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我和几名刑警去抓八路军,...
1942年2月,我和几名刑警去抓八路军,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一个叫刘万全的警察朝屋里砰砰放了两枪,可还是没有人回应。
这时一个婴儿的哭喊声突然响了起来,另一个警察高鹏举大声喊道:“我们是警察,快点开门!要是反抗就要开抢了,里面有几个人,快说!”
一个青年妇女充满怒气地回答,“谁也没有?只有我和孩子!”这时几个中国警察都齐刷刷看着我,我对他们说,“好!是女人,冲进去!”
五六个中国警察愣是没有把门撞开,这时崔鹏程从外面墙边拿来一个锄头,对着门“哐当哐当”的砸了起来,很快门被打开,我们六个人闯进屋里。
我看到一个25岁左右的妇女,一只手紧紧抱着婴儿,另一只手拿着剪刀,似乎做好了同我们拼命的准备。这些警察端着枪,一齐瞄准妇女。我走上前一脚将妇女踢倒,然后问她:
“你是张春生的老婆吧?我们掌握了确凿的情报,你丈夫是个大马贼,是八路军的狗,你丈夫去哪了?快说!”
这个妇女愤怒的说,“不知道!”,她脖子的青筋似乎在跳动,然后她猛地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听了非常生气,我心想:怎么能被中国老百姓看不起呢?于是就把屋里的茶碗和被褥全部扔在地上。这个女人瞪着愤怒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对我打砸他的物品非常生气。
几个警察搜了半天,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搜到,我让刘万全把这个女人带上手铐,把她带到宪兵部,因为空着手回去,总是没有面子。
女人突然站起来反抗,几个警察连拉带扯的给她戴上了脚镣。那天,天气异常寒冷,女人的手一挣扎皮就脱掉了,鲜血把脚镣染的通红,现在想起来真是残忍。
可女人顾不上自己,他用破烂的被子把婴儿包起来,婴儿的哭声在寒冷的天气嘤嘤嗡嗡,听了像断气一样。
临走时我告诉他们村里人:张春生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把他的老婆孩子还给他!
那时东北气温零下40多度,北风吹到脸上像针刺一样疼。我们骑着马在前面跑,女人就坐在后面的爬犁里,脸冻得通红。她把婴儿裹在自己胸前,婴儿哭了就敞开怀让他吃奶。
然后这个女人被关进了看守所,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十天,张春生就过来自投罗网。
我们把张春生吊起来狠狠的抽打它,用电流对他进行拷问,可他死咬牙关,一句也不交代八路军的情况。我很生气,挥舞大棒子命令:“这个混蛋,狠狠的打他!”
裸着上半身的张春生发出呜呜的惨叫,这时两个警察把他的双手绑在膝盖下面,然后从腋下穿过铁棒,把他吊了起来。张春生痛得扭歪着脸,咬紧牙关,挣扎着反抗。
见他还不招供,我让刘万全把他的老婆带了过来,这个女人一进来就大喊,“啊,春生!”然后惨叫着跑到丈夫面前。
张春生猛然睁开眼睛,使劲全身力气大喊,“畜牲!把女人也这么糟蹋,你们还是人吗?”他的脸色煞白,很快就不动了,头低着垂到胸前。
张春生终于没有招供,上面说没有招供也不要紧,只要有反抗记录,处以死刑就有根据。不过他的女人和孩子看起来病的不轻,不能让她死在看守所。
于是刘万全和高鹏举连拉带推的把女人扔到外面,在北风的怒吼下,婴儿的哭泣声逐渐微弱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经过中央菜市场大门前,发现一对母子冻死的尸体。母亲身体僵硬,但仍然紧紧地抱着婴儿。我突然想到,昨天她们还是鲜活的。
以上这段历史是侵华日军松原俊三郎的回忆,他以前是一名铁路工人,在23岁那年被征到中国,在旧满洲国齐齐哈尔市警察局刑事科当警察。
1945年10月7日,松原俊三郎在齐齐哈尔被捕,而后作为战俘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他和很多日本兵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
回国后的松原俊三郎看到国内因被美国轰炸而导致很多国民无家可归,他想到自己在中国也是一名侵略者,于是决定将他犯下的罪恶告诉那些不知道战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