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从赞美无聊到困厄无聊，无聊何以聊？
文/陈根
人人都会无聊，处处都有无聊。通常，无聊被认为是对单调乏味活动的直接反应。无聊是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无论好坏，它与任何其它的精神状态一样，都是无可避免的。有时，它甚至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感受。
诗人布罗茨基曾写过一篇名为《赞美无聊》的文章。在诗人看来，所谓的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由此生出个体渺小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向无聊致敬的理由。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无聊却越发成为人类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无聊可能在人们生命中所引发的种种不适、痛苦、甚至是困厄。人们害怕无聊的发生，因为无聊的一个最典型特征，就在于时间流逝得缓慢且艰难——几乎是度秒如年。但同时，无聊又似乎更无处不在了，人们常常刷着手机上源源不断的短视频，却感到难以名状的乏味。
无聊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体验，既神秘又痛苦，如何面对现代生活的无聊，人们又能否化无聊为有聊？
无聊之显学
对无聊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一门“显学”。事实上，在心理学现有的知识结构里，不管是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都不会细分到“无聊”这个程度。“无聊”在心理学里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但是它正在逐渐成为现象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现代人期待着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认识无聊，甚至希望透过无聊来改变自己。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聊并非是当代突然出现的事情。即便是史前时代，以采集为主的原始人仍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刻。早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就捕捉到了无聊带来的不安感：“同样的事情要持续多久？人们肯定会打哈欠、睡觉、吃饭，还会渴、会冷、会热。难道这都没有尽头吗？”
在中世纪，无聊被称为阿西娅，它被神学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习，“因为无聊代表了对宗教职责的忽视”。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聊又被认为是工业化或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上层阶级的疾病。可以说，无聊曾经只属于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阶层”的身份象征。
直到近代，无聊才成为了一个心理学，乃至医学研究的课题。在1920年代，纽约城市学院的约瑟夫·巴马克着手研究如何刺激工厂里的工人以应对重复无趣的工作，在进行了一系列堪称危险的尝试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给工人服用各种兴奋剂——咖啡因、安非他命和麻黄碱之类。
到了现代，研究者们对于无聊的研究则越来越量化。研究人员对无聊情绪进行精细的分类，并且开发出了用于衡量无聊程度的指数和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无聊易感性量表（Boredom Susceptibility Scale，BSS）之类的学术名词。
在人们对无聊进行科学研究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哲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等对于无聊给出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根据时间的变式，无聊可以对应三个层次的存在。
第一种无聊是“因为某事物而无聊”。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日常生活中等待某件事过程中产生的无聊，比如等待挂号、等待汽车的时间空挡。这样的无聊显然与时间相关，赶走无聊就是消磨时间，没事可做就成了某一时间段“空”着而没有被占满的无聊原因。
事实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精确化，现代人所追求的高效和快捷，实质上就是将时间准确地安排得满满当当，不留空隙。于是，抽象的科学化时间，在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人们一旦停止运动，不生产就容易失去意义而感到无聊。
无聊的第二种形式，即“在一个时间下自己感到无聊”。与第一种情况相比，无聊对象难以发现，不是具体的某个东西，比如使人无聊的等待，而是“我不知其所是”，但事后我们还是感到无聊。数字时代下，人们面临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网络空间，短视频、自媒体内容可以消解掉人们大多数时间，但即便不需要消磨时间但许多时候人们仍感无聊。
在第二种形式的无聊里，人们操劳于物，同样也操劳于时间。使用时间时“现在”的延展或时间的停顿，以至于人们对这种无聊情绪无所察觉，但无聊没有消失，只是更加隐秘甚至加深了。
如果说无聊的第一种形式表现得最直接，是人们明显感到“空”时间带来的不快；第二种形式的无聊因为忙碌、甚至惬意的忙碌而难以察觉。那么，第三种无聊则是隐藏最深，却也最根本性的无聊。在第三种深度无聊中，个体所面对的不是某个无聊对象，也不是某种情境之整体，而是面对存在者之整体的拒绝。
这种无聊的倾向伴随着的某种虚假永恒感让个体走向孤独。在《兴味索然》中，作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想要做点什么，却又什么也不想做”的不适感。这并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持续的认知过程——我们希望在其中投入我们的意志，但是似乎什么也满足不了我们。
无聊何以聊？
对无聊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一门“显学”，而无聊背后，更是呈现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化。理解现代人的无聊，或许也将对现代性有更多的洞察。
哲学家国分功一郎的著作《闲暇与无聊》曾对闲暇和无聊进行仔细的推论与分析。功一郎在书中指出，当人类打造了现代富裕社会，人们便从中得到了余裕。其中，“余裕”包括经济上的余裕与时间上的余裕。
当国家变得富裕，人类便能赚取超过生活所需的钱财，工作所赚来的钱财不只可以满足生存需求，还能进行其他活动，同时人类也因富裕得到了“闲暇”，意即什么都不用做也没有关系的额外时间。而闲暇也许正是现代人无聊的根源所在。
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喜欢无聊，然而却多出了额外的时间需要打发。于是，喧嚣的资本主义世界制造“无聊”，灌输“怕无聊”，好让大家主动将自己生活的分分秒秒用消费填满。 资本主义对闲暇时间的榨取成为了现代无聊感的重要原因。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特色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当成新的经济领域。各种艺术活动不再是上流社会或贵族的专利，而是以大众为导向的产品。制作大众都能接受的作品，甚至取而代之带领大众的口味，让消费者大量购买并藉此获利，便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写照。艺术如此，其他的消遣和娱乐活动更是被预先设定好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聊透过娱乐找到了和闲暇的接合点：闲暇是客观的时间上的余裕，而无聊则是处在余裕下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反应，人们期待透过娱乐来忽略无聊，但娱乐却是资本世界所打造的景观，误以为是人们自己主动选择的额外劳动，而人们又对此一情况感到厌烦，并陷入了无聊的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生活里无聊的体验经常伴随着无意义感的发生。事实上，无意义感有时候跟无聊感有重叠，但并不完全对等。一个有强烈的无意义感的人未必是无所事事的，甚至有可能是很忙碌的。而这种无聊也很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聊，而是指某个东西不重要或者不对、不好，没有意义。
当然，无聊并不全然是负面意义的。《关于无聊的科学》一书就总结了无聊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正面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一种信息被传递给其他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使对方无聊，那么也就意味着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人们想要释放的信号被误解或是以不当的方式被解读。
主动表现出自己正在感到无聊，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表现出自己的信念、兴趣和价值观——当然，反而言之，这也正是我们在社交场合中经常需要掩饰自己感到无聊的理由。
另一方面，《兴味索然》的作者心理学家詹姆斯·丹科特和约翰·D·伊斯特伍德就指出，人们不应该害怕无聊。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聊感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甚至不公的诽谤。丹科特认为，无聊感是为了帮助人们而演化出来的，它标志着人们正无所事事，需要一件能够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事情。
也就是说，无聊感可以引导人们激发自己的潜力，使人们过上更加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倘若更好地适应人们的内在状态，承受无聊感，或许就能从停滞的生活中走出来而不断前进，找到一种更好地方式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并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在这种观念下，无聊感便可能是一种对采取行动的召唤，通过利用无聊，激发自我调适功能，让消极式无聊转为积极式无聊。
塞涅卡说，愚人饱受无聊之苦。因为独处时，每个人都返回自身，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暴露无遗。诸如贫瘠的精神，乏味的个性，亦或者相反。善独处者，善培养独处的精神，回归精神的宁静。无聊是中性的，对会无聊的人而言，闲散恰恰是一个人的清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