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殷商所有发现的甲骨文中，都没有提及轩辕黄帝，却在周以后的典籍中出现记载？

这个问题等同于，在《春秋》的经文中，很多历史事实都没有记载，但是在后来的“三传”中却出现了。按现代人的理解，“三传”的出现一定比经文本身晚。还会认为，经文要比三传更权威。

《春秋》，包括《周易》，其内容都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春秋》的传又有三个版本：《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我们现在关于春秋时期的大部分事实性的历史故事，都是来自《左传》。但最先出现的，最开始本重视的并非《左传》，而是《公羊传》，也叫公羊学。董仲舒就是公羊大家。

五经的“传”就是传承之传，本来是口耳相传的语言性信息，没有文字化，只是战国时期，尤其是到两汉时期，才完成文字化，五经才真正成为完整的书籍。

两汉经学的核心就是实现五经的文字化，当然也涉及到对文字含义的确认和考据。整体来看，西汉的工作主要是文字化，东汉则将将重心转移到考据上来。

所以，在西汉初期，五经的传承主要不是靠书，那时压根没有书，而是靠口耳相传。作为五经的重要内容的传，其存在形态尚且是语言式的。因此，西汉初期的经学非常重视“师法”，就是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是哪个老师亲口传授给你的。那时的观念是，有师传的才是可靠的、才是有依据有历史的。

这就是涉及到中国历史中记录形态的变化问题，实际上也是汉字形态的演变问题。

西汉之前，中国的记录形态并非并未完全实现文字化，而是复合式的：文字+语言。文字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与之配套的语言则是另一部分。而且从信息量来说，语言占比更多。与文字相配套的语言性信息就是“传”。换句话说，在西汉之前，“传”就是语言性的。

这也意味着，在五经中，经文和传所用文字实际上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经文所适用的文字形态，与语言并不同步和对应，不能完整地去表达语言性信息。而传与语言的同步性则大大提高，可以独立的表达语言性信息，可以将语言文字化。

传所适用的文字形态就是文言文，而经所适用的文字形态则与甲骨文、金文相同，不放称之为“甲金文”。

经文和传在文字形态上有根本不同，直观的表现就是传很容易理解，但是经文则很难理解。为形容经文的很难理解，古人专门造了一个成语“佶屈聱牙”。

后来《尚书》出现了伪造版，即伪《古文尚书》。朱熹就发现了这一点，其理由就是，《古文尚书》有些篇章的经文很容易理解，不佶屈聱牙，这意味一定是后人所写。

既然，西汉之前的记录形态是复合式的文字+语言，那么文字和语言就是同时出现，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信息，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记录形式上，甲骨文应该和《春秋》、《周易》一样，是复合式的，是文字+语言。和《春秋》的经文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刻写在甲骨之上的甲骨文，并非完整信息的全部，而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但是很可惜，这部分内容我们无法看到。

考古发掘只能挖出甲骨文，但是与之配套的语言性信息，却无法被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重要的语言性的文字信息彻底失传了，而是依然被传承，只是脱离得了甲骨文，而进入五经系统，最后被文字化，而流传至今。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现在很多人把《春秋》当成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那是不对的，而是甲骨文。这意味着，汉字被发明出来，其目的就是为记录历史的。

甲骨文记录最多的信息，是占卜、祭祀信息。但是，一定要注意，所记录的不是占卜、祭祀本身，而是已经发生的占卜、祭祀时间。过去的事件就是历史。

甲骨文为何把过去的占卜和祭祀事件当成历史事件的主体？甲骨文记录这些历史事件的目的又是什么？

首先，占卜是决策方式、方法，而且对商王而言，一个决策要去占卜，这个决策一定非常重大和难办，即都是头等的国家大事。祭祀在那时也是大事，即《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其次，无论是在占卜中，还是在祭祀中，参与者都要虔诚，对待占卜和神灵一定要保持虔诚、真诚的态度。《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就是道，就是义理，就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甲骨文记录的不是占卜和祭祀事件，而是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虔诚、义理、道德。当时的人们认为，在祭祀中敬献给神灵的最好祭品就是人间最美好的道德、义理、真诚。这就是三代时的基本神学原理“鬼神飨德”。

所以，甲骨文作为义理和道德的承载者，又可以作为祭品敬献给神灵。即甲骨文的用途是祭品。

关于商朝之前的历史信息，包括三皇五帝的信息，甲骨文一定有记录，但是并没有直接记录在甲骨文中，而是保留在与甲骨文配套的语言性信息中，即记录在传中。甲骨文也是有传的，只不过这些传我们无法看到而已。更准确地说，这些传从甲骨文中，转移到五经之中了，转移到《左传》了。

那有人说了，即便是商朝，距离轩辕黄帝也有1000多年了，距离伏羲时代就更久远了，那么这些信息又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之前是连文字也没有的。

商朝之前中国的确没有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也没有记录符号。事实上，在商朝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成熟的记录符号系统，而且有两套。一套是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另一套则是契约符号系统，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最早的契约形态，同时也是一套符号系统。

结绳是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写有契齿文的小木片。作为契约，它们的信息记录能力极为有限，只能由绳结和契齿记录数字信息，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通过语言性信息来记录，与结绳和书契配套。

也就是说，作为最早的契约，结绳和书契在记录方式上与甲骨文是一样的，都是复合式的符号+文字。

即这种复合式的记录模式并非起源于甲骨文，而是起源于结绳而治的上古时代。从中国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就有了。

从伏羲时代开始，那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通过这种复合式的记录方式，在语言中被一代一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