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就是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文丨书情画意 · 主播丨雪沐清晨
01
临终关怀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的care,并非是治疗性的cure。这项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让重症临终病人有尊严的、有心理缓解的离去，同时也帮助家属接受即将离世的现实，并能够理智的对待亲人离世的悲哀。
就世界范围而言，它的出现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20世纪下半叶，桑德斯博士建立了标志着临终关怀事业萌芽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
中国临终关怀事业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建立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事业在中国的境遇却仍然十分坎坷，制度模式的缺陷成为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李萍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抗癌药物对中末期肿瘤病人是无效的，此时医生会通过和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不再给病人服用没有意义的化疗药物和抗癌药。而是在维持病人生命体征的前提下，使用一些镇定剂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因此，也有人称临终关怀是“缓安乐死”。
我很想说一句，这不是“缓安乐死”，而是让生命带着尊严“谢幕”。
目前社会上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只能满足约15%的需求。同时，临终关怀的学科在医学院中也很不受重视，相关的专业人士缺口非常大。
02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死亡学”在20世纪初就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随着美国对死亡学研究的深入，相关教育从起步走向普及，“死亡教育”也得以进入学校成为必修课程。紧随其后的日本、英国等国家，也已经陆续开设死亡教育课程。
为了更好地推进死亡教育的发展，普遍建立起良性的生死观，各国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和研究机构，并编写了一系列教材，保障从小学到大学以及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都能够正确合理的开展死亡教育课程。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中国，对于死亡，我们一向是选择闭口不谈，如果你问最初接受的死亡教育来自哪里，很少有人会回答来自于父母。
关于死亡，中国人的忌讳就像是我们羞于表达性和爱一般讳莫难测。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
“我们对那些临终者的浑浊的眼神过分的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的歧视”。我们始终没有用太大的精力去关注死亡，但其实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朝着死亡这条路上走。
我还记得著名演员高亚麟在谈及父母与子女时曾提道，父母是挡在子女和死亡之间的一堵墙，父母在的时候，身为子女会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孩子，父母在就有安全感。一旦有一天这堵墙没了，身为子女的我们会直面死亡。
通常我们对于亲人死亡是毫无准备以至于情绪崩溃。最后，没有人会问他去了天堂还是地狱，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人不会回来了。
有调查显示，在丧亲的人中，82%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生活，存在失眠、焦虑、健康受损甚至轻生的念头。
我们所有人都缺失的一堂课正是我们是否敢于拥抱死亡，死亡教育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教育。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是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书的力量多半不源于它自身，而源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
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获得某种关于死亡而新生的力量来源，也没有获得某种适宜的时机，这大概还是根源于“人死后会变成星星”的美丽信仰。
要补齐这堂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的进步也让我们对人文关怀的需求越来越高。2019年9月，中国国家卫健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建议》，进一步推进医疗与养老的深度结合，其中明确鼓励养老机构与护理中心和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的合作，临终关怀服务在国家层面逐渐受到重视。
这或许也就意味着“死亡教育”这堂全民教育课正在慢慢开展。
善始善终是对一个中国人最好的评价，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走上善终的道路，这应该就是我们走向一个更文明的标志。
03
最后，请假想一下，以后你会如何告诉你的孩子关于死亡的问题。
“妈妈，阿姨怎么了？”
“阿姨死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阿姨不能陪你玩儿也不能送你去上学了。”
“什么叫做死了？”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都有一个计时器，每个人都会死去，我也不例外。”
“妈妈也不例外吗？”
“对。不过那个时候宝贝已经长大了，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应该也变成了大人吧。”
或许她听懂这个答案需要很长时间，但至少关于死亡教育的启蒙从这一刻就真的开始了。
“那你可以等我变成大人再离开我吗？”
“不出意外我会的。”
“拉勾。”
“拉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