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甫是近代经方派的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15名最为著名的中医之一。
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主讲仲景学说，在伤寒学说方面造诣颇深。
《经方实验录》：“昔与章次公诊广益医院庖丁某，病下利，脉结代，次公疏炙甘草汤去麻仁方与之。当时郑璞容会计之戚陈某适在旁，见曰：此古方也，安能疗今病？次公忿与之争。仅服一剂，即利止脉和。盖病起已四十余日，庸工延误，遂至于此。此次设无次公之明眼，则病者所受苦痛，不知伊于胡底也。”医案中连会计的亲戚也能说出“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话，说明当时是流行这种观点的。曹颖甫认为，古方不但可以治今病，而且经方有时疗效超过时方。《经方实验录》引《悼恽铁樵先生》云：“……越年，二公子三公子相继病伤寒殇。先生痛定思痛，乃苦攻《伤寒论》……如是者有年，而四公子又病伤寒。发热，无汗，而喘。遍请诸医家，其所疏方，仍不外乎历次所用之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薄荷，连翘，杏仁，象贝，等味。服药后，热势依然，喘益加剧。先生乃终夜不寝，绕室踌躇。迨天微明，乃毅然曰：此非《伤寒论》'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之病而何？乃援笔书：麻黄七分，桂枝七分，杏仁三钱，炙草五分。持方与夫人曰：'吾三儿皆死于是，今四儿病，医家又谢不敏。与其坐而待毙，曷若含药而亡！’夫人默然，嗣以计无他出，乃即配药煎服。先生则仍至商务印书馆服务。及归，见病儿喘较平，肌肤有润意，乃更续予药，竟得汗出喘平而愈。四公子既庆更生，先生乃益信伤寒方…”时医遇风热轻证，能以桑菊梔翘愈之，一遇伤寒重恙，遂不能用麻黄主方。这说明，在温病学术发展的同时，伤寒的许多良方良法被丢弃了。“光绪中，赴试金陵，途中卧病，偕行者略知医方，日以藿香、佩兰进之，汗出而热不除，抵金陵，病益殆。适先表伯陈葆厚先生来同寓，诊予脉曰：病当速愈，但累经发汗，津液已耗。因向药肆中购荷叶露三大瓶，及哀家梨十余枚，曰：渴即饮之，饥即啖之！予从其言，半日而尽。抵暮，携药及煎粥之器及米炭来，予睡方醒，闻药香，葆伯令侍者进一瓯，自觉满身沾渍，中夜，衣被俱湿，葆伯为予易衣被，问其方？则曰：桂枝白虎汤也。予至是，全体舒畅，呼粥尽二碗，安眠达旦，非复病夫之故态矣。予至是，益信经方”。尽管病人津液已耗，似乎不宜再用温药，但只要补充津液，然后再用经方，仍然有效。“又记昔在丁甘仁先生家，课其孙济华昆季，门人裴德炎因病求诊于济万，方治为荆防等味，四日，病无增减，亦不出汗。乃招予往诊，予仅用麻黄二钱，桂枝一钱半，杏仁三钱，生草一钱。明日，德炎不至，亦不求再诊，予甚疑之。此医案表明，温病医家与伤寒医家同时治疗一个病人，伤寒方胜出。上述三个医案，都表明在时方无法治愈时，用经方能够治愈。在发展温病时，要丢弃伤寒的良方，曹颖甫认为是不可取的。“良药弃而不用，伊谁之过，丢弃传统，甚为可惜。”“近世医家弃良方不用，为可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