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字
竟，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终极。
镜：（金，金属）；（竟，终极），表示终极金属。造字本义：名词，极品金属，即利用光滑表面反映真实投影的铜盘；铜盘能照出人影，古人以此为神奇。
“镜”字左边为“钅”代表字义；右边为“竟”代表字音。古代的镜子大多是由铜器制成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玻璃，所以这里是金字旁。镜子照物，其中能呈现影像，但里面却不存在实物，就好像书中只有月亮的影子，却抓不住高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因此，后人常常用“镜中水月”来比喻空幻缥缈的东西。
人生首先要是望远镜，看远；
再就是显微镜，看细；
接下来是放大镜，看透；
其次是太阳镜，看淡；
最后是哈哈镜，笑看生活。
正所谓：人生在世不容易，哈哈一笑百病消。
大约20年前，我在某城市读大学，大一放暑假，舅舅开车来学校接我回家。我考上的学校并不理想，心中充满了懊恼。一上车我就对舅舅吐槽学校的各种不好。舅舅静静地听着，等我抱怨完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汽车的后视镜那么小，而前面的挡风玻璃那么大吗？是为了告诉驾车人，不能总盯着后视镜，要多朝前方看！”
这个解释如一道强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仿佛在告诉我， 车尾的风景一去不复返，唯有一路向前，才能到达想去的地方。
--尚九华《后视镜》
古代官场风险镜鉴
在封建时代，很多官员都懂得，要立于不败，就要穿几套“盔甲”，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古代官场波诡云谲，险象环生，多少文武名臣遭人构陷，不得善终，令人扼腕。涉足官场的人，防范风险是必要的，谨慎从事也很重要。但很多官员从消极方面吸取了前人仕途蹉跌的教训，或从此谨小慎微，或变得世故圆滑。
老官僚告诫新科进士，做官不能直心肠
很多官员都懂得，要立于不败，就要穿几套“盔甲”，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不能让别人察觉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意图，不能让人找到攻击自己的借口。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说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成化二年（1466），我考中进士，被派到工部，开始了从政之路。父亲的朋友徐孟章是一位久在官场、阅历丰富的老官僚，他告诫刚步入官场、不通世故的陆容：官场多险毒之人，你心太直，不会玩手腕，是适应不了官场这种险恶的环境的；你要在官场生存，就要改变你自己，多长几个心眼。
如果说徐翁是教陆容不要对同僚和上司心肠太直，那么，明代四朝元老、长期辅政的杨荣则教人即使对皇上也不可全抛一片心。
据明朝叶盛《水东日记》一书记载，有一个叫夏昭的人，曾听杨荣说：我见到因刚直惹祸的官员，总是非常惋惜。侍奉皇上自有一定规矩，向皇上进言，要讲究方式方法，直来直去、有一说一是不行的。例如陪皇上读《千字文》，皇上把“天地玄黄”错念成“天地玄红”，你不可马上更正。怎知皇上不是故意念错字来试探你呢？怎知皇上的真实意图呢？怎知“玄黄”不可写作“玄红”呢？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没有好处。只有等到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天地玄红”，或者向你询问是否是“天地玄红”，你才可委婉地回答：“臣幼读《千字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
杨荣本是皇帝宠信的重臣，说话很有分量，而他为纠正皇帝读错的一个字，就要费这么多心思；若要纠正皇帝的一个错误决策，还不知要动多少心思呢，说不定就装糊涂了。
出于关怀，宋仁宗劝王禹偁改掉刚直的脾气
王禹偁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官做得也不小，但仕途不顺，一贬再贬。
他第一次被贬是因为替徐铉辩护。庐州尼姑道安诬陷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即把徐铉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尼姑道安身上。宋太宗有旨，对道安不予追究。皇帝发了话了，大臣们就是有意见，也不便说了，但王禹偁偏偏仍要上书直言，要求为徐铉昭雪，并追究道安诬陷徐铉之罪。这在朝廷看来，显然是违抗太宗旨意，于是将王禹偁由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第二次贬官是因为私下议论孝章宋皇后的葬礼。孝章宋皇后是宋太祖的第三位皇后，她死的时候，已是太宗至道元年（995）了。朝廷规定的葬礼，规格不高，在位的宋太宗似有点对不住这位故去的皇嫂。这本是皇帝的家事，直心肠的王禹偁忍不住私下里对人说，孝章宋皇后毕竟曾“母仪天下”，应当按老规矩隆重地办她的丧事。他的话被人揭发，他被以“诽谤朝廷”的罪名，由翰林学士、知审官院贬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第三次被贬是因为得罪当朝宰相。宋真宗咸平（998-1003）初，王禹偁参与修撰《太祖实录》，他凭着史家的良知，秉笔直书。当时两位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和，他们都怀疑王禹偁在背后议论、褒贬自己，便将王禹偁贬到黄州。
王禹偁第一次贬官回京后，朝廷给了一个左正言的官职。宋太宗一方面爱其文学才华，另一方面又为他脾气刚直，跟人处不好关系，感到遗憾和可惜，要他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这是《宋史·王禹偁传》的说法。而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一书则说，宋太宗曾亲自训诫王禹偁：一次宫中举行宴会，王禹偁也赴会了，太宗特地把他单独召至御榻前，训诫他说，你的才智和诗文，如果在唐朝，当不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
王禹偁一生历尽挫折和磨难，但他一如既往，百折不回。环境逼得很多人适应它。就像明朝杨荣，在官场历练得谨小慎微，又不无世故圆滑。杨荣这一类型的官员，也是官场环境的产物。由此想到，在封建时代，敢言直谏不容易，是要冒杀头或坐班房的危险的。所以魏征、海瑞等刚正之士，要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仰。
父亲临死刺若弼舌头，告诫其少言慎语
在官场，口无遮拦不行，言少而不慎也不行。古人防范官场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耐住自己的性子，压住自己的激情，灭掉自己的火气，管住自己的嘴巴。这方面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贺若弼之父贺敦用刺舌的方式，告诫贺若弼少言、慎言。
贺若弼的父亲贺敦在北周任金州总管，很有才干和抱负，可惜遭人陷害被杀。临刑，他对贺若弼说：我发誓要灭陈朝，但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你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以舌而死的（即以言获死罪），你必须牢记。说着，拿起锥子刺儿子舌头出血，“诫以慎口”。
父亲的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一次，北周武帝向贺若弼询问对太子的看法，贺若弼明知太子不适合做皇位继承人，日后若继位，必将对国家不利，但考虑到个人的安危，还是说了假话。他说：皇太子道德、学业天天进步，臣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缺点。皇太子即位后，立即将说他不适合继承皇位的大臣乌丸轨杀了。贺若弼因言语谨慎，保住了身家性命。
然而，时间长了，贺若弼渐渐淡忘了父亲的告诫。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朝灭了陈朝，论功行赏，贺若弼、韩擒虎两位大将功劳最大。贺若弼功成名就，开始得意忘形，把父亲的教诲丢到了脑后，把父亲刺他的舌头出血这桩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竟至傲视群臣。
贺若弼自以为功劳最大，无人能比，不是宰相的他，常以宰相自许。隋文帝任杨素为宰相，贺若弼仍为将军，没有高升一步，甚是不平，言语、脸色时时流露出怨气，于是被免职。谁知他不思收敛，反而牢骚愈甚。隋文帝遂将其打入监狱，并责问他：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一再说，这两人是饭桶，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臣们以贺若弼对朝廷心怀不满为由，纷纷要求处死他。贺若弼乞求文帝，念其平陈之功，饶他一死。文帝说，灭陈的功劳，早先已格外重赏，现在何必再提。贺若弼仍哀求文帝：“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文帝犹豫了几天，念其昔日之功，最后饶恕了他，但革去官职、爵位。后恢复爵位，不再任用。
隋文帝杨坚放他一马，隋炀帝杨广却不饶他。杨广在东宫为太子时，曾问贺若弼对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位良将的看法，贺若弼有啥说啥，不计后果。他答道：“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贺若弼认为“大将”远在“猛将”、“斗将”、“领将”、“骑将”之上，并且以为“大将”非己莫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杨广就对他有了戒心。大业三年（607），贺若弼随炀帝北巡。到了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炀帝预先让人搭建可坐数千人的特大帐篷，在里面宴请突厥启民可汗。贺若弼认为太铺张、奢华了，与高颎等私下议论这事，被人举报。炀帝掌握了贺若弼的“罪状”，怎会手下留情？贺若弼被杀，时年64岁。
形势一天天紧迫，国无宁日，何谈爱情？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是死别，承诺始终不敢说出口。就在林勃怀着美好期待，渴望“碰面时再谈”时，不幸降临——前有反动派偷袭，后有侵略者来犯，独立中队腹背受敌。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子弹打尽后，林勃被捕，就被绑在青峙大庙门前的大树上。最终，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23岁。
那一天，正是农历重阳节。噩耗传来，余也萍顾不上悲痛，第二天清晨，在一位战友的陪同下，余也萍冒险赶往青峙，她要找到恋人的遗体。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她看到了他躺在杂草丛中，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她为林勃擦血迹，换衣服，衣扣解开，藏青色毛背心上，17个刀孔触目惊心。满怀悲愤，她把林勃葬在青峙山上。回到驻地时，桌上已放了一封信，正是林勃写给她的最后一封情书。擦干眼泪，余也萍把血衣洗净，用红色毛线把背心上的破洞补起来。17朵小红花，是热血燃烧的火焰，是思念，也是血海深仇！
为了纪念牺牲的恋人，余也萍写诗怀念：“青山埋烈士，荒草泣英魂。月白梦初醒，霜林染血痕。”林勃遇害后，余也萍把痛苦埋在心里，继续坚定不移地走革命之路，她担任了浙东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指导员。林勃的一张小照和那封战地情书，就装在她贴身的口袋里。抗战路上，跋山涉水，日晒雨淋，这些珍贵遗物经常被打湿，她就捂干、晒干，再用装满热水的杯子熨平。
余也萍在回忆文章中说：“每逢党的生日，我总要取出林勃烈士遗像来。这是一张一寸大的照片，我曾揣着它上了四明山，乃至辽阔的北方战场。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行军时淋雨涉水，这张照片沾湿了又晒干，晒干了又打湿，不知有多少次了，现在已经泛黄，只留下残存的眉目，但我还是非常珍惜它。”
1947年，余也萍和战友丁公量组成了家庭，余也萍多次向丈夫讲述林勃的事迹。“有所小学，有个土地庙，有棵大树，那是林勃牺牲的地方。”她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去看望他。
1959年，丁公量带着部队到镇海一带练兵时，他决定去寻找林勃的墓。然而，20年沧桑巨变，原来的小学、小庙已无迹可寻，青山埋忠骨，却只见荒草。丁公量找来群众打听，最后，在一个放羊娃的带领下，他终于找到草丛里竖着的一块小木碑，上面写着“林勃先生之墓”。为保护林勃墓，丁公量四处奔走，让林勃墓得以重修，改木碑为石碑，刻上“林勃烈士之墓”。
余也萍也赶来了，站在昔日恋人、战友的墓前，她潸然泪下。1965年，余也萍全家迁居上海，离林勃墓近了。此后，她每年都去扫墓，并在附近的延陵小学宣讲林勃烈士的事迹。许多次，余也萍为儿女讲述林勃的事迹，在全家人心里，林勃是未曾谋面的亲人。在余也萍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表示：“我要安息在四明山烈士陵园，一定要和战友们重新在一起，因为这里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更因为这里有我的亲密战友。”
1989年，余也萍因病去世。去世前，她把珍藏半世纪的林勃照片和书信移交给镇海党史办。“一定不要忘记林勃！”如今，那封红色情书就陈列在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经历几十年的岁月洗礼，那封情书信纸发黄、字迹模糊，而那份家国情怀、那段纯真爱恋却让人常读常新。
镜之“四德”
修养高尚的明哲之人，心境像一面镜子，对于外物，来时就接应，走时不挽留，不会刻意拒绝，也不会有意相迎。应合事物本身从不有所隐藏，所以能够反映外物而又不因此损心劳神。按照庄子的观点，镜有“四德”。
不藏。“应而不藏”，不管任何物体放在镜子面前，都能映照得出；“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当物体移开后，则镜无余影。不把过去的事情、虚妄的物相藏在内心。不为物所役，不为色所迷，淡然处世，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不媚。“与圣人居而不喜，与凡夫居而不忧”。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来照，镜子不会因此而高兴；庶民百姓来照，镜子亦不会厌弃。为人处世，不谄媚权贵，不欺凌庶民。不因贫因而摧眉折腰，不因腾达而腆肚挺腰，不因求功利而点头哈腰，保持一身正气。
不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镜子映人、映物、映水、映火，而本身玻璃本质不变，即“体不动而用常显，用常显而体不动”。做人也要心有定力，不被外界的环境所羁绊，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不移。镜子可以照流水而身不动，可以照烈火而镜不燃。干事创业，选定了目标，要做到不被外物干扰，坚定信念，矢志不移。
镜之“四德”，善莫大焉。以镜为“镜”，受益终身。
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 需要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通过窗子能看见世界的明亮，使用镜子能看见自己的污点。其实， 窗子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你的心如窗，就看见了世界；你的心如镜，就观照了自我。
--林清玄《心无挂碍无有恐惧》
直面
陆苏
直面铜镜，岁月的研磨愈久，照见世事便愈清明。但若磨得太厉害了，太薄后铜镜易变形，镜像就易与实体有异。
人的成熟和老朽也同此理。只是没人肯承认自己某一天已入“薄”境，直至“磨穿”还自诩洞然于心，明察秋毫。
其实磨穿和老朽都不是丟脸的事，世间本无永恒不灭或不变的奇迹，但是人要有直面自己的勇气。
任何时候，人都要勇于试着与自己对坐，用旁观者的眼睛正视自己，该矫正的矫正，该修补的修补，该熔了重制的重制， 不可心软、犹豫，要对自己下得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