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章：“石门十三品”底蕴管窥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是陕、甘、川三省交界，“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是1962年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越秦川的褒斜栈道，把八百里秦川与汉中盆地连接在一起。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就用火焚水激法开凿了世界上最早的穿山交通隧道——石门。历经两千年的古道和石门，留下了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后因修筑水坝，其原址大部分沉没在褒河之中不可复见。1970 年，经文物部门抢救凿出的十数品经典石刻迁至汉中博物馆陈列，这些石刻被称为“石门十三品”。2017年第10期“褒斜道石门十三品摩崖特辑”策划期间，本刊编辑特地赴汉中走访考察，拍摄实景照片，并邀请年逾八旬的汉中博物馆原馆长郭荣章先生、年逾七旬的原副馆长王景元先生撰文，对 “石门十三品”的来历、搬迁、书刻艺术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本特辑用大量版面将高清原石、拓片图版呈现给读者，以期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学习与研究的资料。在此特别感谢汉中博物馆同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石门水库外景
“石门十三品”是从百余品石门石刻中遴选出的精品，分布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谷之中，以其汉魏石刻居多，故称“石门汉魏十三品”（以下简称“十三品”），又以其多方面的魅力，在我国为数众多的古代石刻群体中享有盛名。先后探索者代不乏人。笔者长期供职于汉中市博物馆，因有地利之便，加之个人喜好，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与之结缘，甚而朝夕与共。经多年之探索，致有些许浅见，今不揣谫陋，欲就其原本质态等基础课题试陈拙见，以尽本土之谊，并祈请方家与同好赐教。
先由石门说起
石门水库外景
说起石门，或以为是相互对峙的两山口之名；或是某一县、乡之地名。殊不知这类石门为数甚多，可谓司空见惯。如将陕西汉中的褒谷石门与此混同，实则误矣。汉《石门颂》有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意即公元61年，汉明帝刘庄下诏，开通褒斜道并凿通此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这一称谓，故称其为石门。现已察知，此隧道高、宽各四米多，长十六米多，岩质为坚硬的石英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即谓此。《石门铭》云：“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肆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如实描绘了石门栈道通车的盛况。汉时一轨之宽1.5米，石门的规模正是通车之佐证。
在我国历史上，隧道应如何定位，似应予以考究。公元前722年，在郑国曾有一桩“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趣事，《左传·隐公元年》曾记之。其大意是，郑武公之妻姜氏，有二子。其长子庄公，系睡梦初醒时所生，故名“寤生”，视之不祥而恶之，偏爱次子共叔段。及二子长大，姜氏欲使次子继承武公之王位，遭武公反对而未遂。长子庄公（寤生）即位后，次子共叔段，在其母庇护与纵容下，于其封地（河南荥阳京县）扩建城郭，聚积士众，图谋不轨。在其形迹毕露之际，庄公率军一举灭之。共叔段逃亡他乡。庄公置其母于城颖（郑地），且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时有颖考叔其人，闻知此情，特携礼谒见庄公，献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策，使母子重逢于地道之中。这里的地道，系掘土为之，虽有“隧而相见”之功用，但非真正的隧道，显然与石门不同。
此外，《史记·河渠书》记述，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称：“临晋（今陕西大荔）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万余顷故鹵地。诚得水，可令么十石。”朝廷以为然，遂发卒万余人穿渠。因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这种深居地下的人工井渠，亦称“坎儿井”，在我国西北与华北皆不乏所见，亦堪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辉煌见证。但就其功用和质态而言，当与石门隧道迥异。
另有古墓中的墓道，《周礼·春官·冢人》亦称其为“隧”。而郑玄注曰：“隧，羡道也。”贾公彦疏曰：“隧道上有负土……羡道上无负土。”从考古实践中得知，在1957至1958年发掘的定陵中，自外墙通向墓室的通道确系隧道。而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竣工于万历十八年（1590）。晚于石门一千五百余年。
经上述考订，似可断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斜道石门是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凿通石门呢？是否为了标榜政绩？这是误会。
《史记·货殖列传》云：“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是说蜀地与关中两个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通过褒斜道相互交流，彼此互通有无。由于褒斜道南端的七盘山十分险峻，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为解除其交通瓶颈，乃在七盘山下开凿石门隧道。这一盛举，正是褒斜道重要地位之标志。
现时的隧道作为现代交通的重要设施，遍布全球各方，如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国内贯通长江、黄河的河底隧道等，其巍然巨制，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而古石门隧道距今约两千年，开现代隧道之先河，当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光辉力证。可惜世人对此并未尽知，盼能引起社会贤达的广泛关注。
石门水库外景
石门石刻的肇始
石门旧照
曾有人说，石门开通后，过往的文人、学士，浏览褒谷山水，感发于怀，即兴为文赋诗，就地勒石，遂有石门石刻。这也是误会。公元66年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如实记述开道的起因和过程。而且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随即在原地刻石为念。记事者、书丹者、刻石者都没有留下名字。这是最早的石门石刻，从中很难找出某某文人学士的踪影。公元148年镌刻的《石门颂》，记东汉顺帝时司录校尉杨孟文疏请复通褒斜道事，撰文者汉中太守王升，与杨孟文同是四川武阳人，杨是前辈。建和二年（148），王升至石门，感念往事，乃为文彰显杨孟文之功德。书丹者未直接署名，而由款文中推知，当是书佐王戒其人。王戒职位很低，不会被视为“文人、学士”之流。公元155年的《李君表》，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也未署书、刻者之名。公元509年的《石门铭》，直署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字，标志了历史的进步。但世称王远“并无书名”，意即不是书法家。列入“十三品”中的“衮雪”二字榜书，传为曹操所写，其余诸品皆非名家手笔。可以说石门石刻的书者，都不是书坛名家。历史上的褒斜道通塞不恒，每有大的修治，皆就地勒石而记之。浩瀚的石门石刻是褒斜道通塞的见证，这才是其肇始与流传之主因。后世，过往石门的文人、学士，为文、赋诗，只能是其副因。
“十三品”的组合及其形制、部位
石门摩崖石刻整体区域分布示意图
清代中晚期，随着碑学的崛起，碑刻或摩崖备受社会关注。唯因其数量过多，良莠混杂，不便观赏，遂有遴选精品之举。从百余种石门石刻中遴选的“十三品”，即为其例。众所周知的河南洛阳的“龙门二十品”，亦属此类。由于遴选角度不一，致有不同的组合。清代和民国所称的“十三品”，有十一品属共同认定，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将其名称述后：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汉《杨淮、杨弼表纪》摩崖、汉隶“石门”榜书摩崖、汉隶“玉盆”榜书摩崖、汉隶“石虎”榜书摩崖、汉隶“衮雪”榜书摩崖、北魏《石门铭》摩崖、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
另有两品二者指认不一：
清时所指认者：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即《保庆题名》）；
民国时所指认者：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修建石门水库时，即将民国时所指认的“十三品”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经修复后已供公众观赏。至于清时指认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今仍湮没于水库之中，令人不胜惋惜。
鉴于前后两种“十三品”虽指认不同，但皆属石门石刻之列，笔者乃予以归并，裒为专辑，共十五品。由于“十三品”之称已习以为常，因此仍延用旧习。现将这十五品的名称和排列顺序述后：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汉《杨淮、杨弼表纪》、汉隶“石门”榜书、汉隶“玉盆”榜书、汉隶“石虎”榜书、汉隶“衮雪”榜书、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南宋《山河堰落成记》、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
石门隧道两侧摩崖石刻分布情况手绘图
上述十五品，都镌于自然的崖面上，与山石混为一体。它们的大小、形状皆无定例。大者如《山河堰落成记》，通高226厘米，上沿宽510厘米，下沿宽506厘米，略呈长方形，当中鼓出，两边后缩为圆弧状。小者如《李苞通阁道题名》，其残高36厘米，上下宽各24厘米。此虽系残刻，下半段因崖壁崩塌而缺损，但由缺字估计，所缺部分与上半段大小相当，上下合起来，通高约为70厘米。镌于公元66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右面狭窄，左面宽阔，略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上沿平直，长272厘米，下沿倾斜，右高左低，斜长280厘米。其首行仅8字，末尾几行至11字。通高142厘米。镌于公元148年的《石门颂》，呈竖立之长方形，正文22行，行30—31字，排列规整，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上有题额，文2行10字。镌于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呈狭窄状的竖立长方形，刻字的排列上疏下密，首、足前倾，腹部后缩如弓形。镌于公元155年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呈四边形，甚小。镌于公元509年的《石门铭》摩崖，亦呈四边形，唯题额“石门铭”三字在右侧，与《石门颂》的题额在上者有别。“石门”“石虎”同为竖列的汉隶大字。“衮雪”系横列的汉隶大字。“玉盆”有二，横列的为汉人镌刻的汉隶大字，竖列的系宋人所仿刻。南宋晏袤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释文》及《山河堰落成记》两方摩崖，崖面经过琢磨，四周有边饰。在石门内外的其他宋代摩崖甚多，但皆无此装饰。这可能因晏袤是南郑县令之故，不能据此判定凡宋代摩崖都有边饰（前人曾有此说）。晏袤性嗜好古，且工书法，他作为地方官至褒谷山崖间撰文勒石，其精心制作，竟为石门摩崖之冠。这是一般游客的题名、题记所望尘莫及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皆无边饰，呈竖高形。
关于十三品的部位，亦依序述后：
《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在石门南250米处褒河西岸的山崖间，在其下方50厘米处，即为南郑县令晏袤所撰写的释文。
《石门颂》位于石门西壁中部，距石门南口五米多，其南侧半米许为《杨淮、杨弼表纪》摩崖。
《石门铭》在石门东壁中部偏北，约在《石门颂》的斜对面。
“石门”汉隶大字摩崖在石门北口西壁，其南侧紧接汉《李苞通阁道题名》。
北魏《石门铭》在石门东壁，距北口两米许。在《石门铭》下方，有北魏《贾三德题记》，亦称《石门铭小记》。
“玉盆”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南侧1500米处的河中巨石上，靠近褒河东岸。“衮雪”汉隶大字，镌于石门东南河中巨石上。距石门约25米。
《李苞通阁道题名》，位于石门北口上方东侧之山崖间。
《山河堰落成记》镌于石门南的山崖上，其下距谷底3米，上距汉魏古栈道壁孔约二百二十厘米，其东北角上方两米许，即晏袤《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释文》。
“石虎”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的石虎峰下。
南宋宝庆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在石门东壁。
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在石门南的崖壁间。
杨淮、杨弼表纪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拓片拣选尝试
汉中博物馆外景
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比较齐全，前后连贯，以保全其文献价值。精者，指字迹清楚、腴润，以显现其艺术造诣。“十三品”更不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笔者为选其精拓，辗转耗去数年之岁月，终无一中意者。1979年3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原大影印本，据称是“明代拓本，拓工精良，虽略有填墨，无损精神面目”。而一经过目，亦不尽然。至后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颂》的缩印本，虽字数较全，但笔画纤细，有伤神韵。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铭》原大影印本，经与原刻校对，竟有多处缺漏。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我对原刻的注意。原刻作为摩崖石刻，表面凹凸不平，有些字恰在凹下的部位，拓印时不易着墨。又因原刻分布于褒谷中的山野之间，山风呼啸，空气潮湿，这种自然环境对拓印极为不利；加之，多数拓工以拓印为业，但求谋生，而忽视质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过去传世拓本的缺字，就是在这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造成的。好在“十三品”的原刻，迄今健在，虽经搬迁，而其面目完好。遂请汉中著名拓工张忠发先生亲手拓印，不求速效，但求质量。
现将他拓印的《石门颂》《石门铭》拓片，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石门铭》相互对照，以窥其各自之优劣。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姑称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为旧本，新拓的为新本。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先说《石门颂》：
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中，“司”字下半段“口”部右侧的竖笔，旧本不可见，新本尚隐存。“校”字的“木”旁，旧本泐甚，新本清晰；“交”旁的右下捺，旧本也没有新本清楚。正文：“惟”字竖心旁的垂笔上部，旧本被填墨掩盖，新本则保持原刻真面。“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八字，旧本“泽”字仅存上半部，“注”字仅存下半部，“川泽”之后“股躬泽有所”五字均缺，而新本不仅不缺字，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而且每字都很丰润。“春宣圣恩”，“恩”字旧本泐甚，竟无从得识，新本虽泐而可识。“咸晓地理”，“地”字右下部旧本全泐，新本尚存。“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危”字旧本泐甚，几不成字，新本泐而隐存。“或解高格”，“高”字下部的“口”部，旧本无所见，新本尚健在。“守安阳长”，“长”右下捺，旧本全泐，新本隐存。
上述旧本之瑕疵，只能归结为拓本之拙劣，非原刻毁败之故。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碑额拓片，汉中博物提供
在旧本中另有“高祖受命”的“命”字和“世世叹诵”的“诵”字的下垂笔都被截断了。致使有伤笔意。“以汉诋（右旁应为“氏”）焉”和“焉可具言”两个“焉”字，前后写法不同，而旧本将前一“焉”字右下方向右弯转的弧形笔画，人为地肢解了，从而混淆了这两个“焉”字的区别。“垓鬲尤艰”的“尤”字右下笔末尾的挑笔，旧拓本也予截断。“谋合朝情”，“情”字的左偏旁旧本为“米”。凡此，不会是拓工之过，很可能是拓片编制过程中加工者臆断所致。至于何以有此臆断，则是很值得考究的。
旧本也有优点，如“履尾心寒”，“心”字下横弯笔末尾的挑笔比新本清楚。“焉可具言”，“具言”二字，新本石花较重，不如旧本干净。“至建和二年”，“至”字下横笔，新旧本皆泐，新本尤甚。“魏整字产伯”，“整”字旧本好于新本。此外，旧本的笔画尚能充分表达原刻的意态，不失为临摹学习之佳品。这些，皆可视为石刻在早前岁月中的真迹，当是十分可贵的。旧本之早，似无可讳言。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拓本，由于人为的失误，致有上述弊病，诚可诫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再说《石门铭》：
旧本首行“此门盖永平中所穿”的“此”字犹存，是甚为难得的“此”字本。“此”字毁于清初，至后所拓者，皆无“此”字。然亦有作伪者，以《石门铭》中“导此中国”的另一“此”字补之。今审视旧本中先后二“此”字，前后写法有别，可知皆为真迹无疑。新本无“此”字，这是无可补救的。
正文中“廻车已南”，“南”字新本泐甚，旧本尚存。“以纪鸿尘”，“以纪”二字，旧本也比新本好。
旧本所不足者如后：
“以天险难升”旧本缺一“以”字，新本“以”字泐而尚存。“领徒一万人”，旧本缺“万人”二字，新本泐而可识。落款中“卅日戊申”，“戊申”二字，旧本没有新本清楚。《贾三德题记》：“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这一段文字，新本非常清晰，旧本十分模糊，且缺少“文后汉”三字，须知这三字原刻迄今健在。旧本又多出宋人题名一段：“曹彰、李禀绍定己丑熟食日识。”绍定者，南宋理宗赵昀之年号，己丑系绍定二年（1229），此段题名，本与《石门铭》无干，不知何以被收入《石门铭》拓本之内？
还有一个问题，即旧本后面的释文，出现了几个错字：如“戎夷递作”，“戎”释作“屯”，令人费解。此字本系“戎”字。《说文》：“戎，从戈甲。”属会意字，写法比较怪异，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屯”字。“磵阁堙褫”，“堙”字很清楚，取其堙没之意，而被误释为“烟”字。“自廻车至谷口”，“谷”字被误释为“洛”字。“汉德是强”，“汉”字被误释为“凭”字。“水眺悠皛”，“皛”字被误释为“晶”字。另有“领徒一万”的“万”字，“填磎栈壑”的“壑”字，“永怀古烈”的“古”字，旧本中皆隐隐可见，释文中却以□示缺。凡此，皆有损拓本的文献价值，也给临摹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予以厘正。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新旧拓本各有所长，旧本因拓制较早，石刻面貌自应比后来的好；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及操作的粗糙，接连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以致使拓本遭到不应有的损害。新本拓制较晚，若因石刻原貌受损，则是无可挽救的缺陷；若因人为的失误，则可在精细的操作中予以弥补。事实说明，后者的潜力是很大的。新本《石门颂》和《石门铭》能够优于旧本，当为明证。
石门铭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提供
石门铭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门铭摩崖手绘图
石门铭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字形、字意考辨举要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十三品中，为时最早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是在许慎《说文解字》以前镌刻的。次如《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纪》等摩崖，虽镌于许慎《说文解字》之后，但因地域的限制，其中的一些冷僻字亦为《说文解字》所未载。因此说，十三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刻字，并非约定俗成而又规范化的文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的特色，也反映了书者个人的习惯。对这部分刻字，历代识者颇多，注家蜂拥。其中确有见地者，如宋代欧、赵、洪诸家，清代的王昶和冯氏二兄弟等，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石门石刻研究中所不能忽视的。
十三品中，最为诸家赏识的莫过于《石门颂》，现以此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前贤的著录：
欧阳修《集古录》云：
古汉司隶校尉杨厥碑，用字简省，复多舛谬，惟以巛为坤，以余为斜，汉人皆尔。独诋（右旁为“氏”）字未详。
按：“
”见于《石门颂》正文首行“灵定位”之句，原字是“”而非“巛”。“余”亦见于《石门颂》首行“余谷之川”之句。余即褒斜之斜。欧阳修说“汉人皆尔”，说明这两字在汉时已通用。《郙阁颂》摩崖有“兑之间”即可为例。赵明诚《金石录》云：
余尝读《后汉书·邓骘传》有云，“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章怀太子注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则读为元二……又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未必然也。”
按：“元二”见于《石门颂》正文五行“中遭元二”之句，紧接此句者为“西夷虐残”，赵氏录文中将“夷”误作“戎”。洪适《隶释》云：
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水经》、欧、赵皆谓之杨厥碑。蜀中晚出杨淮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赵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予按：汉刻如《北海相景君碑》及《李翊夫人碑》之类，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赘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荡荡”“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书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则下文不应又言人民。汉注之非，明矣。王充《论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章帝记》所书，建初三年以后，灵芝，甘露之瑞皆同。则《论衡》所云“元二”者，盖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邓君传云，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诏骘将羽林军五校士击之，冬，征骘班师，迎拜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崇节俭，罢力役，进贤士，故天下复安。四年，以母病求还侍养。则此传所云“元二”者，亦为元年、二年也。《安帝纪》书两年之间，万民饥荒，羌貊叛戾。又与传同。此碑所云“西夷虐残，桥梁断绝”正是邓骘出师时，则史传碑碣与《论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平者，安帝之始年。乃知东汉之文，所谓“元二”者如此。
按：洪氏对《水经》、欧、赵关于“厥”字之误和章怀太子李贤关于“元二”即“元元”之误，辩之甚明。唯洪氏引王充《论衡》所云：“四年（章帝初建），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而《后汉书·章帝记》谓“是岁（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又谓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其间略有小异。但《论衡》所称“元二之间”在章帝建初元年二年，仍应肯定。至于《后汉书·邓骘传》所云：“元二之灾”正是《石门颂》中的“中遭元二”。洪氏备述《石门颂》中由两字重叠而成的词，如正文十行“蒸蒸艾宁”，十二行“君德明明”，十三行“无偏荡荡”，十七行“世世叹诵”，十八行“勤勤竭诚”，这五处重字，原刻均以小二代之，此小二书作“
”，均书于上一字的右下侧，而“元二”之“二”为大二字，与此迥然不同。洪氏对此的辨别，确有其独到的眼力。
由于《石门颂》摩崖日渐残损，传世拓本又常因拓工低劣而失真，历代识者仅以拓本为据，难免会有失误，因而在诸家著录中常有歧见，甚至有舛误和疏漏。
如《石门颂》正文二行“益域为充”的“充”字，洪适释为“冲”字。后世附和者甚多，笔者亦曾持此论。久经思虑，冲字于文意有悖。原文是“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意即褒斜道向南发展，使各方商旅由此道通往益州，从而使益州为之充牣殷富。这个“充”字，即充牣之充，而非要冲之冲。《石门铭》中有“充牣川内，四民富实”之句，可为佐证。充与冲，形、意各别，从无通假之处，二者无由混淆，乃重予正之。
再如正文一行“川泽股躬”，“股躬”二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释作“股肱”；《褒谷古籍辑略》释作“服躬”，皆非。原文是“坤灵定位，川泽股躬。”股者，肢也；躬者，体也。意即主管大地的神灵，安排山河的位置，使山川如同人的躯体和四肢。此系股躬之妙用，似不宜作他解。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书法小议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平心而论，“十三品”作为摩崖，其主要功能在于记事述史，其文献价值是第一位的。然而，从书法角度看，今人给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书法宝库”；日本著名书家种谷善舟先生题刻称“石门石刻，日本之师”。“十三品”中的《石门颂》和《石门铭》，有幸被列入学界公认的书法经典。这一切，自非偶然。盖其书者，虽不是名声显赫的书法家，而他们的字，本来有深厚的功力，却长时默默无闻，这叫实至名不归；近现代以来，他们的的字被书坛推崇备至，才得以实至名归。他们在普通劳动中，创造了并不普通的业绩。这是最令人称道的。
近世，对“十三品”书法品评多不胜举，其中引起共鸣者，莫过于隶草之论。而愚以为，此论或有可商榷之余地，特就此奉恳，以侍明教。
考“隶草”之称，肇自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该文云：
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
这里的隶草，系指章草而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有“隶草”之语，其文曰：
《杨孟文碑》（指《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实为命，康氏误）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隶中之草也。
其后，附和者甚多，或被视为圭臬。其实，未必然也。
试想《石门颂》全文六百余字，何以只将“命”“升”“诵”三字的垂笔拉得很长？可能是因此三字在书者心目中有一种极为神圣的特定含义。“高祖受命”，象征着天意。《尚书·诏告》：“惟王受命”，孔氏传曰：“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向惟王受之”。所谓“高祖受命”，即指汉高祖刘邦受命于天，或者秉承天意，与下句“兴于汉中”相衔接，言发迹于汉中而定天下。这个“命”字自然关系重大。书者预先将命字安排到石理剥裂处，书写时将其垂笔拉长至二格许，恰填其空。这一垂笔不仅破格的长，而且笔力十分厚重，意味着强大的汉王朝久远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叹诵”的“诵”，其垂笔之长，预示后辈对前辈杨孟文其人（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的功德长诵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笔之长，既表露书者对顶头上司汉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隐寓太守官位的升迁。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门颂》后文中，另有“赵诵字公梁”之“诵”，这一“诵”字的垂笔却未见拉长，可证前一“诵”字的垂笔之长，并非随意而为。总之，“命”“升”“诵”三字垂笔之长，原系书者以形寓义、随事喻旨之情在笔下的流露，当属书外之因。正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所云“命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寸者，盖指此《颂》也。然此处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翁氏之言，甚为中肯。其“非可以律隶法”之说，尤有深意。
仅举此例，意在说明书写中的书外之因，对此不能不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手绘图
就《石门颂》的整体而言，其隶草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西壁，其表面并不像一般石碑那样光平，好在书者很善于因地制宜地施展技法，使其通篇疏密相间，且字形大小参差不齐，有别开生面的野逸之趣，比之流行汉碑，未免有某种草意。所以，在科举制度盛行之时，士人并不钟情于《石门颂》。近世，它备受书坛青睐，以其固有魅力使然。
其二，《石门颂》本属摩崖，而又与常见的摩崖不同。一般常见的摩崖，分布于崖壁之间，书丹者上下左右尚无限制。而《石门颂》位于隧道之内，由于隧道内壁呈拱形，使其表面有弧状，特别是“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之题额，恰在上方的部位，弧状尤甚，其字径虽比正文大了许多。而笔画反比正文纤细。可以想见，书者在书丹时，因受隧道顶部的限制，必然身体后仰，尽力扬臂向上，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寻常。此题额十字之纤细，虽无伤大雅，但这一反常之势态，岂非又呈现出某种草意？
其三，《石门颂》中，有些字的运笔就有行书意味，如“途路涩难”之“路”字，“故司隶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三字右偏旁的“攵”，皆系今之行书；又如“绥亿衙疆”之“衙”字中间上部的“五”，“政与乾通”之“乾”，皆有行书意态。可以说以行书的部分笔画入隶，《石门颂》堪为嚆矢。
平心而论，《石门颂》的魅力，并不限于其隶草特色。在此不妨举例如后：
例一，《石门颂》中同一字时常两次或多次出现，而书者以其娴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别。如9个“君”字、6个“道”字、8个“字”字、5个“安”字、4个“汉”字等等相同之字，在用笔和结体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别。尽管相同之字达5字、6字、7字、8字、9字之多，也绝无例外。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写法和意趣各别；8个“字”字和两个“守”字的10个“宀”部，其两侧的下垂笔长短各异，且各具篆意，上面的点，或正、欹、直、弯、断、连，其间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点。此乃功力使然，毫无半点虚假。大凡著名的汉碑，皆不乏重字异写之先例，但比之《石门颂》却有逊色。
例二，《石门颂》中的主横笔最具风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十二字（实际还很多）。不难看出其横笔的奥妙。同是落笔的上挑，而相互有别，同为横笔的波势，而各呈其姿。善隶者，常称这一横笔为主笔，多刻意着力于此，致使其模式化，难免入俗。似《石门颂》这般意态相宜又脱尘出俗，却实属难得。
例三，《石门颂》中的多数字，结体宽博，点画匀称、丰润，笔力遒劲，意到笔到，显得黑白分明，天清气朗。另有少数字，字形较小，而字势毫不逊色。如“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等字，此属《石门颂》正文之后叙说承办者职衔、姓名的一段文字，因承办者系太守下属人员，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汉《西狭颂》摩崖正文后的《题名》，也作如上之处理，此乃时俗使然。
例四，《石门颂》中虽不乏笔画稠密的繁体字，但就多数字而言，似有力求简约之趋势，如“荫”“德”“宁”“继”“毒”等12字。从中不难窥见汉人去繁就简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汉刻中，亦有类似情况出现。如《西狭颂》摩崖，也有许多简笔字。这些简笔字，肯定是时之流行字，书者基于达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书。笔画虽简省，但无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
上述诸例归结起来，似可说明，《石门颂》这方摩崖，无论在用笔、结体、章法乃至用字等等方面，都是富于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全凭书者才情技艺的瞬间表露，就像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灵感那样，是难能可贵的。无怪乎清人王昶《金石萃编》称：“是刻（指《石门颂》）书体劲挺有姿……推为汉人杰作。”杨守敬《评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类似评说甚多，或有过誉之辞，而《石门颂》的魅力，却是诸家认同的。
“十三品”的书法包罗甚宽，在有限的短文中，似难一一备述。以上所论及者，只不过是其冰山一角。仅此也有待书坛贤达审示。（作者系汉中博物馆原馆长）
汉中博物馆外景
汉中博物馆石门十三品展厅内景
史忠平
《石门十三品》是陕西汉中褒谷石门摩崖中以汉魏为主体、艺术价值很高的十三种石刻。其中《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四品，是汉魏时期不可多得的大字隶书，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除郭荣章先生对此有过单篇论述外，其余论著多一笔带过，未曾细究。
分析已有成果可知，此四品之所以被冷落，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字数太少；二是其作者多为传说；三是内容为风景描写而非历史事件。然而，这几点恰恰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作为少数大字汉隶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以及作为景观刻石在书法文化与地理学中的意义都须引起重视。
褒谷摩崖与汉台文物
石门南崖褒水沿岸区（2号：汉隶“玉盆”；3号：汉隶“石虎”；4号：汉隶“衮雪”；18号：清摹刻“石门”二字碑）
作为镌刻在褒谷摩崖上的大字石刻，石门四品原初存在位置以及尺寸分别是：
1.《石门》摩崖，原刻在石门北口西壁。高82厘米，宽50厘米。二字竖行排列，字间距16厘米，字径约35厘米。字迹笔画清晰完整，上无年月与书写者姓名。
石门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门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2.《石虎》摩崖，刻于褒谷南口石虎峰下的山崖间。高100厘米，宽50厘米。二字竖行排列，字径30厘米，隶书。“石虎”右下侧有小字落款“郑子真书”。
石虎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虎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3.《玉盆》摩崖。刻在石门南面三华里褒水河中一块洁如玉、形似盆的巨石上。高约61厘米，宽103厘米。隶书，横向排列，字径30至35厘米。原刻因风浪冲蚀已经漶漫不清。“玉盆”大字左上侧有南宋刻“玉盆”二小字，隶书，竖行排列，字径18至23厘米，正下方刻南宋游人题名一则，内容为“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楙，庆元二年（1196）二月壬申，因视堰来”。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在此“玉盆”二小字左上侧复有南宋刻“玉盆”二小字，竖行排列，正下方亦刻南宋游人题名一则，内容为“曹济之、庞公巽、曹章、李禀，绍定乙丑清明日识”，三行，行八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以楷为主。
玉盆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玉盆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4.《衮雪》摩崖。原刻在石门隧道以南幽谷激流中的巨石上。高67厘米，宽148厘米，字径35至46厘米。“衮雪”二字左侧刻有隶书“魏王”二小字。
衮雪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衮雪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20世纪70年代，因修石门水库，此四石被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由原初的褒谷摩崖变为陈列于汉台的文物。
民间传说与书者考述
在石门四品中，《石门》上既无年月，也无书写者姓名。《陕西金石志》说其书刻时间“相传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时也”。但据郭荣章考证，石门二字的书写应晚于永平四年（61）。
根据落款，《石虎》的作者是“郑子真”。郑子真，名朴，字子真，据后汉赵歧《三辅决录》载，其人“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陕西金石志》亦说他“隐于谷口，王凤尝三聘不至”。此等不为名利所趋的气节，引来后人的赞颂。明人崔应科就曾作诗云：“游观褒谷寻贤豪，郑子当年在此韬，王凤权奸难幣聘。江龙濑石比醇醪，功名富贵弗庸数，道德清贞谁可挠？试想古今穷达客，将台岂似钓台高”？
关于郑子真隐于褒谷之事，史书记载颇多，另有存今的“汉隐士郑子真先生故里”石刻，以及作为褒谷二十四景之一的“隐士钓台”佐证，加之“郑子真书”的落款，使得《石虎》出于郑子真之说流传已久。但正如清人罗秀书在其《褒谷古迹辑略》中所说：“石虎虽有西汉郑子真名，然笔力远逊汉人”，即疑此石落款为后人所附会。考书史，汉人隶书多不落款，由此，《石虎》落款应是后人根据传说所刻，其中之因主要是出于对郑子真人格的仰慕。
《玉盆》相传为张良所书。因为《褒谷古迹辑略》中说：“'玉盆’二字笔力殊是东汉体，惜无名姓，然旁有石孔四，昔覆亭于上，必非常人也。余始至褒闻老生云'玉盆’旧有留侯书，今无矣”。“留侯”即张良，史载张良于公元前206年曾给刘邦献策火烧栈道以防诸侯盗兵袭之。刘邦采纳此计并命张良在归途中烧尽所过栈道。也就说，张良焚烧栈道时必经“玉盆”之地，但毕竟为大多文献所不载，仅凭民间传说并不能确定其作者。但据书体的风貌，应为东汉人手迹。
最早述及《衮雪》出于曹操之手的文献是《褒谷古迹辑略》，其文曰：“'衮雪’隶书二字横刻于河中巨石之上，此处石多浪激如滚雪。然有'魏王’二小字。'衮雪’有三处，二刻石崖间，宋白巨济与国朝（指清朝）张令书。唯浪中石尖所刻似魏王手笔”。《陕西金石志》卷五记“《衮雪》，按字各方二尺，隶书，横列，下署'魏王’，在深涧之中，急湍乱石，濆沫若雪，故名'滚雪滩’。考建安中，魏武两至褒中，当系尔时所书”。
正因《衮雪》有“魏王”落款，加之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和建安二十四年（219）曾两度到过汉中，所以，“衮雪”出于曹操之手似乎成为定论。郭荣章《“衮雪”摩崖与“魏武精神”》一文曾根据罗秀书所言进行分析，认为石门三块“衮雪”摩崖中，白巨济与张令所书都是对魏王所书的模仿，另考曹操二进汉中，还有其性格等因素，认为“衮雪”二字还是体现了曹操的精神。紧随郭先生言论者有刘洁、曹忠德、日本学者贯井正等。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王彬从曹操善草不善隶的书史记载，以及与石门其他摩崖的对比等方面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衮雪”不是曹操所书，其书写者应是《山河堰落成记》的书写者。
考书史，晋张华《博物志》说汉代崔瑗、张芝、张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张怀瓘《书断》也说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可见，曹操的确擅长草书。但唐代还有人说“曹操书，金花钿落，遍地玲陇，荆玉分辉，瑶严璀璨”。这显然又是其另一种风格。卫恒《四体书势》说汉灵帝时，能书之人甚多，但师宜官为最，其主要特点是善于写“一字径丈”的大字。梁鹄曾留心收集师宜官的字迹来学习。后来，曹操将梁鹄手迹悬在帐中观赏。还说梁鹄也善写大字，当时宫殿题署多是鹄书。这里说明了曹操学梁鹄，梁鹄学师宜官，而梁、师皆以大字隶书见长的情况。由此可见，曹操理应擅长大字隶书。南朝庾肩吾《书品》说“魏帝笔墨雄赡”，这与“衮雪”的气息甚合。由是推之，大字隶书“衮雪”出于曹操之手尽在情理之中。
总之，对于四品的作者，由于资料缺乏，论者多以传说沿袭。但大字隶书的气象的确反映了汉魏精神。
擘窠隶书与汉魏精神
如前所述，擘窠大字在汉代已经为人所褒，但无论善题壁的师宜官还是善题匾的梁鹄，都没有为后世留下大字遗迹。因此，“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八字就成为见证汉魏隶体擘窠书的珍贵资料。
由书史记述可知，大字书写主要有五个特点：其一是书写的载体多为垂直的立面。这种情况下的书写，身体与壁面平行，姿势变化幅度大，难度远超过正常体位的书写。《书法录》中曾记载，三国时魏明帝曹睿建成凌云台，决定由当时的大字名家韦诞题写匾额。由于工人的疏忽，未题署而先订榜。只好让韦诞站进一个筐里，用辘轳把他拉上去，在空中书写。匾额离地有二十五丈高，韦诞非常害怕，后来他告诫子孙再也不准练习擘窠大字。这形象地说明了汉魏时期悬空题匾的情形。这正如朱履贞所说“悬臂作书，实古人不易之常法”。石门摩崖以自然崖壁为载体，像“玉盆”“衮雪”又在水中，书写环境甚危，无异于韦诞的空中书写。
其二是书写的字数较少。汉魏时期，纸张的应用还未普及，且规格较小，当时民间流行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出于实用与节省材料的目的，当时的汉字书写大都比较小，以便有限的材料上写更多的字。但在建筑的匾额、墙面、巨石和自然崖体上书写者，多以字大、字少为特点，此非以实用为目的之故。石门四方大字摩崖便是少数大字隶书的典型代表。
其三是可以当众表演。师宜官书壁就属表演行为，因为，他要靠观众来筹酒钱。而且，他的壁书当为大字，因为，其书写过程应该让观者清晰可见并能在短时间完成。以大字题壁表演在魏晋时也非常兴盛，如王献之“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相传曹操在见褒河水浪花飞溅，如雪翻滚，遂大书“衮雪”二字时，身边随从的文武官员也是齐声喝彩，当有人问到“衮”字为何不写三点水时，曹操得意地说：“衮在水边，何以缺水？”可见，曹操在书写《衮雪》时，无疑是具有表演性质的。
其四是特殊的执笔方法。唐代韩方明《授笔要法》中说：“撮管：谓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书或书图幛用之。握管：谓捻拳握管于掌中，悬腕以肘助力书之”。米芾《书史》录张伯高帖语说“往往兴来，五指包管”，为题署及颠草而言。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称，“书有擘窠书者，大书也。特未详擘窠之义，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笔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大书用擘窠。”这些都是说，在垂直壁面上书写大字时，多需握管并用力而为之。石门四品平均字径都在30厘米以上，并在崖体、巨石上书写，非大笔与特殊执笔不能为。
其五是有一定的书写技巧。擘窠书表现要有强烈的体积感，字要能团的住，点画贵厚重，空间宜密不宜疏，要逞径丈之势。《石门》《石虎》笔笔紧扣，如榫卯焊接，笔画饱满，空间紧密。《玉盆》《衮雪》点画雄浑，有很强的塑造感和视觉冲击力。
作为擘窠大字，石门四品内含上述五个特点。正因如此，其从视觉样式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感受也特色独具。
从艺术风格看，“石虎”二字紧结端庄，用笔厚实遒劲，粗细变化较少，结体为隶，笔画似篆，庄重严肃，颇有装饰性。其中“石”字左波挑，“虎”下面三竖，都在开张中孕育着内敛，在朴拙中透露出倔强。《陕西金石志》称“石门”二字“浑朴沉雄”，其中“石”字，有两个特点，一是起笔横画较短，没有超过下半部分“口”的一半，二是撇画内收，没有向左方开张处理，这两点在汉代隶书中“石”的写法中比较少见。此二字书写性极强，大幅的提按尽显隶字之姿。撇在收笔时留下的飞白痕迹，反映出枯笔出锋的书写状态。《玉盆》原刻虽磨损严重，但从刻痕中仍可见苍劲古横之气象，就清晰可见的宋刻“玉盆”而论，亦线条匀称柔韧，左舒右展，松弛自然，颇得汉隶精髓。“衮雪”二字，笔触圆润流畅，刚柔并济，“衮”字点画灵动，一派活态；“雪”字平和内秀、静穆庄严，一动一静，浑然而处。曹操的传世书迹，据宋郑樵《金石略》载有篆书《大飨碑》，明人杨慎《丹铅总录》说“操书传世绝少，唯《贺捷表》元时尚有本”。清人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七记载曹操曾在武昌黄鹤楼侧用正书题“涌月台”三字，并评价说“凛凛有生气，可想其运腕时无限锋芒也”。但这些只是记载，没有遗迹。所以，“衮雪”也算唯一可依的曹操书迹了。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叹道：“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后人又有诗赞“衮雪”曰：“滚滚飞涛雪作窝，势如天上泻银河。浪花并作笔花舞，魏武精神万顷波”。
总之，《石门》《衮雪》等汉隶大字，各具雄强之势。作为汉隶，它就像汉代石刻与造像一样，彰显着汉魏沉雄宏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气象。
郑、曹落款与“玉盆”题名
石门四品中，《石虎》与《衮雪》有作者“署名”，前文已经说明均为后人补刻，其艺术水准均不能与大字相比。
汉中石门内壁摩崖一隅
镌于石门内壁的摩崖石刻，除归于“十三品”者外，还有宋代十七种，加上《李文炳等题名》，名曰“石门题名十八段”。其内容多属游记，但也涉及有关褒斜栈道和古山河堰的史实。与此相对，“玉盆题名十二段”则指镌于玉盆景区的十二段题名石刻。这些题名原刻已毁或淹没水库中，但有幸的是《金石萃编》等文献为我们辑录了这些题名的尺寸、行数、字体及文字。如果说“石门题名十八段”针对整个石门内外摩崖而不仅指《石门》二字的话，“玉盆题名十二段”则主要针对玉盆景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目前所见的《玉盆》摩崖拓片中，仍有两则题名保留其中，这对我们研究玉盆题名书法大有裨益。
“玉盆题名十二段”翔实记录在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三中，郭荣章曾有《“玉盆”摩崖及其题刻浅识》一文详细摘录并考释，此不赘述。本文据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所载进行整理，孙氏碑录卷八说“玉盆在褒城县北八里水中，乃石生成，不费斧凿，光洁如玉，内有'玉盆’二大字，仍镌唐诗曰：'石硁盆琢玉，川激水拖蓝’”。
碑录中记北宋玉盆题名三段，分别是：1.张元翊等题名，正书，崇宁元年。2.李鳌等题名，正书，无年月。3.瑞同题句，正书，无年月。
卷九录南宋玉盆题名十段，分别是：1.李□彦等题名，正书，建炎三年三月。2.晏德广等题名，八分书，淳熙十一年。3.石邵等题名，八分书，淳熙十二年三月。4.闾丘资深等题名，八分书，庆元二年二月，上有“玉盆”二大字，亦八分书。5.牟节甫等题名，正书，开禧二年正月。6.李□熊题名，八分书，嘉定元年五月。7.安丙等题名，正书，嘉定二年闰月。8.何武仲等题名，正书，嘉定四年八月。9.李□能题名，八分书，嘉定十七年，下半为李一鳌磨去刻“石盆如有意，要洗贪者亷”十字。10.曹济之等题名，八分书，绍定二年三月。
在诸多“玉盆”题名中，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与曹济之等南宋绍定题名非常重要。因为汉代“玉盆”大字原横刻于河中巨石的下方，久经风浪冲蚀，字迹逐渐漶漫。南宋时，闾丘资深等人见此，恐其泯灭，遂在原石上方仿其笔意另竖刻小隶书“玉盆”二字，字径18至23厘米。绍定二年（1229）三月，曹济之等人又在小“玉盆”左侧竖刻更小的“玉盆”二字。如今，虽然三个“玉盆”都得到了保护，但清晰可见者，仍是两个小“玉盆”。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说“书者未详年月、姓名，石上题字几满，有晏袤字一段，又有小隶书玉盆二字，又有题名二段”。此二段题名应该就是闾丘资深、曹济之等人的题名。
第一段题名内容是“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楙，庆元二年（1196）二月壬申，因视堰来”。《金石萃编》载其“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寰宇访碑录》载“闾丘资深等题名，八分书，庆元二年二月，上有'玉盆’二大字，亦八分书”。二者记述一致，从现存遗迹及拓片来看，“玉盆”二字舒展饱满，写法与原刻相似，其下题名结构严谨，用笔从容自如，是比较纯正的汉隶。可见，书者虽为宋人，但确在尽力追求汉代石刻的沉雄气象。
第二段题名内容是“曹济之、庞公巽、曹章、李禀，绍定乙丑清明日识”。《金石萃编》载其“三行，行八字，正书”。《寰宇访碑录》载“曹济之等题名，八分书，绍定二年三月”。对曹济之等题名的字体，记述不一。观其原刻及拓片，该题名确实介于隶楷之间，如上面“玉盆”二字、题名中“之”“定”等字为隶书，其余字则以楷为主。整体上，这段题名书法水平不及第一段。
石门刻石肇于汉魏，盛于南宋。可以说，宋时士大夫入蜀者，莫不濡毫于褒谷。本节主要论述了《玉盆》题名内容及其所呈现的书法水准，以此推想已经漶漫不清的汉代《玉盆》原刻。
汉代“玉盆”的消亡与宋代“玉盆”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书法的传承，也是一种景观的传承和再造，更是一种景观书法文化的传承。
观景书法与书法景观
在石门十三品中，《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可谓典型的观景书法。因为其内容既非记事，也非颂功，而是描写褒谷风景的状物抒怀之作。如石门是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隧道，这种奇迹般的工程无疑会引起人们的诸多感怀，“石门”二字就是为这一奇观而书，字间寄托着书写者的崇敬与豪情。石门对面，有一座石虎峰，二者隔褒河相望，素有“石门对石虎”之句。而“石虎”二字正是郑子真有感于石虎峰的如虎之状而写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实五斗”。明张良知《汉中府志》云：“玉盆在褒水中，乃石生成，不费斧凿，光洁如玉”。清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也说“此石中凹似盆，色白如玉”。一块巨石，因其形如巨盆，色泽如玉，堪称自然之奇观。所以，汉时有人见此，便书“玉盆”二字以喻之。相传建安年间，曹操曾两次来到汉中，在褒河边见石多浪激，如飞雪翻滚，遂书“衮雪”二字以抒怀。可见，石门四品皆缘于作者观景之后的情感表达。它们在褒谷之内集体展现并形成了具有特殊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从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书法景观。
书法景观是“文化地理学”中“书法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捷、吴慧平等人在此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这些成果并未引起书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不过，当我们讨论石门摩崖时，这一问题似乎无法回避。因为，书法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书法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来看待。而书法作为人文景观，又是汉字书写、人文内容与自然景观三方合成的结果。《石门》等大字隶书，正是书写者有感于自然景观而为之题名，并将具有文化内涵的题名通过凿刻置入自然景观，由此形成新的书法人文景观。
汉中石门汉隶“石虎”摩崖外景
其主要特征是：
一、字径巨大，展示位置非常醒目，具有明显的外在性和直观性，远望则气势恢宏，表现出自由博大、拙朴率真的山野之趣。
二、书法内容及形式，通常与当地人文社会及自然景观元素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
三、书写者的传说、轶闻、故事成为构成书法景观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有关郑子真、张良、曹操的传说与故事，不仅让石门大字摩崖染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让观者在欣赏书法的同时，感受书写者的个性与气质，进而体会到书法景观中的人文内涵。
四、子景观的衍生。石门大字摩崖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互感互动的人地关系，是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叠加书法家创造而形成的人文景观。一旦这些景观得以形成，则后来者又会因此创造新的景观。譬如，在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的记述中，“玉盆”“衮雪”旁的石上都存有四孔，言昔日曾有亭覆于其上，这应该是由《玉盆》《衮雪》这两道书法景观衍生而来的建筑景观。而前文所述“玉盆题名十二段”则是后世游客围绕玉盆而创作的新的书法景观，以致到清代时，“浮浪玉盆”成为褒谷二十四景之一。不管是覆于其上的小亭，还是题于周围的游记，都可以说是“玉盆”这一书法景观所衍生的子景观。
结 语
汉中石门古褒斜栈道外景
石门石刻是以古褒斜栈道和古石门隧道及其沿途风物为依托的自成体系的摩崖石刻群，石门十三品是这一石刻群中的上乘之作，而《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则是十三品中风格独具的四品。从内容上讲，它们都是写景状物之作，均为二字，具有借物抒怀、标识景点之功能；从书写者来讲，其作者虽不能确指，但都有真实可信的传说，具有佐证书写时代的价值；从艺术水准来讲，八个字均是擘窠大字，或宽博苍浑，或峻拔刚正，或高古神异，或流利婉转。以篆笔作隶，熔朴拙、雄奇于一炉。以崖壁为载体，合刀、笔为一体，尽显山林野逸之气；从落款与题名来讲，无论是伪托书作者的好事者，还是亲手题名的文人墨客，都表达了对这些擘窠隶字的敬畏，以及对石门石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从文化性格来讲，石门十三品是当之无愧的古代书法景观，而石门四品隶体擘窠书则是石门书法景观中的书法景观。因为，它们是作者触景生情，为石门景观而作的书法；是就地取材，在石门景观上所作的书法。这些擘窠书，源于石门之景，又归于石门之景，从而再造石门之景，最终开启了后人对石门之景的续造。由此可说，《石门十三品》中隶体擘窠书的价值与意义不仅是书法史上的，还是书法地理学上的，更是书法文化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