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文字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和使用文字的国家之一，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目前我们见到最古的文字是学术界公认的九十多年前河南安阳小电村出土的甲骨文。文字学家根据商代甲骨文推测，认定夏代已经有文字是无疑的，因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根据1952年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多数学者确认这是中国文字的原始阶段，处于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如果说这种原始刻划符号看作是中国文字的原始阶段，那么股墟发掘的公元前13世纪至11世纪的商代甲骨文则是中国文字发展到基本成熟阶段了。商代甲骨ト辞和一些器物上出现的文字约有五千个，它已经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体系，后人所说“六书”在甲骨文中可找到不少例证。
文字学家断定中国文字到甲骨文时代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而夏朝共四百多年的历史，商朝往前推四、五百年就是夏朝，故夏朝有文字是肯定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上发现有二十四种刻划符号（见附图）。从仰留文化到大放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至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符，有它们的共性，即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数字写法，与这些刻符中的某些部分极为相似故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刻符即为夏代文字，因某些符号约定俗成就成为文字。
有的学者则认为仍属记事符号，符号与文字是两个体系，也不能否认夏代还有其它的文字。因符号与文字并行发展和使用的时间是很久的。文字学家唐兰在《股契佚存》序中提到安特生《甘肅考古记》所截辛店期陶器所有的所谓“图案”，实际上应是文字，其中举出的四个“马”形图案与金文十分相似，他确认这是夏代文字夏代既然出现了国家，产生了文字，国家要进行管理，需要有条理的文书，因而也就产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尽管学术界公认的夏代文字还没有破土而出，但在古代史籍中确有多种文献多处记有夏朝的档案和档案工作。
这些文献难免有后人铺陈、夸张之处，但其历史素材还是有所依据的。《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多处引证了《夏书》。《左传》中征引“夏书”、“夏令”、“夏训”共十五处，《庄公八年）、《公二十七年》、《文公七年》、《襄公十四年》、《昭公十七年、《衰公六年》等皆提到或引用过“夏书”。如公四年》记载的夏朝“少康中兴”的史实：“《夏训》有之日有穷后界”“少康中兴”是夏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左传》引证的《夏训》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
《国语》中引证《夏书》、（及令》共四处，如《国语周语上》：“（内史过）对曰：《夏书》有之日：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韦注：《夏书），书也”，可见确有夏代档案，到事昭时失传不见，故称逸书。另目览》的《論大》也有引（夏书》之处，“夏书日：“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集解》：“逸书也。”此外，《尚书》中的《夏书），其原始材料可能取之于夏代档案。
其中的《甘誓》和禹贡学术界认为比较可信，基本上有真实的夏代文书原始素材作为依据。《甘》全文八十八个字，是夏启伐有扈氏的动员令文中提到“六卿”“三正”“六事”等官职，说明当时可能有《夏书）为据，《画贾）是现今存世记载夏史较详的一篇文献。《广雅释言》：“贡，献也”，又说：“税也”，即指夏代贡献方物和田赋而言，文中详细记载了夏的政治制度，九州的划分，贡赋内容以及大禹治水的事迹。
先秦典籍中也能找出与《禹贡》文字近似之处，如《尚书吕刑》、《国语周语下》与《禹贡》记载十分相似。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尚能见到一些经辗转抄录的《夏书》残篇断简。有关夏代史迹，绝非杜撰，而必有其所本《尚书》中的《虞书》应为比《夏书》更早的文书档案，现按马融、郑玄传注本，题为《虞夏书》，其中的《尧典》、《舜典入、禹典》等皆为古帝王文书。
《说文》：“典，大册也。五帝之书，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后世称典章、典法，如《周礼》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唐时制定六官五礼，亦名《六典》。“谟”为臣下议政文书。如《皋陶漠》记录皋陶与禹讨论如何实行德政治理国家的问题，提出“慎身”、“知人”、“安民”的思想。综上可知，迄今留下的夏代文书己有典、谟、誓等文书种类。
除政务文书外，有关天文、历象、生产方面的记录，史籍上也有记载：“夏书曰：“辰不集于房，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记载了夏代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的情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殒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的记载。夏代还有成文的历书《夏小正》，这是我国现有最古老的一部月令历书，其所记该地的天象、气候与古代中原地区极相近。
该书按十二月次第记载星宿出没，候鸟往来，草木荣萎，应该说这是夏代有关天文、历象技术档案的汇集又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说明夏代不仅产生了档案，并且还有保管档案的官员。当然这些记载多从古代传说中得来，其真实程度尚待考古材料的证实。关于夏代的档案文件是书于竹木，或是刻于金石、甲骨等，无从征考。
《礼记·明堂位》记载有夏代的礼器。夏鼎的传说散见于古籍，“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到夏桀时鼎迁于商，“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是否有文字铭铸于鼎上，或止于铸鼎象物，无定物证考。关于夏代档案工作进一步的研究，尚待新的考古成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