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破解内需难点

当前及整个“十四五”期间，必须下大力气实施新的扩大内需战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长期策略

扩大内需的方式发生变化，由刺激短期需求为主转向重在改革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

文 | 王小广 刘莹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1年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强大的需求支撑是当前要务，也是长期着力点。

下大力气实施新的扩大内需战略

当前及整个“十四五”期间，必须下大力气实施新的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要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全面促进消费增长上，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释放我国内需增长特别是消费增长的超大潜能。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与以前实施的多轮扩大内需战略有三大不同。

一是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长期策略。过去我国实施的几轮扩大内需战略，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巨大冲击的短期策略，是宏观经济治理中反危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新的扩大内需战略既不是反危机的短期战略，也不是反周期策略，而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策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大战略的关键一环，在国际上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内需动力。

二是新的扩大内需战略更加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过去扩大内需或稳增长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刺激投资增长上，因为在高增长时期，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在20世纪前10年，我国处于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期，这两个阶段提高储蓄率、增加投资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增加供给能力，而且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弹性较高，扩大投资同时也会带动居民就业、收入、消费的较快增长。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随着资本构成越来越密集和高级化，一方面，投资所产生的分配与消费带动效应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等重投资领域的增长潜力下降，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投资作为中间需求的作用发生重大变化，由主要是增加已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转为提高创新能力与供给质量，由此也导致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开始退居第二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规律。正因为如此，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三是扩大内需的方式发生变化，由刺激短期需求为主转向重在改革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未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既面临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也面临消费环境建设与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问题，必须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扫除阻碍消费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环境方面的障碍，促进内需增长行稳致远。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需求端压力

从去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快速从疫情强大冲击下恢复，出现强劲的“V”型反弹，此次经济恢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存在“三长两短”的不平衡，工业生产、投资、出口恢复快，服务业、消费恢复慢。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8%、2.9%和1.9%，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增速低0.5个百分点，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比同期投资增幅低6.7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消费恢复慢与前两年消费增速明显下滑相结合，这是“十四五”时期值得关注的最大问题。

首先，当前我国消费增长偏慢，既有“疫情冲击具有严重非对称”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费增长面临长期性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原因。当经济进入中高发展水平时，居民消费率偏低特别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升反降，值得关注。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大城市与发达地区房价长期过快上涨，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使一些群体购买力透支，居民消费预期不稳定，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二是城镇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最高20%的高收入家庭收入与财富增长明显偏快且税负较低，这部分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常态化防控可能对“十四五”时期消费增长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产生影响。如旅游、交通运输及其他许多户外室内聚集性服务消费受到抑制。

四是如果消费需求增长出现中长期不足，会产生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消费不足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会产生较大的物价下行压力，会对微观企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

对当前消费需求恢复慢及存在中期性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问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与改革，努力挖掘我国消费增长的超大潜力，避免在国际需求紧缩的情况下出现内需不足。

用好难得的时间窗口加快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

由于基数的影响，2021年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预计在8%左右，这也意味着“十四五”开局之年稳增长的压力较小，这对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在供需两端存在的中长期发展难题是难得的时间窗口。当前尤其要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着力解决制约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形成内需高质量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效解决大城市住房分配不均与房价过高问题，减少中等收入群体超额的支出负担，从而既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又有利于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进一步优化内需结构，提升挖掘消费潜能在扩大内需战略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要充分认识到投资与消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减小，对优化结构特别是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起着关键性作用。消费对我国经济由大变强将发挥重要作用。

建议提高消费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定位，在需求侧管理上，把宏观调控的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着力改革消费体制、优化消费环境，扩大就业稳定消费增长。

深化收入分配与企业税制改革，打通收入分配、财富增长与消费之间的循环堵点，建立有效的消费制度。一方面，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确定公平合理的征税原则和过渡期设计，引导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的预期，最大化地减少房价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加快税制结构改革，实施一揽子税收改革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和立法准备，较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同步降低企业税负。研究开征资产税种，完善资源和环境保护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加快培育土地二级市场，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同时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堵住企业主逃避个税漏洞，大幅减少企业税目与税负等。

优化消费环境与消费理念，着力提高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加快提升居民消费的空间便利化水平。全面振兴街道经济，用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有效保护传统商业系统，加强消费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消费空间环境。进一步改革假日制度，提高居民消费的时间便利化水平。为传统假日经济赋新能，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夜经济，建设适度规模的公共生活游憩区。加快改变社会上过度宣传投机投资致富的观念，改变重物质轻服务的消费倾向，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全力拓展服务消费的空间。

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形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投资制度。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体制，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加创新资本中的关键性作用，加快促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与内需结构的适配性。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加快综合物流枢纽建设，提升物流产业的智能化、便利化与一体化水平。制定长远科学的城市更新规划，有序推进旧城改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大幅提升城市中心区的极化效应与辐射力。□（王小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刘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