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喜瑞：我的学习生活片断

本期原刊于：1963.11.9 《光明日报》、

记录：记者 张胤德 整理：薛麟郎

暴雨 

每逢疾风骤至暴雨突袭的时候，我就想起童年时的遭遇。六十年前，喜连成开办不久，除了在前门外广和楼(今广和剧场)演唱外，为了维持科班的开支和赚钱，还要应些堂会。有的堂会是清朝那些王公贵族们点的，从来不敢不去，所以科班里的孩子们有时一天连赶两场三场。那时学生少唱得多，疲 于奔命，苦不堪言，可是谁能说个“不”字。

有一次在后门一家贵族府第刚演完戏卸装出门，突然乌云滚滚，暴雨骤至，一队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淋个湿透。论理，总应该避避雨，可是广和楼的戏又快开场了，老师催着我们在倾盆大雨之下，一直从后门走到前门外。到广和，除心口还有热气，浑身都是冰冷的，周身上下连睫毛全往下滴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同学是用红头绳梳小辫子，穿白地蓝花小褂，每个人身背后都背着一片红，这是红头绳被雨水浸湿染的。但是，我们连擦擦身上都来不及，就化起妆来上台唱戏了。被雨淋了一天的孩子，到晚上忽然病倒一大半，可是也没有什么药，每人给一大碗生姜水喝，出出汗，第二天照样到堂会、园子里演唱。

侯喜瑞先生 牛皋

打戏

科班生活这样苦，但还是有人把子弟送去活受罪，这就因为一个字：“穷”！记得我九岁那年，到数九寒天下身还穿单，赤着冻得像红萝卜似的脚，穿着街坊给的一双大人穿的双脸鞋。白天有太阳晒晒还暖和；晚上西北风一吹，可真不好过。我和父亲、弟弟只有一床破被子，父亲把它全盖在我们身上。我有时偶然醒来，见父亲双手抱肩在炕上缩着，就赶忙爬过去，他抱着我眼泪掉在我脸上。不去科班，哪有活路呢？

科班把教戏说成“打戏”。打和戏连在一起，这就是科班七年生活的主要部分。当我学花脸时挨了次重打。老师排戏时拿根木棒，边做示范动作，边教着，他叫我挺胸出场，我总理会成挺肚子，几次三番都不对。最后我刚出场，老师就从我背后打了一棍子，棍子从背后斜着下来，着着实实地打在脊背上，由于用力过猛，把棍子都打断了。我当时被打倒在地上，等到站起来时，血已经浸透了衣裳，棒打的伤疤一直带在身上！不学戏哪里还有出路，只有咬着牙学！

东家

喜连成科班的开办费总共三百七十两银子，是清末吉林巨商牛子厚拿钱办的，他成了喜连成的东家。最初科班预备叫喜连升，因为他的其它买卖字号都有个“升”字，后来因叶春善老师不同意才改叫喜连成。从这一点看来，起初就没有打算培养什么人材，而是将本图利，学生吃苦，老师受累，结果给东家赚了钱。肖长华先生说：“牛子厚除了成宗的洋钱、银票拿回吉林外，他每到北京来，吃、喝、玩、住，一切开销也都由喜连成出帐。'他曾大言不惭地说：“我这个东家就是吃唱戏的。”他吃着、喝着、拿着还不够，还侮辱艺人。不必说学生，连老师也说打就打。六十三岁的老艺人挨过他屁股板子，场面先生挨过嘴巴。他的理由是“离地三尺是神仙，离地三寸是妖怪”前者指坐轿子的达官贵人，后者骂“唱戏的艺人”。

赚钱时东家作威作福，科班遇见困难时，他却撒手不管了。肖长华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清王朝要倒台了，市面上呈现了一片慌乱和紧张气氛，科班营业随之骤变，每况愈下。这时牛子厚眼看着要赔钱，就打算撒手不干了，科班面临着解散的危险。我把多年积蓄的银子拿出来，总算度过了燃眉的危急。事后，牛子厚还钱的事不但只字未提，反而转着弯把我好挖苦了一通。”这就是“东家”的嘴脸呵！

今与昔

今天考上戏曲学校的孩子们，到开学时个个欢天喜地来上学，有的家长送学生上学也都喜笑颜开的。但是忆起父亲送我进科班时，在“死走逃亡，各由天命”的契约上画了押，回过头来我们爷俩抱头痛哭。今昔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即便“七年大狱”熬过来了，出科后哪能就有戏唱。旧社会有句话说“搭班如投胎”，把出科后搭班看得跟死后重生一样难，受排挤奚落自不必说了，那像今天国家早为毕业生安排好了工作呢？有了今天的幸福，绝不能忘记昨天的痛苦。戏曲界的“家谱”，是整本大套的受剥削受压迫、受凌辱的血泪史，忘记了这些就会忘本的。有的年轻人把幸福看得很平常，看得很容易，看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连蜜也不觉得甜了，这就会失去阶极的感情，丧失革命的勇气。所以我每有机会总把自己的科班生活和旧社会的遭遇说给青年们听，不仅可以使自己常常回忆过去的苦，想想今天的甜，也希望青年们知道，我们这一辈是怎样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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