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贵的态度
文丨曹旭
——余华《活着》
在这片辽阔的飘散着坚韧的土地上，生存过数以亿万计的百姓，他们尘起尘落、叶荣叶枯，演绎着民族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下的典型生活，在生存中流荡着通常却非常的滋滋味味。
传说一位老人的祖上，从养一只鸡开始，猪马牛羊，渐渐壮大，致富发家，攒下万亩良田，成了一方土地的主人。青宅大院里，鼎食笙歌；舍后村前，尊严富贵。已兑现一种民间的祈福，一种普通百姓的一生梦想——那流传在尘埃草芥之中的尊贵向往。
到了老人这代，作为一宅少爷，仗着基业遗产，厚地浓荫，却骑仆代步，恣妓游街，把浪张狂妄、作威作福，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丧失了吃力吃智的劳动本色，遗弃了为善为仁的旧例传统，腐化堕落为依靠压迫剥削来活着。这不仅表现了一个阶级的腐败本质，一个阵痛世态的到来，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阶级的生存本能，对这种态度的反动及对这种败家败族败天下之没落的无能无奈。
纵看历来起家创业者，莫不为家业的昌盛不衰、家天下的不朽无疆而虑及后人。封建统治以来，微之诫子规、名人信，大到祖制遗训、典章制度，总要竭尽余力、推心置腹，祈求或希望要继承乃之发扬光大已有的基业、已荣的福贵。然而人生失意无南北，贵为始皇帝，在此留下的是一种贪婪欲望；智为曾国藩，又能挽救他的什么家族后继呢？那一朝又一朝的天子王公，那一代又一代的名人军阀，那一班又一班的乡绅财主，上演了幕幕兴亡，剧剧荣枯。贾政恨祖业无继，硬要板死怡红公子；刘备忧一蜀盆景，托孤诸葛苍凉白帝。但是，又有谁能挽救旧制的腐败狂澜于不倒，谁又能扶哪怕是信诚的殷切嘱托于霉生？白日一梦罢了，太轻视了历史潮流的摧枯拉朽，太乐观了英雄老子儿好汉的传言。
在新兴力量崛起的历史时期，聚焦代表着下层千万地主的徐家少爷，他的福贵又是何以魂散而又转化的呢？
当一百年阳春盛夏，一百年枯秋寒冬之后，那徐家老地主富而生厌精神无着，以赌博逃避空虚，寻求刺激，先后输掉了猪马牛羊，痛定思悔，已觉秋景。只好把复兴大业托于后来。可想而知，让奴仆妓女背来驮去的徐少，绝无回生起色之术，干脆上行下效，顺势腐败。模仿其父把最后一只母鸡也弄死在赌局-——良田百亩，青宅大院，换了一挑银元；灰光一闪，银元换了一挑空担。最终彻底脱了稠衫，换了布衣。
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泛泛生活是平静安分的，布衣平民的底层生存又是多劫多难的。那取决于奴隶做得稳否、压迫剥削的大小，取决于正邪的变量和时代的进程；取决于个人的命运。我华族在近代的御侮及内战当中，势如垒卵，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陋巢之里，民生凋敝。元元涂炭，呼吸在风雨中微弱飘摇。后经万众蹈火，付出大牺牲，才得稳定，难民正名。此时此域，还有什么比和平更为富贵？建国之初妪叟热泪盈眶的场面，大众对救星海恩的深情与歌唱，还有那些诸如战争年代的幸存者，解甲归田，弃功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且往往能高寿善终，皆与此悟此态相关。即使锐为鲁迅先生，也遗嘱后人，长大之后，若无才能，就做些小事，糊口足矣——生存成了根本的权利；活着于他们，成为一种福祉。
徐少在这场国难家劫中，他的醒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他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终于回到家中。仍然不信自己活着，夜晚惊醒，抚摸着身边的妻儿，一遍遍问自己是否已经回家。解放后，善良的女儿，先患病聋哑，后产子丧命；妻子劳累至瘫，终是撒手归西；儿子尚未成年，说是现血，被人抽血害死。“坐在青草上”的老人——当年的徐家少爷，“腿上沾满了泥巴”，用黑洞一样的嘴巴，吞吐着往昔的岁月；岁月的汗水在老人那些老皮的褶皱间缓慢流下。
女婿二喜也死了，在孙子苦根四岁的时候，做搬运工毙命，当时血肉挤肩，只剩头足，另阅者惨不忍睹。唯一来世的希望——苦根，在那饥荒的年代里，被吃下的豆子活活撑死板。衰老的徐少以牛为伴，抱着生死血泪凝结的“我是我，遭遇是遭遇”的弱势哲学，跌入另一种“活着”的境界，在坚韧与无奈中苟延残喘。
余华为我们创作的《活着》，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生存的态度。电影的方式，葛优的表演，已经较好地反映了这些。但《活着》更为珍贵的，还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终结性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我成了谁，我要到哪里？事过境迁，在当代的社会发展社会风气中，在历史长河涌动的不同阶段，还会有谁为我们重新解释这部作品，写出他更为幽深的滋味，掘出它新的历史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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