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丹尼奇误读辨正
[英]尼古拉·辛姆斯—威廉姆斯、[英]杰弗里·汗著，
尤小羽译记
摘 要：中古阿拉伯史籍记载了一种优质的棉织品，名曰赞丹尼奇。1957年纺织品专家谢珀德、伊朗学家恒宁合作发表论文《赞丹尼奇已获识别？》（Zandanījī identified？），对收藏于比利时列日省于伊的一座天主教修院的一件织锦进行研究，就书写在背面的题铭作出粟特语的解读，尝试将其与传统记载中的赞丹尼奇织物建立联系。这一发现在古代纺织品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此说在文献与历史两方面都有讲不通的地方，但1957年的试论仍然被视为定论，“赞丹尼奇锦”已经成为纺织品研究中的一个似乎不争的确定实体。然而，重检原物，对题铭的重新研究表明，题铭语言实为阿拉伯语，内容则是这件织锦所有者的名字以及交易售价，与赞丹尼奇无关。
关键词：赞丹尼奇；织锦；棉布；粟特语；阿拉伯语；撒答剌欺
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为辛姆斯—威廉姆斯，第二部分作者为汗。一种名为赞丹尼奇（zandanījī、zandanīčī）的织物，在若干中古伊斯兰史料中被提及。该种布料因产于布哈拉（Bukhara）附近的赞丹那（Zandana）村而得名。不过，史籍也告诉我们，布哈拉的其他地方也有此种布料的织造。有一阿拉伯文献提到花剌子模产赞丹尼奇，甚至作了如下说明：“布哈拉产的和花剌子模产的赞丹尼奇是两个不同的种类。”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阿拉伯语本写于回历332年（公元943—944年），原书不传，今存者仅是该书的波斯语略出本，成书于回历6世纪（公元12世纪）。在书中纳尔沙希明确指出赞丹尼奇造于赞丹那，并补充道：“这是一种好布，织造量大，多数产于布哈拉的其他地方，但它被称作赞丹尼奇，乃是缘于它首先出现在这个村子里。这种布出口到伊拉克（Irāq）、法尔思（Fārs）、起儿漫（Kirmān）和印度斯坦（Hindustān）等国家。王公贵族皆以这种料子制作衣装，他们买入赞丹尼奇，花费和购买织锦一样高的价钱。”稍晚的一种文献，尼札姆·穆勒克（Nizām al-Mulk）撰写于回历5世纪（公元11世纪）晚期的《治国策》（Siyāsat-nāma），对该种织物的品质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称之为一种效力于萨曼宫廷的大多数年轻奴仆们穿着的布料。晚近的波斯语辞典通常将赞丹尼奇定义为一种“白色粗布，多为棉质”。不过，zenden'见于17世纪前的俄语，指的是某些单色棉纺织品。
显然，我们难以仅凭上述少量且明显相悖的信息来鉴定遗存下来的织物，哪些是赞丹尼奇。不过，1959年恒宁（W. B. Henning）宣布，比利时于伊（Huy）圣母教堂（Collegiate Church of Notre Dame）中圣徒芒戈尔德（St. Mengold）杂色锦衾上有两行墨书粟特题铭，他释读并翻译如下：
βrz 61 wytšp／znδn'k-čy y'sδh “长61拃，赞丹尼奇……”恒宁在释读及译文上都有些踌躇，因此他与谢珀德（Dorothy G. Shepherd）合写的文章谨慎地使用了《赞丹尼奇已获识别？》（Zandanījī identified？）这样一个标题。在恒宁的释读基础上，谢珀德不仅将于伊锦确认为是大名鼎鼎的“赞丹尼奇”的一个标本，更将此推广应用于一系列相关织物的命名，按照风格及技术特点划分出两组：“赞丹尼奇I型”和“赞丹尼奇II型”。她认为，“有了于伊锦这一证据，所有这些织物都可以判定为出自粟特地区，年代大体在7世纪”，7世纪之说当是基于恒宁认为这一件粟特文字的书法风格比8世纪的穆格山文书更早这一判断而来。谢珀德、恒宁一文发表后的数十年间，他们将于伊锦判定为赞丹尼奇的看法被广泛接受，类似的纺织品也往往被归到这个名目之下。鉴于这一事实，二十年后谢珀德说：“恒宁对于伊题铭的释读及定年从未遭到挑战。”恒宁最初发表这一鉴定时的严谨慎重终为人所忽视。时而还可见学人把比利时说成是发现过粟特文字材料最西端的一个地点。其实，人们反倒不应该忘记，这种种推论全然基于恒宁对圣芒戈尔德锦衾题铭的试探性释读。不久前，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质疑把于伊锦衾定性为赞丹尼奇、并在此基础上把类似的多色丝织物归之于公元7世纪的观点。首先，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所有记载到赞丹尼奇织物的文献都说明白了，它由棉制成，而非丝质。其他疑窦还包括：于伊锦衾丝织实物的花纹与常见的粟特艺术特征之间大有差距；所谓的赞丹尼奇织物上并没有显现典型粟特纹样主题；在公元400至740年间的粟特壁画中，有不少表现纺织品的图景，但是赞丹尼奇的特色纹样却了无踪影。更有甚者，恒宁的释读提到“61拃”的长度，这比12米还长，而那块于伊锦原本应为一道门帘，长度大概是2.4米。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意欲调和，提出粟特语题铭并不是指写有那句话的织物本身，而是指跟这块丝绸一起出售的一匹棉布料。至于所谓的赞丹尼奇锦，他推断它们是造于“8世纪下半叶或9世纪上半叶的阿拔斯哈利法王朝（即黑衣大食）东部省份，有可能是在不受阿拉伯帝国统御的中亚东部地区”。
2009至2010年布鲁塞尔王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题为“丝绸之路：生与死之旅”（La Route de la Soie：Un voyage à travers la vie et la mort）的展览上，圣芒戈尔德锦衾参展。展览图录的该条目17 不仅包括织物的图片、题铭（图1），还包括一幅德赫鲁夫（P. de Groof）与德雍赫（D. De Jonghe）精心修复的织物原亮色复原图样（图2）。相较于原照片，通过复原图更能看清色彩及纹样。该纹样主要由典型的萨珊式联珠团窠纹构成，团窠内为一对相向而立的动物图案，该动物有人认为是公羊，有人认为是牡鹿。从纹样到色样都具备所谓的赞丹尼奇锦缎之特征，尽管这种类型的锦缎多数时候绘的是狮子。
展览后数月，这件圣衾保存在布鲁塞尔，暂存王家文化遗产研究所属下的纺织品实验室，也就是在这里，幸得文献部主管瑟勒芒斯（Christina Ceulemans）博士邀请，我有机会在2011年5月对之进行研究。我在检读题铭（图3）后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观察到字母事实上是由相当粗壮的字体写成的，并非恒宁所想的那样因织物不规则的表面而有显著的变形。不过当年他仅能从照片上读取这一题铭。恒宁将这一假设作为一个情理上的根据，由此出发对题铭作出再解说，事实上就是一种修订，即把它当作粟特文来看。他提供了一个题铭的清写本（图4），附以如下说明：“人们或可假定，这两行字，书手本来是想写成这个样子的。”但如果这一题铭实际上并未因漫漶而导致客观上无法卒读，那么恒宁的清写本就不可以作为释读的基础，则我们必须从原物出发，而正是这一点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感。在与比利时王家文化遗产研究所纺织品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该织物的一件取样曾送去进行碳14测定，结果表明这一织物的定年基本可确定在公元780年至980年间（概率95.4％），更细致一点说，是在公元870年至970年间（概率68.2％）。这一结果显然与恒宁将题铭定为7世纪的布哈拉之判定不合，而马尔沙克将之定在“8世纪的下半叶或9世纪上半叶”，也过早了。
虽然当时我不能识读这段题铭，但这次复核让我确信，织物上的文字不是粟特字母而更可能是阿拉伯字母。谢珀德最初也推想是阿拉伯字母。于是，我将于伊锦的照片转给我的同事杰弗里・汗（Geoffrey Khan）研究，他是早期阿拉伯文字学的行家，本文第二部分便是他的解读结果。
于伊锦上的墨书题铭无疑是阿拉伯文。现存有数例8—10世纪间的、以墨书写于织物上的阿拉伯文题铭，纺织品的年代均经碳14测定。刺绣或有嵌饰的精美织物，在阿拉伯语中称为tirāz“提拉兹”，在这一时期广泛流通于伊斯兰世界。这通常包括一些繁复的滚边，它们作为服饰领口或袖口的奢华配饰，有时用作头饰。提拉兹的做法是阿拉伯人从拜占庭人和萨珊人那里学来的。拜占庭人在埃及有作坊，后由倭马亚人接手。然而中古伊斯兰文献中，提拉兹式样被视作起源于伊朗世界，这一点由tirāz是一个波斯语借词（波斯语tarāz，义为装饰、修饰）这个事实所反映出来。大量的提拉兹生产是在伊斯兰统治者的保护下进行的，他们把这种布料作为光荣的赠礼（阿拉伯语khilaʿ，单数khilʿa）赏赐给臣下扈从。早期伊斯兰时期之前同样也有证据显示存在这种奢华物件的私人生产。提拉兹织物经常有书法题铭，最早的例证可追溯至倭马亚时期。典型的体式有表达虔敬的套语，制造这些料子的作坊的名字、地点，包括制造者、制造地，相国（vizier）的名字或者织造工坊监督官署首长的名字。间或出现制作服饰的织造匠人的名字。很明显，于伊锦是一种奢华的装饰性布料，但其墨书却并非书法体，这种书法体颇能构成其原始设计的重要成分。那些事后加诸于布料背面的非书法体文字，不会是布料设计意匠的有机组成部分。“该物归司令官阿卜杜拉赫曼（ʿAbd al-Rahmān）所有，（购）以38 个第纳尔差三分之一。”首行
的前三个字母连写，或可读成
。再进一步核查图片，thāʾ前面显示出一个墨点的痕迹，因此可确认上述读法。
题铭的阿拉伯文字体类似于9世纪时写在纸莎草上的阿拉伯文书上的书法。阿拉伯纸草及大部分在埃及发现的纸草，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有关这种文书的绝无仅有的材料。从7世纪到8世纪的阿拉伯纸草也有，它们通常可通过字体明确地与9世纪文献区别开来。8世纪末叶，阿拉伯纸草文书中的书法发生过一次转变。7世纪及8世纪文献里的字体通常吸收了诸多该时期较早的古兰经铭刻书体特征，但到了9世纪则使用更偏向草体的书法。这种草体首先见于断代在8世纪中期的呼罗珊地区的阿拉伯文书中，但在埃及文书中的出现却明显地晚，这很可能是阿拔斯时期受东伊斯兰地区书写惯例影响的结果。一些独特的9世纪时期的典型草体特征出现在我们读的这一题铭中。其中包括dāl（在
和
）一字的写法，以最小的弯度，字母上端没有向右的弯勾。右弯勾是7、8世纪时纸草文书写本的一个特征。另外，ʾalif在底部收笔时向左倾斜，反之，7、8世纪的写本中笔画往往朝右弯曲。
题铭的内容说明的是物品的所有者，记录了该布料曾归某一名叫阿卜杜拉赫曼（ʿAbd al-Rahnān）的军事长官所有，价格是37
第纳尔。不过该布料并非给予阿卜杜拉赫曼的馈赠，而是经正式交易而成为他的财产的。其内容虽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书，然而却通过对该行为的核心内容进行简要的记述，将此合法行为记录在案。正式的购买法律文书在9世纪往往以这样的格式用语开头：“本物为某某即某某之子所购（hādhā mā ʾištarā fulān ibn fulān）。”其行文往往使用宾格，句首用指示代词引入，指代交易物品。现存的大部分文书与购置地产有关。具体到“该物归阿卜杜拉赫曼所有”一短语，正可将所购之物即宾语视作省略未提的主语。此类程式化文书的又一关键因素是对购买者所出价钱的强调，在所述短语中以介词bi-标明。在此之前通常为一长段法律条款及标的物的表述，不过许多文书通常使用补足语造句作为固定开头来表述购买行为：“此为某某即某某之子购买所得（hādhā mā ʾištarā fulān ibn fulān）。”随后是进一步的表述段落，最后以带有签名的证人结语条款收尾。本文讨论的织物题铭只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记录，不是法律文件，这就解释了为何缺少所谓的“诵真主之名”（即“奉特慈普慈的真主之名”，bismi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这样一个开头，这在法律文件中是必不可少的。题铭只写出购买者名字的第一部分。同样地，在中古写本中还发现了所有者标记，有些用介词li-（给；属于）引入，正如本文所讨论的题铭。
在购买行为中使用第纳尔黄金货币，这一情节或可为我们提供交易发生地的线索。尽管织物设计上的萨珊风格让人推断它或制作于东伊斯兰世界，但第纳尔的流通则表明该项交易应发生于相当西边的地方。这一时期的东部省份也流通金币，但更通行的是迪拉姆（dirham）银钱，官方也有意推动使用银钱。出自呼罗珊地区定年在8世纪中叶的阿拉伯文书都是以迪拉姆计数。扩展到中亚地区11、12世纪的阿拉伯买卖文书，也是以迪拉姆计数。反之，中古时期埃及的文书总是使用第纳尔计数，10世纪早期的叙利亚文书情况也是如此。通过流通货币可判断，这一购买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在埃及、叙利亚甚至是伊拉克一带，但不会是再更向东的地区了。开罗藏经库（Cairo Genizah）文书表明，中古时期埃及从东方国家进口丝织品，包括伊拉克、伊朗、印度和中国。37
个第纳尔的价格落入上引中古材料中昂贵织物和服装的价格区间。9世纪伊拉克的优质男装价格在5至30个第纳尔之间。37
个第纳尔大概相当于开罗藏经库婚契奁资清单中的奢华服装价格。这实际上已经是开罗藏经库文书所提及的相当高的一个价格。据戈伊坦（Goitein）可知，开罗藏经库所见最昂贵的一种织物价值100个第纳尔。一条中世纪的材料提到，一件从图什塔尔（Tustar，即Shushtar）来的刺绣精美的衣衫花了200个第纳尔，那时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00个第纳尔上下。法蒂玛王朝时，一件绣有金丝的提拉兹戎袍据说值500个第纳尔。
如果按发表时间先后说，赞丹尼奇作为Zandanījī的译名，最早出自从俄文译汉的《赞丹尼奇织物的鉴定》（［前苏联］别列尼茨基、别达维奇撰，殷红、李莉译校：《丝绸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40—46页）。对Zandana这个中亚地名，中国历史学界有其他直音译法，如把巴托尔德著作中提到的布哈拉村庄Zandāna翻译为“增达那”，织物名称Zandānī译为“增丹尼”（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2、263页。译稿完成于1983年），把布哈拉商人向成吉思汗推销的Zandanachi译成“曾答纳赤”（［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8页）。这两个名字还有“扎旦村”“扎旦尼奇布”的译法（［俄］巴尔托里德著，王嘉琳译：《从有史记载以来到俄国人来中亚之前中亚的植棉业》，《西域史论丛》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5—196页）。本文是伊朗学家尼古拉・辛姆斯—威廉姆斯和阿拉伯学家杰弗里・汗两位教授对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一篇有关丝绸专题的名作的纠错（“Zandanījī misidentified？”，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Vol，22，2008，pp.207-213）。D. G. Shepherd & W. B. Henning， “Zandanījī identified？”（《赞丹尼奇已获识别？》）发表于1957年，旋即在国际学界引起很大影响。国内较早注意到恒宁、谢珀德的发现对胡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这一条带有文字的丝织品实物材料引入中国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是姜伯勤先生，时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发表于日本《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3号，1986年），中文本面世比日文版晚8年，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第三节《敦煌吐鲁番所见的“胡锦”与粟特锦》第二部分题名为《“胡锦”、“番锦”与“赞丹尼奇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11—217页），为“赞丹尼奇锦”在东西物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给出了定位。此后，赞丹尼奇锦渐成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概念，在中国学界引起热烈的反响。近年有学者主张汉文史料中存在赞丹尼奇的汉译名，举出三个名词：撒答剌欺、赞叹宁、沙沙那锦。尚刚认为，“撒答剌欺”（《元史·百官志一·工部》）、“撒答剌期”（《元典章·吏部一·典章七·职品》）为Zandanījī的对音（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4页；Shang Gang， “Zandanechi v Kitae”， in： Shelkovyi put’. 5000 let iskusstva shelka， Sankt-Peterburg：Slaviia， 2007， pp. 28-38）。其实，主张撒答剌欺这一比定的学者，比尚刚先生更早的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中文译者何高济、校订者翁独健两位先生：忽毡的三个商人有意向蒙古做贸易，“收集了大量的商品——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zandanichi）及其他种种，他们认为适用的东西之后，便登上旅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3页注3“不花剌以北约十四哩的撒答剌［Zandana］村出产的一种衣料名”），把作为考证结果的撒答剌欺直接纳入译本的正文，没有给出具体说明。这是一项大胆的勘同，将波斯语中亚地名与元代汉文史料建立起了联系，意义重大。此后元史学界接受了这一结论。“大约在公元1215年时，三名花剌子模商人曾运一批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等到漠北成吉思汗处”（邱树森：《中国回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也有稍加疏释的，如“撒答剌欺这个词，波斯史家朮外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作zandanichi”，“从《元史》的记载看，撒答剌欺无疑是一种丝织品，既然前至元年间元廷已组织生产，当早已为人所知”（黄时鉴：《元代扎你别献物考》，《文史》第35辑，1992年，第154页；收入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4页）。“弘州组练人匠提举司后改名为撒答剌欺提举司，说明弘州组练人匠提举司以犬、兔之毛织成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撒答剌欺”（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他们讨论撒答剌欺，都是以中外地理文献、史籍为据，没有涉及到恒宁对于伊锦的Zandanījī解说。
撒答剌欺，被等同于作为丝织品名称意义上的Zandanījī，是近年工艺美术史学者和纺织史学者们大力提倡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专题性的推论，将撒答剌欺用作年代上早于元代数个世纪的“胡锦”“粟特锦”的本来名称，流传广泛，影响很大。
赞叹宁（《三朝北盟会编》卷55），尚刚先生认为“无疑就是Zandaniji”（尚刚：《撒答剌欺在中国》，《中国丝绸博物馆・丝国之路——5000年中国丝绸精品展》，圣彼得堡，2007年，第26—27页；《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年第1期，第9页；陈彦姝、尚刚：《撒答剌欺在中国》，包铭新主编：《丝绸之路：设计与文化》，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陈彦姝：《辽金“赞叹宁”》，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70页）。沙沙那锦（敦煌文书S. 4609太平兴国九年／984年节度都头知衙前虞候阎章仵送邓家财礼牒），赵丰、王乐两位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赞丹尼奇，并因沙沙那锦以量词“张”为单位则“正是中亚织锦的规格”，“就是中亚系统的粟特锦”（赵丰、王乐：《敦煌的胡锦与番锦》，《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40页）。围绕波斯语的一个词一下子出现三个汉字译音形式，而且出现在相近时期，同时都成立且都被实际使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具体而言，沙沙那（锦）、撒答剌欺作为译音词很难与Zandana、Zandanījī划等号，因为音理上存在实质性的困难。事实上，有关撒答剌欺的语源，柯立夫在1991年撰写过专文，指出这个汉字转写词的背后是一个有突厥语源的蒙古语词：sädräk >*sadraγ，义为“织造纰疏的棉布、织物（loosely woven cotton， fabric）”（Francis W. Cleaves， “The Vocable Sa-ta-la-ch’i in the Yuan shih and the Yuan tienchang”，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N. F. Vol. 10， 1991， pp. 128-35）。这是一个与撒答剌欺丝织品说完全不同的主张，应予注意。蒙古史学者有支持此说的（Thomas T. Allsen，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Univ. Pr. 2002， p. 73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国际学者有接受撒答剌欺即zandanichi／zandaniji说的，但都是在艺术史、纺织品研究范围将此作为一个工具概念使用。也有个别纺织史研究者对概念是否真实有当表示不解，实物能否勘同发表质疑（“［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another Yuan text in which sa-da-la-qi is mentioned， and there is no means of telling whether it is anything like the Sogdian silks which have been called zandaniji”， James Watt&Ann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 140）。赞叹宁在音韵上似接近于Zandanījī，但是有最后一个音节的短缺，能否勘同，还有待细致研究，周全论证。事实上，如以本文辛姆斯—威廉姆斯和杰弗里・汗的解读为依归，那么赞丹尼奇之为一种织锦名称的结论便不再成立，连带影响到将汉文史料中的丝织物名称与Zandanījī划等号的尝试，基础已去，楼阁悬空，“赞丹尼奇锦”“撒答剌欺织锦”这样的叫法难以继续沿用。赞丹尼奇作为一种纺织品——一般认为是布或棉布——的名称，来自多种传统文献记载，所指明确，仍然可以而且应该只在其本来的意义上使用。至于撒答剌欺名实的勘定，目前有柯立夫在突厥语、蒙古语范围内的解说，是否成立，尚待斟酌（sädräk系形容词，非名词，义为“有缺漏、有空隙、少见的”，有很多表示“牙齿稀疏、缺齿”的用例。此系茨默Peter Zieme教授于2020年6月9日电子邮件中垂示）。“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7页）王丁老师向我指出，提及撒答剌欺的元代史料，说的是工部所属的“撒答剌欺提举司”，由回回人札马剌丁率领诸色工匠从事织造生产（《元史》85/2149页），因此颇疑在这样的语境中会出现某一种特定的织物名称，换言之，撒答剌欺或许是某种中亚语言表达与纺织匠艺有关的一个概称。（尤小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