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4期】 彭继超 — —追忆大三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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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大三线
（下）
彭继超
（上图：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某航空基地旧照）
（上图：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某航空基地旧照）
（上图：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某航空基地旧照）
（上图：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某航空基地旧照）
和平的支点
在山里,在那远离城市更远离海洋的地方,三线人几十年的日子都是这么度过的一―默默无闻而又兢兢业业,顽强地甚至近乎固执地耕耘着脚下的一方净土,支撑起世界的一片蓝天。他们似乎并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并没有惊人的壮举,他们只是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人们是很难看到他们的,只能看到这些山、这些路。当你走进山里的时候,往往会大吃一惊,他们的奋斗和创造竟是如此辉煌。
看上去，这群山和别的山没有什么不同。山上树很绿,山腰梯田麦子正黄,盘山公路和山涧的溪水往往并肩而行,偶尔绿树丛中会露出一点两点白墙灰瓦的农舍,或者跑出三五成群的鸡鸭猪狗,有时也有一个两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坐在路边的草垛旁静静地望着什么,不知是看云还是看山……在一个山区小站下火车后,我们就上了这弯弯曲曲的山路,沿途看到的都是这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
没想到,秘密就在我们脚下。当汽车颠颠簸簸地又翻了几座山,绕了许多弯之后,基地接待的同志突然说:“到了。”
“到了?”原来,这个航天基地总装厂的车间就在我们刚刚翻过的那座大山的腹部,就在那碧绿的山林下面,就在那金黄的麦田下面,就在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条山路下面。
来到山脚下的车间门口,我却一时不能进去,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很严肃地站在门口――也就是洞口守卫着,认真地检查着每个人的证件。专门来迎接我们的厂长解释说:“刚知道你们要来参观,已经派人到基地保卫部门办通行证去了,这些哨兵平时就住在我们厂,都很熟,但如果不带证件,连我也不能进去。”
工人正在上班，他们成群结队、说说笑笑地走进山洞,经过哨兵时,每个人很自然也很认真地掏出证件。我发现他们凡乎每一个人的证件鄱装在上衣左侧的口袋里,几乎每一个人在掏了证件的那一瞬间脸上的表情都突然凝重起来,严肃中透着几分自豪。
在这里,从哨兵、工人那认真严肃的表情上,我看他们在守卫着、保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一种很高尚却又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的东西,一种用语言很难概括却又那么具体而又生动的东西,一种比一枚火箭、一个车间更为神圣的东西。我知道,那种东西有一个名字叫责任。我发现,当责任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心理需要、一种精神寄托，而不仅仅是一个要求、一个规定的时候，它会焕发出多么丰富的色彩。
在这座地下宫殿似的总装大厅里,一枚新型火箭已经整装待发;在大厅的另-侧,基地的老总们正召开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几天后,他们就要出发到几千里外的另一座大山去,用辉煌的腾飞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力量。
权威人士曾把这种新型火箭称作“中国的杀手锏”。可以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风云中,中国能以稳定而强大的形象站立在世界面前，和这里的事业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山洞外面的一个车间,几名年轻的女工正围着一段火箭的壳体紧张地工作着。她们手里拿着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工具,一下又一下地刮着、磨着,动作是那样简单又是那么认真,每个人脸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脚下散落着一片金属的细屑……
基地的宣传部长告诉我:看起来,火箭腾飞轰轰烈烈,可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这样琐碎,这样具体,在总装前,为了防止多余物混进箭体,工人们用砂纸在地板上蹭了两个月,许多人的手掌磨得渗出了鲜血……
从基地拍摄的电视片上,我看到了这样的镜头:
在总装车间长长的廊道里,基地领导正看望熟睡在行军床上的工人们……
厂长介绍说:“那是前几年一个春节前后的事情,当时有一批任务,星期六我接到基地的电话,星期天这个车间就全部动员起来了……”
车间主任说:“那次任务很紧张,车间的同志一连90多天在山洞里边连轴转,白天晚上都在里面,许多同志就睡在那个廊道里,有6对夫妇都在我们车间工作,就把孩子锁到家里,抽空回去看一眼再回来。”
这位车间主任和爱人一进厂就在这个车间,已经在山洞里干了25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有一天他们夫妻
二人都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吃方便面;晚上5点钟,他回家一看,孩子正胃疼得睡不着觉。他在床上守了两个小时,看着孩子睡着了,就又匆匆赶回车间。
在这里,生活似乎是被简化了、省略了,五光十色、酸甜苦辣,都浓缩成那滴滴汗水凝聚在火箭上。甚至地名也被简化成一个个抽象的数字：
机关叫20公里，医院叫23公里，工厂叫26公里，甚至连学校、商店、粮店、储蓄所的名字也都是以公里数来代替。时间长了,不仅是基地的工人,就连附近的老百姓也已习惯用这些简单的数字来称呼自已的生活:到医院不说到医院,说到23;到学校不说到学校,说到24……
那一天，在20公里,也就是基地机关的一家理发馆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高高兴兴地哄着自己的小孙子。交谈中得知,她是20多年前从北京和爱人一起调到这里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我问她还想不想回北京,她说:“不回了,孩子都在这里工作了,回去干啥。”
这就是三线人。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也许这只是一种性格、一种习惯。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仿佛仍然生活在过去的时光,硬是把这山里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工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幸福。
面对这位老工人,面对大山里许许多多的三线人,我一次又一次地激动着、思索着。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上,我们能否在拥挤的心里保留一块纯净的空间,保留一份对那个地方、那些工人的尊重和敬意?
是他们,为我们祖国的和平大厦增添了一个坚实的支点。
（参加讨论在贵州进行三线建设布局方案会议的空军各修理厂精英）
（空军航空工程部修理部维修处，处长张化民）
（上图：空军航空工程部修理部维修处，处长张化民）
亚洲的明星
到贵州航空基地采访时,我们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在明亮的阳光下,场坪上那整齐排列的飞机闪烁着熠熠银辉,格外引人注目。
当时贵航集团飞机总装厂的党委书记指着第一架飞机介绍说,这架歼-7教练机曾参加过巴黎第37届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被西方新闻媒体称作 “亚洲的明星”。
“歼教7”是一种马赫数为2的高空高速教练机,这种飞机不但能完成歼一7、歼一8系列飞机的大部分训练科目,还兼有空战和对地面部队及军事设施攻击的作战能力。
高级教练机曾经是我国空军和航空工业的一项空白。“三线人”把这个填补空白的重担抢到自己肩上,创造了中国飞机制造史上“六个一次”的新纪录:飞机一次全面达到战术技术性能指标,首飞一次成功，一次静力试验成功,全机三大部件对合一次成功,标准样件一次对合成功和救生系统有速度一次进场成功。
1985年7月5日,“歼教7”飞机从贵州的山坳中飞上蓝天。
为了这一天,飞机制造厂五大组合件工段的姑娘们连续20天加班到深夜,最后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焊接大型金属机背油箱的工人师傅数九寒天在深水中一站就是几十分钟,冻得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总装车间的工人三天三夜加班加点,在驾驶舱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加班,总是加班,我们在三线听到看到最多的就是加班。在封闭的环境和艰苦条仵下,三线人取得每一点成功都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限度。这是他们最富有的东西,这是他们最能自由支配的东西――他们的青春、汗水和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奉献。在一些人利用一切机会捞取自已应该得到和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三线人却一如既往地推着共和国的车轮向前走,用最平凡也最宝贵的劳动创造着属于祖国也属于自己的辉煌和光荣。
1987年6月11日,第37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隆重开幕。
在来自31个国家、1465家飞机制造厂送展的各种各样的飞机中,标有“中国制造”字样的战斗机一露面,立即引起了一阵轰动。中国这次参展的飞机不再是被缩小到几十分之一的飞机模型,而是强-5战斗机、歼―7教练机、运―12客机的实物。更令人惊讶的是,那架高级教练机“歼教7”竟产自中国大西南的山谷中。
人们又一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的大三线。
《国际飞行航展日刊》、《巴黎航展日刊》、《詹氏防务周刊》等报刊,详细刊登了“歼教7”的性能,有的还把它作为头条新闻。
《国际航空》主办的《布歇尔通讯》封面上十分醒目地写着:“亚洲的明星――强-5和歼教-7在巴黎”。
外电评论说:“今年巴黎布歇尔举行的国际航展,随着中国战斗机的到来,我们看到了巨人的觉醒。”
一位侨居美国的黄老先生,得知故乡的飞机参加巴黎航展后,专门坐飞机前往巴黎,来到这架飞机前,久久抚摸着,泪流满面。
过去他只知道家乡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辛酸民谣,没想到如今也能制造飞机了!
（上图：中央电视台上的四川夹江的代号909的三线基地）
（上图：909基地是我国的核心机密基地，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也正是在这里诞生，1968年，迫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我国开始大搞三线工程，高星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千军民一起来到夹江，以“搞水电”的名义，建造了我国的核动力秘密基地。今天，这座核动力实验基地依旧在发挥作用，我国华龙一号陆上核反应堆就在此进行试验。）
腾飞的动力
1986年12月31日,我国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潜艇远航成功。谁能想到,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核动力反应堆是在那远离大海的山沟里诞生的呢?
在峨眉山下,我们访问了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研究院的宣传部长告诉我们:1965年,来自北京、沈阳、包头、哈尔滨等各大城市的建设者,在这荒僻的山谷里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仅用5年时间,便自行设计建造了压水型核反应堆,在1970年7月25日实现了中国首次核能发电,8月30日达到满动率运行。
1970年12月26日,以它为模式的又一座反应堆把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在依山而立的那座破旧的厂房前,当年任反应堆装堆小组组长的张全生自豪地说:“毛主席说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讲任何待遇,一定要把核潜艇模式堆搞上去。那座反应堆就是在这个厂房里安装成功的。这座核动力装置经过10年的运行试验,成功地模拟航行了24.6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11圈,为我国成功地建造压水型反应堆和核动力装置提供了一个整套成熟的经验。”
在这里,他们又相继设计建造了高通量工作试验堆、脉冲反应堆、低功率堆、零功率堆,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树立起一座又一座历史性的里程碑。
在川西北的深山中,我们看到亚洲乃至世界上一组最大的风洞群。
不少人知道,风洞是航空、航天的摇篮,飞机、导弹、火箭、卫星要在风洞里反复试验后才能问世、腾飞;但很少有人了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上海明珠电视塔、洋浦大桥、成都体育馆、香港天坛大佛等高大复杂的建筑也是在这里完成模拟试验后才拔地而起的,甚至火车、汽车、摩托车等也要经过风洞试验后才能改进、生产。
这个在聂荣臻、钱学森指导下组建的空气动力研究中心,是在大三线建设的高潮中扛着背包走向深山的。几十年经过的波折比变幻的气流还要复杂。一会儿归军队,一会归地方,军装一会儿脱,一会儿穿。刘华清将军在198O年代初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风洞基地的隶属关系在15年里变了7次,群众反映是逢单就变,不能老这么折腾了。”
不变的是这支可爱的队伍,是他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他们在深山里默默地燃烧着、闪耀着,以青春和智慧的光焰照亮了一片天空,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星座。
几十年过去了,一座座风洞在创业者汗水和心血的浇铸下相继建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因为遥远,人们很少看到他们的光彩,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采访中得知,直到我国这个风洞研究中心向世界开放以后,前来参观的美国人还怀疑这里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的,而苏联人则怀疑有美国专家的参与。在高速风洞中,一位高级工程师告诉找们:“1984年我们组团到西欧去考察,到法国`英国、德国,开始他们对我们并不重视,但我们把气动中心的录像片给他们一放,就不大一样了,他们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大的气动中心,说有机会一定去看看。我们从西欧还没回来,法国代表团就到了,对我们的风洞评价很高。”
不仅是那些蓝眼晴的同行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到深山,对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的事业惊叹不已。据说,连中央军委一位领导来这里视察,看到这荒僻的山沟里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也很激动,高兴地走上前去和基地那些专业技术大校们一个个地握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一种对这支在深山里奋斗了几十年的大校群体的高度评价。
对于这些光荣的大校们来说，这种高度许多人是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间达到的。你穿行在崇山峻岭间曲曲折折的小路上,你随着队伍不停地向前走,你在关键的时候咬咬牙没有停下,你渐渐就达到了那样一种境界,一种人、自然、事业、祖国完全融合为一体的境界。于是你就拥有了一份自豪，获得了一份光荣。
在大西南,在大三线,有多少像风洞中心、核动力研究院、航天基地、航空基地这样鲜为人知的光荣队伍呢?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中国的核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海欢欣鼓舞,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震惊世界的成就无不凝聚着三线人的心血和汗水呢?在这看不见的辉煌的后面,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
（上图：066基地建设之初）
（上图：老工厂大门）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 人将洒下热泪”
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或激昂、或低沉、或感慨、或叹息……渐渐地,我觉得鼻子有点酸,眼睛也有些模糊,这时我发现,我的同伴们也都在擦眼泪。
那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在当年我们采访这个基地一年前——1994年，这个声音的主人公已经与世长辞了,我们听到的是他在医院病房里同一个来访者的谈话录音。然而,我们还是被这坦诚的心声深深地打动了。
他叫王振华,生前是066基地科技委主任、某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
1976年,这位60年代初留苏归来的工程师,毅然告别北京的研究院,主动来到大三线,在鄂西山区的“干打垒”中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奋斗。
从项目调研到1983年王振华主笔完成近10万字的新型号产品技术可行性论证及总体方案,到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确立该型号产品研制,再到1993年产品发射成功,在十几年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拼搏中,谁也说不清王振华咽下了多少酸甜苦辣,经受了多少折磨熬煎。
在忘我的工作中,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小女儿。那是1982年春天,研制方案的论证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一天下班后,一位同事来家里串门,两人又说起工作。10岁的小女儿王红正放学回家,手里抓着一把在野外采来的麻桑果吃,同事提醒王振华:“这果子有毒,不能让孩子吃。”对工作的痴迷使他忽略了同事的告诫,几天后,幼稚的女儿在野外又吃了许多麻桑果,夜里毒性发作,猝然身亡。望着女儿恋恋不舍的眼睛,王振华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他一面安慰痛哭的妻子,一面对赶到医院探望的同事说: “我没事，你们赶快回去,好多事还等着做呢。”人们发现,那―夜王振华苍老了许多。他把痛苦和自责深深地埋在心底,又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房。
1984年,王振华得了乙型肝炎,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他却是一边打针吃药,工边照样上班、加班。他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拼命工作。一连三年的春节,他都是在计算机房度过的。1991年,正当产品试验的关键时刻,他又得了肝癌:同志们都说: “他的病是累出来的啊!”
女儿舍弃了,健康舍弃了,一往情深的忠诚、九死不悔的执著却使他无法舍弃事业和责任。不得不做手术了,一到医院,王振华却又犹豫起来,对基地主任说:“做手术?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怎么办?人总有一死,倒不如拼着干几年,拿下型号算了!”
手术后,尺把长的刀口刚刚愈合,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基地投人紧张的研制工作。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他以病弱之躯连续三次奔赴大西北,在空气含氧量比江南少18%的戈壁滩参加产品发射试验。大家都很惊讶王振华是怎样挺过来的。后来在医院里他曾对一位朋友吐露过自己的心迹:“按理,一般人得了我这样的病也就退休了,因为当初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大家对我的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不能辜负。再说,国家急需这个型号,有没有大不一样;基地要生存,要发展,也需要这个型号。可不能因为我的病影响了型号的研制。半途而废,那是不得了的呀……”
1993年11月,刚刚从试验场回来的王振华又一次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手术前,他问大夫:“麻药对大脑有影响吗?”“不会的。”“不,有影响就不要打了!”他心里想的仍然是今后的工作,可谁想到这时癌肿已经扩散了。
手术出院后,他感觉稍微好一点,就禁不住往设计所跑,这个室走走,那个室看看,问问情况,谈谈工作,就是不谈自己。只有他的老伴清楚,王振华走路越来越慢,越来越吃力了。
1994年元月16日,是王振华再去医院检查的日子。前一天,他提着那个经常用的小提包在办公楼前转来转去,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生命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最后,他找到时任基地主任曹立家:“老曹,还是开个会吧,我有些话想给大家说说。”“你身体不好,还是先安心去检查身体吧,回来再讲。”“不行,有些话不讲,我放心不下。”
这天下午,王振华面对他所熟悉的56名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整整讲了48分钟。从型号研制的工作安排,讲到军品民品的预研开发,讲到科研作风和科学求实精神,他依然只字不谈自己的病……到医院后,基地领导去看他,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是一个劲地谈工作。基地领导说:“老王,今天我们别谈工作,你有什么其他的事,个人的家庭的,跟我们说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王振华不等领导说完,就接着说:“没有,没有。还是把试验抓紧,预研也不能放松,今年很关键……”他的老伴在一旁哭成了泪人,直到弥留之际,他给老伴说的还是工作:“等病好了,我还要去……去试验场,只要有……一发打不好,我就……没办法交待啊……”
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怀着不尽的眷恋和未竟的夙愿远去了。
追悼会上,只有1200个座位的礼堂一下子挤进来了1500多人,一幅挽联上这样写着:“正直的好人人长记,亲爱的振华你安息。”
没奏哀乐,战友们特意选了《好人一生平安》这首歌来为王振华送别。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歌,他在去大西北试验场的列车上唱过,他患病后在家里弹着女儿的吉他唱过,他在研究所同年轻的伙伴们一起唱过,他在医院的病房里对着老伴唱过……这时人们又一次想到的是,他们的一生坎坷、几经磨难的王总是那样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直到王振华逝世一年之后,我们在基地采访时,一提王振华,许多人还禁不住流下眼泪。似乎是苍天有灵,在基地研究所的采访中,一说到王振华这个名字,空中就飘起了绵绵雨丝。
这泪水,这怀念,王振华已经永远不会知道。但我想这一切也许他早就想到过了。在他选择航天事业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时就想过了,在他选择大三线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时就想过了,在他选择加紧工作作为生命的最后拼搏时就想过了。在1950、60年代的热血青年身上,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有谁不是把马克思的那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干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上图：064基地306研究所。）
（上图：80年代初，306研究所科研楼门前，研究室工作人员合影。）
（上图：曾在306研究所保密处工作的韦斌在操作台前留念。）
（上图：除了科研工作，基地的科研人员还要进行军事打靶训练。图为一次训练后的合影留念，第一排右二为秦兴西。）
（上图：2018年6月8日，064基地砖墙上的白色标语“三线建设要抓紧”）
“给我-个微笑就够了”
八台山是大巴山区的一座高峰,海拔2074.5米,从山脚到山顶有八层阶梯形的平台,故名八台山。
据说,山上有佛光。
那年我们上八台山却不是奔佛光去的,山顶上有座电视差转台,两个工人曾在那里生活了13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遥远。为了让川陕交界处那几百万双饥渴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自已却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几千个日日夜夜生活在这云山雾海中,该有多少苦处、难处?可是,当我们同这两位工人师傅谈起山上的日子,他们却觉得一切是那么平常,那么自然。
他们谈论数九寒天自己是怎样不顾危险一次次爬上铁塔或站在悬崖上敲打冻结电线的冰柱;谈论自己是怎样在孤独寂寞中度过漫漫长夜;谈论几十公里外的妻儿老小是怎样忍受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可问起这一切,他们只是淡淡一笑,说:“这都习惯了”,“没啥可说的。” I
“习惯了。”这句话我在那个坐缆车才能上去的山洞里也曾听到过。
那一次,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工下班时随手在山坡上摘了一朵小花,就和同伴们说说笑笑地登上了缆车。 缆车缓缓而下,突然,我在铁轨旁的石缝里也着到了一朵小花,那花没有叶子,细弱的枝条就举着那一点小小的花朵。
后来我又看了许多山洞,见了许多在山洞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一想起他们,我眼前总闪动着那朵没有叶子的小花,总忘不了那位女工的话:“习惯了就好了。”
在一个山洞里,我看到黑板报上写着一句这样的诗:“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
这些三线人,这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
献子孙”的人们,自己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微笑!他们像那长在石缝中的小花一样,为了开出那小小的花朵,拼尽了全部的力量,连叶子也省略了。
让我们来听听当年三线人的心声吧,让我们来看那些三线人的精神吧,请允许我把当时西南大山中一名叫宋令华的作者的诗句抄录在这里,作为我们对三线人三线精神的一点敬意:
一片无名的高山/一天深高的云海/一方贫瘠的热土/一地陌生的人群/这就是我们三线/山的西边是泉/山的那边是海/大山横断一个世界/那边是七彩/这边是三线/这里的霓虹是星光/这里的时间是太阳/三线在这里执著了多久/只有山知道/三线人的汗水有多少/只有水知道/为了和平/我们从城里到山里/牛郎在这边/织女在那也/为了国防/我们告别母亲/我们在山里/母亲在家里……就在这不平的起跑线上/我们投入了竞争的洪流/三线将不再是沉默的三线/三线将像一座座山峰/顶天立地/告别昨天/呼唤未来/我们会让这里的泉/流向大海/我们会让这里的路/伸向世界/我们会让这里的春/洒满人间/这就是我们扎根山沟的心声和理想/这就是我们对三线人的绝唱。
（上图：2014年3月23日上午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成立大会。）
（上图：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航天六院民品园））
（上图：7171电动机舵项目厂房效果图）
（上图：中国兵器·北方电子）
青山遮不住
1980年代,三线建设进人的新的时期。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决定裁军一百万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为了和平,三线人在大山里奋斗了几十年。然而,当和平的阳光冲淡了战争的阴云,当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三线人面临的不仅是一个发展的机遇,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军品任务陡降,生产科研断“炊”,许多工厂峻工之日竟成了停产之时。一时间,三线地区上百万好人好马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许多三线人感慨地说:“过去三线建设一天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现在轮到我们睡不好觉了。”
困难重重,出路何在?邓小平在1978年就指出:
总的方针至少拿出一半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以拿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1983年,国务院针对三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
于是,在新时期,几乎所有的三线军工企业都同时叫响了一个口号:“第二次创业!”
创业,这不单是一个名词的延用和继续,这更是一种信念、一种态度、一种面对世界、面对市场的勇敢而明智的选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第二次创业的实践中,三线企业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冲破单一经营生产的小天地,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战场。他们为交通运输部门提供了一批民航飞机、铁路车辆、各型汽车和各种摩托车,为能源、原材料生产装备了成套的大型设备,为轻工行业制造了大批新型机械和生产线,为国家尖端科技产品研制出许多关键元器件、零部仵,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
1980年代,三线建设中布局过散、钻山过深的问题更加突出,严重地影响着三线企业的生产和生活。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一位外商到川东山区的一家兵工厂考察、洽淡合资开发民品项目,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到半道就回去了;一次高考前夕,陕南山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了一家三线厂通往县城的路,为了让自己的儿女们能按时赶到城里的考场,几百名职工在齐腰深的激流中手挽手结成一道人桥……
为充分发挥三线作用,解决三线历史遗留问题, 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从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三线地区一些布局过散,钻山过深的企业进行有计划调整搬迁,一批又一批的三线企业从偏僻的山沟搬到大中城市郊区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科学城、航天城、电子城、汽车城,为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繁荣,也为三线企业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
在当年采访时，一位在川陕交界处大山中的三线航天基地的朋友笑呵呵地对我说:“已经拿到我的成
都新家的钥匙了,再来时请你们到我家做客。不过现
在我的房子还在图纸上,也许在明年,也许在后年,它就能建起来了,那时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人了。你要写大三线,可一定要写上这句话,城市不是梦。”
的确,城市不是梦。
今天，在国家的关怀下和三线人的奋斗中,梦想已经变成现实,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展现在千千万万的三线人的面前。
2019
西北三线
三线精神 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