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子上的虚伪！

我读《清史》时看到有一篇《贰臣传》，历史上有名的汉奸，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等人赫然在列，并且评价非常低，就觉得很奇怪。

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朝投降自己的叛臣，虽然明知他们都是不忠不义之徒，大多都会给个面子，说他们能知天命，志在救民于水火什么的，总之是要夸奖一番，替他们掩饰的，清朝皇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们的人，特别设一个贰臣的名目来羞辱一番，把假面具都剥光了。

我们中国人最尊崇的是忠臣孝子，《水浒传》上青面兽杨志只要一提自己是杨家将的后代，听的人马上肃然起敬。相反，一个人不管你贡献多大，本事多高，只要你敢当汉奸，历史的耻辱柱上妥妥钉住你，子孙蒙羞，永世不得翻身。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汉奸和贰臣呢？

“我大宋王朝待你们文官不薄，现在国家遭遇磨难，你们不管官大官小的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出一计救国图存，反而内部相互倾轧，对外投敌弃城，这是人干的事吗？你们有何脸去见太祖的在天之灵？”

这段话是南宋谢太后说的。当时南下的蒙元大军从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向南宋首都临安挺进，对皇城呈合围之势。谢太后还没骂完，这群坚定不移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先生们，能跑的都跑了。

历史的巧合让人毛骨悚然，三百多年后，大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时候，崇祯皇帝站在煤山，也只不过是跟身边的太监复述了一遍三百年前南宋谢太后的这句话。

投降蒙元的汉人将领张弘范，逼得宰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自尽;投降满清的吴三桂抱着不杀尽朱明皇室不封王的信念，一路追杀永历皇帝到缅甸……金军围了开封，降，闯王围了北京，降，清军围了南京，降……

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们不是历史的主流，这些人在亡国之际不过徒添悲壮而已。

真正决定历史的，是那些没有底线投降的人。南明灭亡时，最后一个坚决保卫明朝的大将，只有农民军出身的“西贼”李定国。

那些明朝养了不知几个千日的文臣武将们，早就成了带路党，恨不得带着入侵者把汉人赶尽杀绝。

翻翻历史，怂恿满清逼汉人剃发的是汉人孙之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是出自此人之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充当杀汉人主力的都是汉人的军队。

读《贰臣传》使人气馁，那群从小钻研四书五经，研究孔孟之道，天天喊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者们，怎么就成了忘八端呢？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们，钱谦益、阮大铖之流，忠君爱国喊的山响，之乎者也记的烂熟，事到临头第一个躬着身子、趴在地上，跪迎新主子。真是如陈寅恪先生书中所说，“读书人见不得钱，见不得权，只要见到了，马上连个婊子都不如！”

中国人的虚伪是根子上的！

追溯源头还要找上孔夫子，孔子当年找老子问“礼”，老子一眼看透孔子的学说的虚伪，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再拘泥于它，我恐怕对你的身心都没有益处。

孔子后世的大儒们，把孔孟学说发展成了礼教，礼教的特点是，无限拔高道德标准，不承认人性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让每个人在高标的道德面前自惭形秽，失去做人的尊严。这样的道德环境下，做真君子难度太大，那就只好当伪君子。

礼教的终端产品就是忠臣孝子。

而忠臣孝子的本质是人身依附，在國依附于君，在家依附于父。对君父必须保持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敬仰，任何个人意见的表达，都属于大逆不道之列。

儒家文化要求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压抑内心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依附于僵硬的道德教条，这是严重违背人性的。

礼教培养出来的，大都是流水线上的最佳演员。那些青史留名的，所谓的忠臣孝子，能够上榜，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演技好，或者说敌人太凶残，没有给他们穿帮的机会，而已！

所以就很容易解释了，为什么史书上会出现那么多的贰臣，原来大家都是在表演，大儒们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自私狭隘贪图富贵，有屎有尿​，平时忠君爱国喊的最响，等到敌人上门了，马上又兴高采烈地去投降。

贰臣们很可耻，但是这种培训虚伪，鼓励虚伪，反人性，反智慧的文化传统，是不是更该被钉在耻辱柱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