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岁月 ——我的天津财大硕士研究生生活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6期（总第50辑）。

2010年7月12日上午，我早饭后喝茶时突然接到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张涌泉教授的电话：“松奇，张平老师去世了！计划14日举行告别仪式，你能参加吗？”，我看了一下工作计划表，14日机票已订好，要去大连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遂决定派老伴儿从昆明飞深圳代表我去送一送张平老师。晚上，当我静下心来时，躺在床上，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28年前的求学岁月，艰苦却快乐的硕士生生活片段开始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浮现。

我是78级本科生，1982年在吉林财院金融系时报考了天津财院金融系的硕士生，当年报考天财的理由是天津财院的石毓符教授在全国招一名金融史专业的硕士生，不考数学，在经济学、政治、英语、货币银行学之外加试一门古汉语。在我看来，这个招生名额就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因为我是老初一的学生，后来未补习过数学但从我哥哥1960年上吉林师大中文系开始我就一直在抓他带回的书籍看，古文不用复习。

考试结果也不出我预料，我得了423分。我当时已婚且为外地考生，这在录取时都是不利因素，但这一个名额还是给了我。在到天津报到之后有同学告诉我，我被录取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报考导师石毓符身为天津财院副院长，他的选择举足轻重；二是我的分数实在是高出其他考生太多，天财当时已很难提出拒收理由。当年天财的研究生工作由科研处管理，我查了一下其他考生的分数，仅次于我的第二名大约是280分左右，我的好朋友王快雪当年也参考了，分数好像是低于280分。

石毓符教授早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据说是钱荣堃教授的老师。后来南开大学院系调整经济管理类专业从南开分离以这些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天津财经学院。天财座落于天津南郊叫灰堆儿，为什么叫这个土名字我不得而知。学院周围几乎都是化工厂，乌烟瘴气，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怪味。夏日晚，蚊子总是在空中聚成一个个的大黑球，蝙蝠恣意翻飞。这些景象都是我在吉林财院时不曾看到过的。我的导师石毓符先生在天津财院地位尊崇。因为石先生不仅精通文史，而且据说讲课时口才极佳，每次讲课都堪称绝唱。到校报道后，石先生在办公室见了我，对我期望甚殷，想把我培养成他的学术接班人。但天有不测，在我刚入学一个半月时，石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故，我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怎么办，当年全国招收金融史研究方向的还有人总行五道口研究生部，导师为甘培根研究员。于是，我给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写了封信，何部长很快回信说可帮助我转学，已做了相关批示。我于是来到北京见了甘培根副所长，他说同意收留我，我于是住到了研究生部武捷思的宿舍开始办手续，但十分不顺，当年进京户口非常难办！东升派出所说户口解决不了，如转学不转户口可以。我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最后只能通过天津财院校内转研究方向来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石毓符先生名下有两名学生，一是师姐岳素梅，转到王荫乔副教授名下；我则被转到张平副教授门下。这样，从1983年起我就成了张平老师的首徒。

当年的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只有一名教授：石毓符；还有三名副教授：王荫乔、朱新天、张平。这三名副教授总是联名在《金融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被称为“三驾马车”。我曾问过张平老师三个人署名顺序的逻辑，他笑着说：“我们联名的文章，不管谁执笔，我永远排最后就行了，没有太多道理可讲。”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张平老师宽厚谦让的人格。我在1982年已30岁加之是从石毓符先生名下转到张平老师名下，所以，张平老师和我的关系亦师亦友的成分更多一些。张老师对我总是那么宽容和客气。

我刚入天津财院那年，学院在校硕士生只有两个年级，81级有10多人大都是77级本科生考出来的，我们82级只有7人，3个男生4个女生。第一年上课还算正规，第二年只上了不多的专业课我们就开始自学、读书、搜集资料，准备硕士论文了。当年我刚刚30岁出头，体力尚好，是天财篮球队的主力。当时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跑步，中午小睡，下午打篮球，晚上读书写文章。1982年时，全国已出现中国改革思路的讨论，南开大学还有所谓的“四君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金岩石、常修泽、杜厦、李罗力，四个思想活跃开始在改革开放讨论中显露才华的年轻人。当年天津出现了一个新的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在全国很有影响。我的同学贝多广早年就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我大概是1984年也在上面发表了关于推行股份制的文章。天津财院和南开大学比，无论信息还是人才都有很大差距，当年上硕士生，每月津贴46元，因为缺钱所以有充足的动力写文章，每当稿费下来我就会去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一瓶白酒一大根香肠约人小酌，当年陪我喝酒比较多的是赵彦云。我一入天津财院就开始写东西，从1983年1月开始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王快雪当年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作就是看到我的文章后才到天财找我玩并结为好友的。

天津财院硕士生上课还比较认真，第一年的基础课扎扎实实，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学校安排了一名马列教研室青年教师名赵学曾给我们上马列课。赵学曾当年平均两个月发表一篇文章，这在天津财院已算得上是才华出众了。赵学曾并没有给我们系统地讲授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在我们的第一学期就请来一些名人来给我们搞讲座。我记得有人大卫兴华、北大周元、社科院马家驹、田光、李成勋等人，每人讲两个小时。虽然有些内容有意思，有些内容没什么意思，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赵学曾眼中的一流学者水平是什么样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听一位名气相对最大讲的也最有吸引力的学者讲课，我在心中曾说过：“用不上15年，我就能超过他！”1983年，金融系又招收了两名硕士生：周志诚和魏国雄，算是我的师弟了。魏国雄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在《金融研究》上发表文章，现在是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周志诚毕业后从商，1993年曾在青岛任某城市信用社总经理，恰逢当年我在青岛办公司，在厂房拆迁建新厂房最困难时，周志诚慨然帮忙贷给我两笔款助我渡过了难关。听说他现在在经营一家煤气公司生意不错。

我的硕导张平老师治学踏实勤勉，但个人生活却十分不顺。大概是1982年冬季，张平老师全家煤气中毒，张老师虽然醒来但记忆力严重受损且嗅觉全部消失，而老伴儿被熏倒后虽保住性命但从此成植物人，张老师一直精心伺候照料了好几年。因为家有病人，所以我在读硕士学位期间很少去张平老师家里请教问候。

攻读硕士的三年时间里，我接触到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多，曾尝试去听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的计量经济学课，但只上了一堂课就被上课的周老师给赶了出来。在入学第二年，我就确定了硕士论文选题：“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过程”，张平老师无异议。于是，我将大量时间花在了古典经济学家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读上。硕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除王荫乔朱新天老师外，张平老师还请到了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魏勋教授。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很认真严肃，委员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一一作答，最后顺利通过。

现在回想起来，天财硕士生生活最主要的益处有两点：一是坚持身体锻炼，在三年中，除跑步、打篮球外，还学会了太极拳，体质有明显提高；二是利用课余时间读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大体粗读了一遍。马克思当年生活窘困是为了挣点“雪茄烟和面包钱”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美国报刊写了大量的财经时评性短文，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而在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成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资本论》的通信被后人汇编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则可以看作是两位思想巨匠说心里话、坦率深入讨论一些已被世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难得文字见证。记得当年我在读第一遍时还颇有些兴奋，因为在《通信集》中，马、恩在许多处都用反思的口气总结。例如，他们在通信中说，过去许多年，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但现在看来，我们是过分强调了物质和存在的决定性作用，应当承认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阶段，精神的意识的力量常常在起决定作用。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种严谨的学术批判态度不仅批判庸俗学者也坚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大思想家之所以能成为大思想家的决非幸致。

硕士毕业那年，天津财院来了一个人——蛇口工业区党委组织部长。我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叫虞德海。他到天财来招人，尤其欢迎硕士生。和我见面谈话后竟当场许愿：“你去蛇口后可马上当人民银行行长。”我真的动了心。虞德海是湖北人，出身农村，他说，他的乡下亲戚到蛇口来串门竟感慨道：“你这里怎么天天都在过年呀！”1985年年初时，全国各地生活水平普遍偏低，而蛇口在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明显大幅高于全国水平，所以虞用这样间接的方式引诱我们去蛇口工作，其动机十分明显。我记得当时还把想去蛇口工业开发区工作的想法写信告诉了老爹老妈，这自然也令二老认真讨论了一阵子。但到了4月份，我在《光明日报》上很偶然地看到一则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金融专业的博士生招生简章：黄达教授拟在全国招收两名货币理论方向博士生。这则广告我反复看了数遍。最后决定暂不办理去蛇口工作的手续，先报人大博士生试试。因为当时我已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中青年经济论坛》及一些大学学报上发表了15篇文章，经济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也读了不少，自忖有些竞争力，所以可以贸然一试。黄达教授是中国金融学界公认的泰斗，当时已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其地位可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对我这种小学校里的小学生来说实在有些可望不可及。但每至夜深人静掩卷沉思时，我就想起1966年10月我和班上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到北京大串连见毛主席时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照相，3毛6分钱照一次可以给寄3张相片，当时我囊中羞涩实在舍不得这3毛多钱，在其他几个同学照完催我上去照时我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我就不照了。”他们急问“为什么？”我竟“口出狂言”：“因为将来我会住在北京！”五个同学同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们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小松奇呀小松奇，你怎能这样异想天开，北京是你能长住的地方么？”想到这件事想想这次考博机会，我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命运的一个新转折点正在到来。

在人大考试的那天，我把准考证放在桌角匆匆忙忙就开始答题，这时有位身材高大的老师走了过来，在我的肩膀轻上轻拍了两下，我抬头礼貌地笑了笑。过一段时间再到人大来面试时惊奇地发现那天考试时拍我肩膀的人就是黄达教授。黄达教授是中国第一批博导，前两年没有招生，据说是在等77、78届学生中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在本年的博士生招生前黄达老师已去四川财院让曾康霖教授推荐了两名中意的候选人（邓乐平和周二国），所以人大招生简章上注明的招生人数也是2人。我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生生挤进黄老师名下的。当年的考试成绩：英语67，专业课黄老师给我们3人的成绩都是90分，这个分数说明黄老师肯定是想收我才给得如此之高。

我是当年天津财院硕士生中第一个考上博士生的，且导师又是德高望重的黄达教授，这在天财校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记得当时天财主管后勤的一位副院长同我说，“你去人大上学学校派个车送你过去吧，”当时真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们的老大哥硕士生班的班长肖红叶早已决定用当时统计系买的一辆天津大发面包车送我去北京，在我看来，哥儿们送比学校的陌生司机送要好得多。当年我的家当很少，大约是几件衣服，几十本书，一辆新添置的飞鸽自行车和一个铺盖卷，北京求学创业的物质本钱除了这些，再无其他，而我的目标至少有：（1）入黄达教授门下力争学问精进；（2）利用北京的信息便利尽可能多地从体制、政策、战略等方面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3）用初步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4）在新的社会圈子中争取多认识一些人多交些朋友。我带着这四个预定目标坐上肖红叶为我准备的天津大发面包，由天津灰堆儿直奔位于北京海淀的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