪花进士，不乏少年英俊，乾隆却独独问起沈德潜。这一年，沈德潜正好70岁。天子虚前席，但待沈夫子，汝乃老名士，文成何迟迟。
如果以十六次乡试失败阴影的散去作为开始，事情在加速变化——64岁，会试，中第65名；67岁，殿试后，中二甲第8名；70岁，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编修是皇帝的侍从之臣，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工作，虽然品级不高，但有很多机会接近天颜，是极其清贵、特殊、重要的部门。上天给沈德潜铺了一条最平坦芬芳的路。
也是托福于这个职位，沈德潜得以常伴乾隆身旁。六月九日，乾隆新写了一组诗《消夏十咏》，左看右看，颇为得意，便把正在值班的沈德潜叫过来。好诗当然需要有人品赏鉴读，要是能有人和一首，就更好不过了。沈德潜很认真地写了和诗，而且和得很不错，乾隆大为满意，当场就赏赐了他。不久后，皇帝的诗歌雪片一样飞来，沈德潜的和诗又雪片一样飞去，君臣之间就这样以诗简酬唱，织就了一张萦回绵密的友情之锦。借这种亦君臣亦诗友的关系，沈德潜开始了晚年的飞黄腾达。
乾隆八年，沈德潜刚刚任翰林院编修不满一年，三月，由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超拔为正六品的左春坊左中允；五月，再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六月，又升为正五品的左春坊左庶子；九月，继续晋升，成了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并授日讲起居注官。一年之内，连升四次，连跳五级。
乾隆九年，沈德潜继续升官。六月，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官职做了不到一年，再晋为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乾隆十年五月，一跃为正三品詹事府詹事；十一年三月，又升为从二品内阁学士；十二年六月，又授为正二品礼部侍郎，并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
一年一个样，八年大变样。借司马迁的一句话：何兴之暴也！
诗之臣
寻找沈德潜飞速升迁背后的功业，还真找不到特别伟大的，他没有开疆拓土的军功，也不曾力挽狂澜于国事，他所凭借的，不过是帝王的宠爱看重，以至于他被后人贴上了“诗臣”的标签。
诗臣，锦上添花则可，治国安邦可指望不上，人人都去写诗了，国计民生怎么办？沈德潜这样的际遇，在当时便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能够投其所好就受到上级的恩宠，这个导向并不正面。
为此乾隆特地颁布了御旨，强调说，自己并不是因为沈德潜进诗之故对他特别优待，而是因为沈德潜有诚实谨厚的德行，并且又怜惜他晚遇，才特别稠叠加恩，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天下读书人，特别是老成积学之士，让他们不要因为年老不遇而失去动力。
这个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帝心难测，天下都是他的，他的确不可能因为一个老人与他的诗歌相得，就感动到要倾囊相报。知己之感有的，帝王心术也有的，看乾隆给沈德潜的赐诗和多次的评价，更多的是在不断地褒扬他的德行笃厚，借沈德潜推行“诗教”的主张，或不动声色、或积极张扬，总之要让大家知道，也让沈德潜知道，皇帝要的，哪里仅仅是一个会写诗唱和的诗臣呢？
站在沈德潜的角度，平白成了展示君恩的活招牌，这也暗暗地为他的未来埋下了伏笔。
第二年六月沈德潜假满还朝，乾隆一见，极其高兴地说：“汝满假即来，可云急公。今命汝人上书房，辅导诸皇子，授汝礼部侍郎。”并赐诗一首：“朋友重唯诺，况在君臣间……即此至性肫，令我愈以怜。”“儿辈粗知书，相期道孔颜。”
“急公”的意思，就是“以公务为急”。让乾隆高兴的是，沈德潜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谨守规则，假满即来，又以宠臣的身份，为大小臣子做出了恭服皇权的表率。“相期道孔颜”一句，则真诚地流露出他对沈德潜辅导皇子一事的厚望，他要沈德潜教导皇子的不是诗文之技，而是孔颜之道。
沈德潜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此后，乾隆与沈德潜关系日密，被人称为“殿上君臣，诗中僚友”。所谓“帝许林泉就闲客，臣为歌啸太平人”，你给的，我感激不尽；你要的，我恰好可以。
恩之续
虽然对乾隆的宠幸感恩不尽，但沈德潜毕竟年过古稀。乾隆十四年(1749)，他上书乞骸骨。乾隆下诏，让他按照原来的品秩退休，又赐人参官帛，让他最后再替自己做一件事：校御制诗稿。
沈德潜受命，拿出十二分心力认真校勘。诗稿进呈后，乾隆御赐了“诗坛耆硕”的匾额，又欣然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人世间最难的事情，就是“始终”。现在，沈德潜带着与皇帝“相知始终”的不舍，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回望京都，巍峨的城门一如十年前来时一样的肃穆，而沈德潜早已不是那个寒酸失意的老学究了，又想起临行前乾隆嘱咐说：“尔归享林泉，便是尔之报国。我五十寿时，一定来京拜祝。”意思是，你好好活着，好好享受，就是尽忠报国了，我五十寿的时候，你一定要回京城给我贺寿。人还没走，就已定下来年之约，爱重之情溢于言表。
皇长子永磺也赋诗为沈德潜送行，诗中称赞他“诗篇多古意，讲习重师模”。不管是不是看皇帝的面子，反正沈德潜肯定倍有面子，这才是真正的光荣退休啊！
回到家乡之后，沈德潜与乾隆仍然诗文往还不断。乾隆会把刚刚刻印好的《御制诗集》千里迢迢地赐到江南，命沈德潜和诗。会在每一次南巡的时候，都召见沈德潜，赐诗、赐官。沈德潜也会在皇太后六十、七十大寿的时候进京祝贺，君臣得以再度相见。
细节就不说了，总之，每一次都必获召见，必有书接，必赐御诗，必加一官，到最后加到了从一品的礼部尚书、从一品的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不断加官晋爵、荫蔽子孙。而且，在某个小年夜，乾隆还应要求，当场为沈德潜的新诗集写了序言。
退休了还这样恩宠不断，真是让人心潮澎湃。以至于袁枚酸酸地说：啊呀，天下的那些老臣名士，一辈子能得朝廷只言片语的关怀，就感天谢地了，而沈德潜公受皇上的恩赐，是数都数不过来了。当时天下人看沈德潜，亦皆如是。
名之衰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真情版的帝王心术罢了。当不能满足、甚至有悖于帝王心思的时候，再奇妙的际遇也会戛然而止，烟消云散去。
沈德潜与乾隆的裂痕始于《国朝诗别裁集》，这是沈德潜致仕后的一部心血之作，沈德潜为皇太后祝贺七十大寿时，一进京城就献给了乾隆。然而，他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一个是竟然直称慎郡王允禧等皇亲宗室的名讳，这在那个时代，是昏头到了找死的地步。第二个错误更不可饶恕，他把钱谦益等遗民诗人放在了开头，还把被雍正帝定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的诗也选入诗集中。
这是想和皇家对着干吗？乾隆大怒，直骂沈德潜“老而耄荒”。幸而此书主要还是在宣扬忠君教化，且沈德潜也一向是他宣传的正面典型，因此他没有怪罪。打一棒，再揉一揉，恩威并施之下，这一段君臣文坛佳话得以延续下来。
其后文字狱愈演愈烈。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在一个月内连下两道谕旨，查缴钱谦益诗文集，勒令凡书肆及藏书之家皆不得私藏。乾隆又想到，沈德潜和另一个叫钱陈群的人爱好声律，收藏各家诗集必然很多，便再下密旨给地方官员，让他们转告沈、钱两人，如果家中尚有钱谦益的诗集，只要速速遵旨缴出，便既往不咎，如果不知警悟，偷藏被查处，那就将祸及子孙了。他还特别强调说，钱陈群对自己的性格是尤为深知的，而沈德潜，呵呵，则“恐不能尽悉矣”。
沈德潜昏头昏脑的，在帝王恩宠的美梦里一觉醒过来，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这一年沈德潜97岁，垂垂老矣。又是急、又是吓，惴惴不安、惊慌无比，在谕旨下达不到十天便与世长辞。
听到沈德潜的死讯，又得到回奏说沈家并没有私藏钱谦益的诗，乾隆在放心之后，不免伤感起来。九月二十一日，他下达谕旨，表达了对沈德潜的存念之情，又加恩赐沈德潜太子太师衔，入祀乡贤祠，还特为沈德潜赋诗一首。沈德潜这次不能和诗了，但他的尊荣达到了顶峰。
然而事情并未随着他的去世而盖棺定论。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几次下令查抄《清诗别裁集》的刻本及书版，顺带还将沈德潜家中珍藏的历来御赐物件全部收缴。
在过世九年之后，沈德潜迎来了来自皇权最严厉的惩罚。乾隆四十三年，已故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爆发，再一翻，《一柱楼集》中，竟然还有沈德潜为徐述夔所作的传记。这一次乾隆彻底愤怒了，指责沈德潜毫无人心、丧尽天良，无耻负恩，还猜测沈德潜为徐氏作传是贪图润笔，品行恶劣之极。沈德潜被革去从前的所有官衔和恩典，罢祠削谧，平毁墓碑，其乡贤祠内牌位一并被撤出。这些还不够，乾隆还宣布说，这些，包括他的嗣子和孙子夭殁，都是报应，是沈德潜的咎由自取，换个词说，就是“活该”，兴极之后，又是衰极。
直到乾隆五十七年，时过境迁，乾隆自己也步入老年，回忆起当年那个始终热切地与他诗歌唱和的老人，慢慢地开始怀念，才慢慢地采取了一些补偿行为。一代君臣相遇的文坛佳话以如此结局告终。
后来，民间有种传言，说沈德潜获罪的一个隐秘的原因是，他曾替乾隆写诗，后又将这些诗收进自己的诗集，这是公然告诉后人：皇帝在作弊，我才是诗人。传言当然没法去验证，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沈德潜在恩宠当中昏了头，忘了本分。所谓“生前哪管身后事，身后留将后世说”，沈德潜在乾隆帝的恩宠下，执掌诗坛三十余年，被诗坛尊为大宗伯，其诗论亦盛行天下，为乾隆朝三大诗论之一。但终究是一个文人，一个诗臣，人生的起伏去就都决定于君王的喜怒。
倘若此生他不遇乾隆，恐怕只是一位老名士，而享受了无比的荣华富贵之后，他又以其悲歌唱就了封建时代皇权之下人臣的兴衰荣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