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对诗文注释的影响

作者：刘美燕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 06版）

　　关于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年代，学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其在宋代的繁荣却毋庸置疑。雕版印刷对宋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如教育的普及、士人的学风、学术研究的风尚等。其中，诗文注释整体面貌受雕版印刷盛行的影响就极为显著。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理解诗文注释的发展进程以及雕版印刷在宋代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

数量上显著增多

　　宋代以前，诗文注释除了列于经史的单篇之外，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和《文选》中，而两宋时期则呈现出盛极一时的局面。宋人编撰、整理了大量前人以及当代人的总集、选集、别集，并加以注释，甚至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之盛况。这种局面和雕版印刷的盛行有着直接关系。书籍的制作和传播在时间上更快、空间上更广、数量上更多、价格上更便宜，文化传播从抄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

　　就诗文注释领域来说，一方面，处于印本时代的宋代读者由于“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因而于读书往往有“博观而约取”的雄心。他们希望通过对前代乃至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比如叶梦得就认为王安石晚年作品能够“尽深婉不迫之趣”，是因为能够“尽假唐人诗集”。这种阅读需求使得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注释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对于宋代的诗文注释者来说，同样由于书籍易得，查阅资料便利，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注释于是成为可能。

地域分布上向刻书中心汇聚

　　北宋雕印书籍主要依靠官府刻书，到了南宋，私刻、坊刻也兴盛起来，雕版印刷益加繁盛，南宋十五路都有刻书之处，并渐渐形成了两浙、福建、四川等刻书中心。如果我们盘点一下两宋时期有名的诗文注释家的籍贯，也会发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出现在这些刻书中心。刻书中心逐渐形成的良好读书氛围对读者需求、注家素养的培养，刻书中心优越的出版条件、便利的文献检索条件对注家注释积极性的调动，都是宋代诗文注释形成如此地域分布特点的原因。

时间分布上集中出现在北宋后期至南宋

　　宋代诗文注本集中出现在北宋后期至南宋，杜诗注如赵次公注本、郭知达注本、蔡梦弼注本；韩诗注如洪兴祖注本、孙汝听注本、樊汝霖注本；柳诗注如张敦颐注本、童宗说注本、潘纬注本；李白诗的杨齐贤注本等，还有诸多宋诗宋注，基本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雕版印刷作为传播媒介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宋时期，政府对私刻和坊刻有严格管制，官方雕印书籍以经史与医书为主。到了南宋，政府对坊刻、私刻以及雕印书籍的种类不再实行严格管制，因此“雕板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对于这个时期的诗文笺注者来说，注释的意义也就与前人不同，他们的成果可以借雕版之便利远播四方、永传后世，甚至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就大大推动了诗文注释等在南宋的蓬勃发展。

风格上呈现学术化与商业化两种倾向

　　后人对于宋代的诗文注释成就往往有好坏之两极评价，究其原因，宋代诗文注本确实形成了学术化与商业化两种倾向，并导致水平参差不齐。这也与雕版印刷的盛行有关。

　　一方面，宋代书籍多且易得，使得宋人总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做学问的条件都远优于前人，因此，宋代的一些诗文注本在校勘、编年、释义、溯源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如赵次公《杜诗先后解》、杨齐贤《集注李白诗》、施元之《施注苏诗》等，这些诗文注家水平高、态度严谨，对之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雕版印刷速度快，销售利润高，因此宋代一部分诗文注本以“速售牟利”为目的，校勘不精、错误百出，甚至伪托名家、欺世盗名。郭知达在《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谈到宋代杜诗的笺注情况说：“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深叹。”这种情况虽稍有夸张，却也反映了当时诗文笺注存在的问题。

理念上代际出新

　　求定本。在抄本时代，图书的编撰往往出于个人的阅读需求，因此同一种集子异本异文很多。而雕版印刷却具有一本化身万千的特点，这激发了宋代的刻书者、编书者做标准定本的雄心。在诗文注释领域，注家亦将此厚望倾注于所注之集子。

　　首先，尽心校雠。宋代诗文注释的首要工作就是“正文字”与“疏谬误”，以解决抄本时代异本异文多的问题。除了如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等直接以“考异”“举正”命名的注本以外，其他注本也在校雠工作上花了很大力气，或就文字作增删改易，或就异文作校注存留，或就原书作整体面貌处理。其次，书定凡例。凡例是用于说明图书内容和编撰方法的文字，书有凡例，书的编撰方能有则可循，呈现出规范面貌。其实，早在《左传》时期，已于正文中隐含有多处“发凡以言例”的文字；到了汉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等，开始在序言中对图书体例进行零散说明；独立专门的例言出现在隋唐时期，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凡例》等，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且不见于集部书籍中。宋代编撰的图书开始大量出现凡例，就集部注本而言，如廖莹中集注《昌黎先生集》、王伯大集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

　　集大成。宋代的诗文笺注者还表现出力求集大成的尝试。首先，底本往往求全本。宋代开始大规模整理前人及当代人别集，力求将该作家之作品搜罗殆尽，以存其全帙。宋代的诗文注家在底本选择上喜用全本，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其次，北宋后期以至南宋出现了大量集注本，汇集多家注释。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再次，不少诗文注本集释义、探本溯源、品评多种功能于一体。

　　集注本的大量出现也和雕版印刷的推动有关。其一，书籍在成为印刷品之后，卷变而成册，其好处在于易于翻检，于是便有了将资料汇集一处，进行比照核验的可能性，也由此产生相应的读者需求。其二，当书籍种类、数量激增，读者就面临如何选择的问题，汇聚多种图书内容的本子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其三，由于印刷书籍流传广远，编书者往往做了面向多种类型读者的预设，需要在内容上杂糅各种方能适应需求。其四，当图书文献丰富、流通便捷，汇集各种资料，做到集大成方成为可能。

　　疑古求新。宋代学术有疑古之风，诗文注本在汇集各家成果的同时，辨其真伪正误，凸显自己新颖、独特的见解是不同于以往的一大特色。在印本时代，图书种类、数量之多使得学者若想著书立说，就必须追新求变，才能够在图书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

　　重品评、重诗法。宋代以前的诗文笺注以释义为主，这和经、史、子部并无区别，仅仅是为了扫清阅读障碍，解决理解问题。李善的《文选注》注重追溯词、句、艺术构思的起源，这是集部注释不同于经、史、子部著作的一大转变。宋代诗文注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在注本中品评作家作品，分享阅读心得，总结作家创作方法，甚至借此提出文艺主张。

　　这也可以从传媒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释。雕版印刷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体，使得著书者、编书者以书“资鉴致用”的社会责任感更加清晰。诗文注本中品评诗歌、揭示诗法可以更加全面、直接地满足读者需求。

 （作者：刘美燕，系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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