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82）

▲云集路隆康路（原康庄路）口

赵铁公在宜昌三年左右的任期内敢于革新、勇于创新，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改革思想、很有开辟行动的县长，至少在宜昌历史上是出类拔萃的。

翻翻宜昌从隋唐到民国结束之间历年来的所有地方官，可谓是如同过江之鲫，枚不胜举，可是知名的、有才华、有名望的不多。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到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在宜昌当过夷陵县令的欧阳修，人家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还有明朝修建“墨池书屋”的夷陵知府陈宣，修建“六一书院”的李一迪。清朝修建万寿桥、修建墨池书院的夷陵知州宗思圣、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修《东湖县志》的林有席。

宜昌历任知县中科举考得最好的是清朝东湖知县彭运修，人家可是解元；爬的最高的是严澍森，人家后来屡迁至湖北巡抚；清朝在宜昌任职次数最多的是许之进，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首任两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再任两年，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第三次复任一年。可见得那个时候“丁忧（父母去世）”辞职是铁规，只要朝廷没有“夺情（不准辞职）”就得乖乖回家守孝三年。

民国以后，县令变成了县长，宜昌这个三等县城的父母官位置也变得炙手可热。“鱼有鱼路，虾有虾道”，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换县长就和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一般的都只有半年任期，唯一例外的只有成都人沈燕贻，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5月刚到任就离职，可是到了当年的12月28日居然还能回任。其中的奥妙，希望知情者指点一二。

翻过年就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那个刚回任没几天的沈燕贻就换成武昌的周维新；2月1日换成山东人王鸣臬，4月17日成了潜江人汪鼎丞，12月21日又换成天门的周霁耕，一年马不停蹄地就换了五任县长，恐怕有些县长连太师椅都没有坐热就不得不离开，这也是官场一大奇观。

在赵铁公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上任前一年，宜昌县政府也曾经换了三任县长，从年初武昌人吴春霖，到6月19日来自鄂城的胡干城，再到9月23日上任的江西人林牧，也都是任期短的不过三个月，长的也不过半年。可是赵铁公却力挽狂澜，稳稳当当在宜昌县府里待了三年，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如果没有升迁，他应该还能继续待下去。这其中既有何省长做后台，也有他自己的努力；既有平时钱财的铺垫，也有那些年与众不同的政绩的支撑。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源于私利，赵铁公在宜昌期间的确是一个很有创意也很有作为的县长，他在市政建设方面的所谓政绩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件实事：

一是果断拆除了早已残破不堪的城墙，修建了宜昌第一条环城路，使得宜昌古城与新商埠区连成一片；

二是削去了南湖旁边桃花岭坡上的一些泥土，用以填塞了部分南湖，扩修了康庄路，使得云集路、康庄路、隆中路、鹏程路（现一马路与红星路口到隆康路交汇处）、一马路互联互通；

三是修筑了沿长江边从一马路到天官桥溪口的那一段马路，也就是当时的大公路、现在沿江大道一马路到胜利三路路段；

四是将那个被川汉铁路废弃的铁路坝（现在的夷陵广场）进行了平整，形成了宜昌第一个广场的雏形。

就凭这几招，就是拿到现在来看也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加上报刊媒体和一些士绅的吹捧，倒也博得不少民众的赞誉，赵铁公就被称为是宜昌的“贤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