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善祥先生：小纪镇竹墩村人，扬州作协会员，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著有《竹墩史话》《杨树庄风情录》《中流击水》。
大姐儿子过周的第二天，天才蒙蒙亮，大姐的婆婆来到我家，对我妈刚说了几句话，我妈就晕倒在地。我爸连忙又是掐人中，又是灌红糖水。妈妈醒来喃喃自语：“作孽啊作孽啊，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一天。”
我有一个令我一直骄傲的大姐。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你大姐是女儿身，男儿心，要强呀，太要强！”爸爸是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人，从来不喜欢女儿，认为女儿是“赔钱的货”。大姐8岁时空着手跑到学校找老师要上学，爸爸不给书本钱，老师让大姐坐在最后一排当旁听生。大姐成绩好，读二年级时就担任班长。可爸爸不管三七二十一，吵到学校，要把大姐领回家做家务、寻草养猪。大姐死活不肯，拽住老师衣角求助。老师发话了：“这孩子的书本费由我出，读完初小再回家吧。”爸爸骂骂咧咧地离开学校。大姐10岁那年辍学了。大姐并不恨爸爸。家里实在太穷了，我们姐妹三个加上哥哥，一家6个人，就靠爸爸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妈妈是渔业大队的，栽秧、割麦都不会，队里人都喊她“洋盘”，只能在场头、棉花作业组干些辅助性农活。我们家只有两张床，我们姐妹3人一张，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张，说来好笑，哥哥16岁时仍然和爸爸妈妈同睡一张床。人穷了，脾气也变坏，我爸爸就是这种人。他隔三岔五用大麦换酒喝，妈妈虽然心疼得直抹眼泪，但是还得千方百计给爸弄点下酒菜。夏天是“炒盐豆”：蚕豆炒熟后，喷上盐水，大蒜头拍碎拌入蚕豆中，浇上几滴菜籽油，香喷喷的。爸爸抿一口酒，搛几粒盐豆，眯着眼，直听他嘴里“格嘣格嘣”响个不停。冬天是“炕花生”：抓一把花生放进灶堂里，用柴火的余热把花生炕熟。爸爸剥着花生喝酒，有滋有味，偶尔也会给哥哥两三粒花生，从来不给我们姐妹。大姐每每见爸爸喝酒总是走得远远的。大姐干农活在庄上是出了名的，栽秧割麦不在话下，男劳力干的活儿她也拿得起。挖墒是件力气加技术的活儿吧，我大姐挖一条100多公尺的深墒，一线到头，从不弯曲走样，而且深度不减，男工都伸大拇指。再说做田埂，大姐做的的埂是“两条线三面光”，队长把她做的埂作为样板。最让人佩服的是大姐和男工一样会扒泥。按常规，都是男工扒泥，女工撑船拿篙，工分分配是6:4，男工拿6，女工拿4。我大姐不服气，竟然几天时间就学会了扒泥。扒兜的网是她自己织的，扒兜的篙是她自己挑选加工的；绑在船上的“撬棒”（扒兜从河里扒满泥不是直接提上来，利用杠杆原理，通过撬棒来完成），她选的材料不是杨树，而是桑树，耐磨，有弹性。看她扒泥是一种艺术享受：大姐手持扒兜，轻飘飘地抛入河中，弯曲身体，吸一口气，双手有节奏地交替抓握上提，满满的一扒兜泥随着腰枝优雅的转动发力甩进船舱。3吨的船，大姐一天能扒4船泥，挣24分工。其他女工都眼馋，但又不敢上船扒泥。大姐20岁那年，给我们两个妹妹和哥哥下了一道命令：今年秋后得把砌房用的几千块土墼划好。那年代，农村人砌房买不起砖，都是用土墼砌墙。妈妈夸大姐心大，满心欢喜。爸爸说大姐是“能豆儿”，却一脸鄙夷之色。大姐什么都不说，领着我们干。稻子收割后的一天晚上，大姐带着我们在稻桩田拉石碾压田。大姐和我一组，二姐和哥哥一组。我们拉过去，他们拉过来，就这样循环往复。起初，我觉得好玩，边拉边哼小曲，谁知拉了三五个回合，浑身冒汗，气喘吁吁。大姐教我们：“不要用蛮力，脚步要均匀，不能或快或慢，把腰晃起来，会很省力的。”拉了七八个晚上，我的肩膀上皮都被磨破，总算把一片稻桩田碾压得“出了汗”，大姐说可以划土墼了。土墼划好后，堆在田埂上晾晒干了，大姐、二姐和哥哥他们起早带晚挑回家，大姐不让我挑，要我在家干堆土墼的活儿。在众亲友的帮助之下，我家三间土墼墙、杂树梁、麦草房建成了。大姐显得比谁都高兴，她说：“有了三间新房，兄弟不愁谈不到亲。”
谁知道，庄上人连续给哥哥介绍了5个对象都黄了。妈妈愁眉苦脸，哀声叹气，大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经常半天不说一句话。那时候，大家都穷，但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讨不到老婆。我家除了贫穷的因素外，是哥哥这个人太木讷，三天说不到六句话。在我看来，哥哥人老实，心善良，也会做生活。怎么就不讨人喜欢呢？原来，人们认为我哥哥是二憨子，三巴掌打不出个闷屁来，根本不像个男人。为我大姐谈亲说媒的差点倒是把我家门槛踏平。有介绍社办厂的，也有做木匠的，还有在城里当工人的。我妈妈对几个对象很中意，可爸爸一概不同意，从不给上门谈亲说媒人好脸色。我和二姐很纳闷，也不敢问爸爸。爸爸的脸色越来越冷，酒越喝越凶，开始不断地骂妈妈，还常常无端地掼碗摔酒杯。大姐已经25岁了，在农村算是老姑娘了。我知道，大姐在20岁那年就有了心上人，那人是后庄姓周的生产队长，大姐和周队长是在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认识的，我还为他们传递过情书呢。我曾悄悄地问大姐何时成家，她说：“弟弟还没找到对象，我怎好意思提？”她在队里挣的是头等劳力工分，她想多帮帮家里，她以为，家里条件好了，我的哥哥找对象才容易呢。本家爷爷给爸爸出了个馊主意：用大姐为我哥哥换亲。爸爸一拍大腿一口答应，把说服大姐的任务交给妈妈。“为了儿子害了女儿，你让我怎么开口？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妈妈止不住泪流满面，哀求爸爸。“你脑子进水了？我们家讨不到儿媳妇就断了香火！怎么就害了女儿？人家也是有手有脚，就是头发少几根，有什么大不了的？”爸爸暴跳如雷。对妈妈来说，儿子女儿都是心头肉。也许是惧怕爸爸，抑或是传宗接代意识的驱使，妈妈终究还是跟大姐摊了牌。大姐态度十分坚决，宁死不从。爸爸知道后亲自上阵，先是对妈妈泼口大骂了一顿，后竟然对妈妈动了手。妈妈并不躲避：“你要解气，你就打吧。”大姐冲上去护住妈妈，眼里喷射出的怒火让爸爸不寒而栗。爸爸没敢对大姐动手，声嘶力竭地吼道：“换亲的事老子定了，你们扳石头打天都没用！”“我宁死也不换亲！”大姐斩钉截铁。爸爸跳起来，指着大姐的鼻子：“拿死来吓老子，你死去吧，河里又没盖盖。”妈妈急了：“他爸，有话好好说，不能斗气。”爸爸一把推开妈妈，又指着大姐的鼻子吼叫：“你去死、去死，老子不拉你！”大姐猛地窜出门飞奔而去。我们被吓呆了，妈妈踉踉跄跄奔出门，连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大姐被人从河里救上来，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妈妈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大姐，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一个月后，大姐出嫁了，为我们换来了嫂子。我记得，大姐出嫁时并没有吵闹，也没有流一滴眼泪，脸部毫无任何表情。一年后，嫂子生了个胖儿子。全家欢天喜地，爸爸花钱请了两桌亲友喝酒，他那天喝得酩酊大醉，狂笑不止。我以为大姐会回家的，到晚上开席时都未见她的人影。大姐结婚后，除了“回门”时来过一趟家，一年多时间不踏家门。妈妈托人带了几次信，让大姐回来，大姐总是推托。我十分想念大姐，忍不住去了大姐家。见了大姐，我惊呆了，这是我大姐吗？红扑扑的粉嘟嘟的圆脸，变成苍白略带黄色的长脸；油光水亮的两条粗辮子不见了，一头短发稀疏蓬松；明亮的大眼晴深深地凹陷下去。大姐见了我，没有惊喜，没有亲热，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打蛋茶，你歇会儿，洗把脸。”临走时，大姐递给我5双崭新的布鞋。鞋面是当时流行的“二尺贡呢”，鞋底是针纳的，密密麻麻，线脚相当均匀，鞋边镶了三道白布滚边，板板扎札，波波俏俏。我想，这5双布鞋大姐不知花费多少功夫啊。大姐的婆婆说：“我来送送老姑娘（我们老家称最小的女儿为老姑娘）。”大姐什么也没说，呆呆地看着我离去。大姐的婆婆送我走了二三里路，一路上说个不停。先是夸大姐如何能干，后来怨气冲冲地说，大姐人来了，心没有来，至今不肯和他儿子同房。我不懂同房是怎么一回事，她说我妈妈懂，他们一家忍了一年多，再也不能忍了，让我给我妈捎个信，如若大姐还不肯同房，她就去我家把我嫂子领回家。我到家后，把大姐婆婆说的一番话如实告诉妈妈，妈妈惊得张着嘴，半天才说了句“不得命了”。第二天一大早，妈妈急匆匆去了大姐家。三天后，妈妈回来了，什么也不说，我一看妈妈那双又红又肿的眼睛已猜出八九分。我天天提心吊胆，生愁大姐的婆婆来我家把嫂子领回家。我的嫂子早已融入我们这个家庭，我喜欢她，经常和她说悄悄话。嫂子常对我说：“我们两家都对不住大姐。”又过了一年，传来大喜讯：大姐生了个胖儿子。妈妈忙了几天，买烧饼、馓子，把家中下蛋的老母鸡捆了，又在供销合作社买了一只猪蹄，满满的一大篮子，笑呵呵地去给大姐“送汤”（娘家为女儿生孩子送礼称之为送汤）。大姐呀，我那十分要强的大姐，也是苦命的大姐，愿你的儿子给你带来快乐吧！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大姐祈祷。
大姐儿子过周的第二天，天才蒙蒙亮，大姐的婆婆来到我家，对我妈刚说了几句话，我妈就晕倒在地。我爸连忙又是掐人中，又是灌红糖水。妈妈醒来喃喃自语：“作孽啊作孽啊，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一天。”我大姐丢下儿子离家出走了，给妈妈留下一封短信。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信的内容：妈妈，女儿不孝，又要让你担惊受怕。我想通了，再也不会做呆事（指自杀），你养我不容易，我不能走在你前头。为了弟弟，该我做的，不该我做的，我都做了，我对得起爸爸，也对得起婆家，为他家传了后，我只有对不起我的儿子和那个人（指周队长）。妈妈，我和他没有拿证（指和大姐夫未领结婚证），我不妨法，你别害怕。我走了，你们千万别找我，我背了一身良心债啊！妈妈，小时候你常对我们说，人活一辈子，不可以得罪人，不可欠人家债，欠债必须还呀。妈妈你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我一挣到钱就会寄给你。爸爸，你从今以后如果再打骂妈妈，女儿一辈子都会恨你。妈妈，求你一件事，你要常去看看你的小外孙，到他懂事时你告诉他，他的妈妈死了。妈妈听我读完信，并非我想像的那样号啕大哭，她面色死灰，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一会才对我说：“你悄悄地去后庄访访，那个周队长在不在家，如不在家，再打听一下是什么辰光离家的。”我懂妈的心思，我更知道大姐和周队长的关系。我在后庄毫不费力就打听到了周队长的消息，周队长半年前就辞了职，有人说他去了浙江做木匠，有人说他入赘苏州一个人家了。妈妈听了我的汇报，只轻轻地自言自语：“我就晓得会有这一天，会这样的。”
大姐离家的十多年里，起初每逢双月都会寄上几十元回来，后来数目越来越大。妈妈常常带着钱去看外孙，但从来没有把外孙带回家。我由于想念大姐，几次要去浙江寻找，妈妈竭力阻拦。妈妈说：“她会回来的。”我不相信妈妈的话。妈妈非常自信地说：“她会回来送我的。”天啦，妈妈想到哪儿去了。“母子连心，母子连心。她会回来送我的。”
2021年5月28日写于竹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