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杯鸡尾酒引发的哲学
由一杯鸡尾酒引发的哲学
据说花神咖啡馆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很著名了。否则，它无法受到那些活跃于193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如此的喜爱，萨特与波伏娃是这里的常客。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一定在这里与人们讨论过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文学，对了，还有毕加索，据说他还曾经在这里的玻璃窗上作画。这间被绿植围裹着的咖啡屋就那么静悄悄的见证了一个思想纷杂的年代中，一群法国思想大咖的诞生。于是，今天它已经无可避免的成为了去往巴黎必须要去打卡的旅游圣地。
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存在主义群体。而这个群体也正是这个咖啡屋中的常客和主导者。尽管这群年轻人当初选择这个场所作为他们的逍遥学院的初衷，是略带些无奈的。
美国作家萨拉·贝克维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中这样描述花神咖啡馆的意义：
“像花神这样的咖啡馆，仍然是巴黎人生活的中心。首先，它们是取暖的最好去处，显然好过很多人住的那些简陋、廉价的旅馆，没有暖气或像样的烹饪设备。不过，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仍然发现：'我住进法国旅馆的时候，才明白法国咖啡馆的必要性’”（207页）
当然，贝克维尔的这番议论只能是停留在直观感受层面上的一种描述。在我看来，咖啡馆之于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咖啡馆中固有的“烟火气”。而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在我看来，正是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最具有烟火气的哲学。
从来没有一种哲学会如此关注肉体的、有限的人所包含的那些弱点。因为从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为我们构筑的人性是完美的。也从来没有一种哲学会如此大张旗鼓的去谈论有关于人的爱与恨，恐惧与颤栗。甚至连法国人最爱的笛卡尔在他的哲学开端处也只是将人视为一个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主体。但反抗所有那些概念的、因此也是抽象的和僵死的哲学，却成为了存在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
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虽然不是来自于花神咖啡馆，却也仍然发生在咖啡馆里。1932与1933年之交的某个晚上，三个好朋友，雷蒙·阿隆、萨特与波伏娃一起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中，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喝着他们最爱的杏子鸡尾酒。其间，雷蒙·阿隆兴致勃勃地为他的两位好朋友讲述当时正在德国流行起来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的名字叫做“现象学”。我实在无法想象阿隆该如何向两位完全对此一无所知的青年人讲述这门如此晦涩难懂的学问，因为时至今日，在哲学系里，如果你说你是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相信你的同学、同仁都会向你投来敬佩的目光。如果就胡塞尔的著作而言，看了以后，总会让人有一种望而却步的感觉。缜密的分析无法缓解其包含的理论的晦涩。富有革命性的哲学却被淹没在繁复的理论当中，胡塞尔虽然将“回到事实本身”设定为哲学的目标，并在晚年，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之下，喊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口号。但他的哲学，他的表达方式却让这种被称之为“现象学”的思想与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隔成了两个世界。
但法国人从来都有一种能力，能够将抽象的理论直接转变为鲜活的生命。于是，就在一个嘈杂的咖啡屋里，阿隆用一个简单的道具竟然瞬间让现象学的真谛突然地显现在了萨特和波伏娃的面前。
多年以后，这段故事后来被波伏娃反复讲述过：阿隆对萨特说：“你看，mon petit camrade_我的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我的小同志，是阿隆学生时代对萨特的一个称呼。这样的昵称被波伏娃清晰的记录下来，我想大约正是因为在如此轻松的氛围当中，萨特与波伏娃却突然产生了与之完全不相称的一种严肃感，两者之间的反差，让萨特和波伏娃同时体会到了一种震惊效果。波伏娃后来近乎夸张的回忆道：“萨特听完这句话后，面色唰地白了。”
但这种夸张，多少是真实的，因为四十年以后，萨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论到：“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萨特如同一个禅宗中的佛陀，在瞬间的棒喝中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据说萨特当时马上冲到最近的书店中，对店员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好吧，显然当时的法国书店的店员似乎比萨特更了解现象学在法国的最新研究，因为萨特马上得到了一本后来也成为法国现象学界的经典文献，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据说当时萨特来不及回家，就撕开了书页，边走边读，而法国现象学的大幕也就在这一时刻缓缓拉开了。
因此，我们常常这样来描述法国现象学的缘起，这是一个从鸡尾酒中诞生的哲学。在这一描述当中，绝非仅仅意味着对这一哲学缘起的那个场所的复原，更为重要的还有对这种哲学本质的彰显。如果说现象学在德国，还残存着它作为内在意识哲学的尾巴，这表现在胡塞尔仍然会将我思的问题放在哲学的第一位来加以讨论。因此旧有形而上学的全部问题都还在我思的设定当中保持着它原有的位置，那么现在在法国，现象学却从一开始就走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屋里，在萨特边走边读的大街之上。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所强调的对意识之外的生活世界自身的关照和理解，似乎更贴近于现象学创立的本意。
当然萨特所遭受的当头一棒，不仅仅意味着他突然发现了一条通达新世界的道路，而是更因为那个时刻的萨特自己也正在经历一种蜕变。他感到自己似乎正在找寻一种“破坏性的哲学”，但对于这种哲学究竟长成什么样，他或者并不特别清楚，但一定是一种能从鸡尾酒中直接变出哲学的哲学，并且这一哲学一定会与当时统治法国哲学教育界的新康德主义完全不同。
天才总难免有些自负，认为这个新世界的大门首先当然应该由他来第一个为全人类的打开。但现在当阿隆告诉他德国的现象学已经先行完成了这个新哲学的架构，萨特的沮丧可想而知。
但缘起只能代表思想的一个面向，正如所有刚刚从母体中出生的婴儿，模样都差不太多，但随着他们慢慢张开，他们的样子才有了千差万别。所以，萨特的沮丧可能有些来得过早了。因为他所参与的法国现象学运动与德国现象学之间，并没有他最初所认为的，那样得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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