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四大奇书探究
该书是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王辉斌教授研究明清小说的第二部专著，由上、下两编组成，共32万字，分别对“四大奇书”的作者、祖本、版本、主题、典实、序跋，以及张竹坡等人之于《金瓶梅》的批评，金圣叹等人之于《水浒传》的批评、毛宗岗父子之《三国演义》的批评，汪象旭等人之于《西游记》的批评，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讨，所获甚多，足资参考。
王辉斌先生
自序
一、《金瓶梅》研究四说
二、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
三、《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梳理
四、《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考》质疑
五、冯梦龙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六、《西游记》祖本新探
七、再论《西游记》祖本为《西游释厄传》
——对吴圣昔“商榷”一文的质疑
八、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探讨
——吴圣昔“评”文驳论
九、四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
——吴圣昔“兼谈”、“错位”二文批谬
十、五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
——兼评吴圣昔《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一文
十一、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
——《西游记》祖本之“大略堂古本”再探讨
十二、《西游记》题旨探秘
十三、百回本《西游记》“典实”考述
十四、吴承恩著《西游记》论争述评
十五、《三国演义》作者问题说略
十六、《水浒》研究二题
一、张竹坡批评本《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论
三、文龙与《金瓶梅》批评
四、李贽批评本《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五、“澹漪子”是黄周星吗？
—— 为《西游证道书》批评者正名
六、毛批本《三国演义》求是
七、李贽批评本《水浒传》的真伪
八、金圣叹批评本《水浒》的成书年代
——兼及其批评《水浒》的动机
九、明清“水浒传序”的批评特色
十、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
十一、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
十二、四大奇书与四大奇书批评年表
附录 略谈小说中的情节套化
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
——《四大奇书研究》代自序
后记
《四大奇书探究》，王辉斌著，黄山书社2014年版。
《四大奇书探究》自序
王辉斌
文学史上的“四大奇书”，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明代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其始名于李渔《四大奇书第一种序》（即《三国演义序》）引冯梦龙之识语：“子犹赏称宇内，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作为小说家与小说批评家的李渔，不仅极为称赏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之说，而且还付之于行动，即将其在清圣祖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所刻之《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也改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于是，“四大奇书”这一名目，即得以在当时广为流传。仅就这一点而言，李渔之于“四大奇书”名目的推介，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有了“四大奇书”， 自然也就有了对“四大奇书”的研究。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乃始于对《金瓶梅》作者等问题的探讨，时间则为1989年的夏秋之际。当时，我在《荆门大学学报》（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研究《金瓶梅》的第一文，即约9000字的《<金瓶梅>研究四说》。这篇文章主要针对《金瓶梅》的“书名问题”、“作年问题”、“作者问题”、“三篇序跋”等问题，凭藉有关材料进行了重新讨论与考辨，提出了属于我自己的看法与认识。1990年6月，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月刊）第6期全文转载。
在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之后，便开始了对《西游记》的研究，再之后则是对《三国演义》与《水游传》的研究。于1989年迄今，时间虽然已过去了26年，但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前后却只有约15个年头，即其实际不足14年。
在这不足14年之中，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9年秋至2000年春为第一阶段，时间凡11年；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为第二阶段，时间约两年半。
在第一阶段中，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入手的，其一是从“外学”的角度切入，专门进行“四大奇书”的作者、版本、序跋等方面的考证与探讨；其二是立足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四大奇书”的批评进行了形式不一、程度不同之探索与论析。
所谓“外学”，是相对于“内学”而言的，所指为以考据学、版本学、文学文献学、文学史料学等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对小说文本以外的、属于文史类问题的作者、版本、作年等之研究。而“内学”，则是指对小说文本的研究，诸如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审美价值、人物性格等，即皆属于此类。
正因为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外学”而进行的，因而也就有了《〈金瓶梅〉研究四说》、《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西游记〉祖本新探》、《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探讨》、《〈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说略》、《〈水浒〉研究二题》等文的相继发表。
而于“四大奇书”批评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微观与宏观俱陈、考证与论析并行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如《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论》、《毛批本〈三国演义〉求是》、《李贽批评本〈水浒〉的真伪》，以及《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等文，即皆为这方面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四大奇书研究》，王辉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二阶段的“四大奇书”研究，时间虽然短暂，但所获也相当可观。就研究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第一阶段两个大的方面研究的继续，且以对《西游记》的研究为主。
属于第一个大的方面之研究成果，主要有《四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五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西游记〉祖本“大略堂”古本”之再探讨》等；而《李贽批评本〈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憺漪子”是黄周星吗——为〈西游证道书〉批评者正名》、《文龙与〈金瓶梅〉批评》、《明清“水浒传序”的批评特色》诸文，则属于第二个大的方面之内容，也就是对“四大奇书”批评的研究之所获。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言，明清两朝的长篇章回体小说虽然数以百计，但真正属于小说之精华者，以我个人的认识言，实则只有六种，即“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而在这六种小说中，“四大奇书”又乃皆产生于朱明时期，因之，其不仅成为了我后来计划中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而且还使得我对其留恋了长达26年之久。
“四大奇书”的魅力之所在，其研究的价值之所在，仅此即可见其一斑。这就难怪当年的金圣叹要将“四大奇书”中的《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称为“才子书”的。既将其并称，就表明了在金圣叹的文学认识观中，作为小说的《水浒传》，是与《史记》、杜诗具有同等之文学地位的，金圣叹的这种文学认识观，在明清文学家中虽然并非普遍，但却是颇值称道的，所以，在《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一文中，我曾以金圣叹的《水浒传序三》等文为例，对他的这种小说认识观进行了充分肯定。
收入这本《四大奇书探究》中的28篇论文（另有两篇附录未计），即为我自1989年以来研究“四大奇书”成果之全部。其中，第一阶段的20篇论文，曾于2001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四大奇书研究》为书名出版，本次将其与第二阶段之成果合为一集，为保存原貌，未作任何形式的修改，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全书按照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将其分为上、下两编，上篇为“四大奇书探幽”，下编为“四大奇书批评”。上篇有16篇文章，重点探讨了“四大奇书”的作者、作年、抄本、祖本、题旨等方面的问题，而对《西游记》祖本的探讨，则又乃为其重点中的重点，这从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共有6篇之多，即可准确获知。这6篇文章总的结论为：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为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所称道的“大略堂古本”，也即源出查望大略堂的《西游释厄传》一书。是书在明末清初之际，汪象旭、黄周星等“西湖文人集团”的成员大都见过或者读过。
下篇的12篇文章，主要是就“四大奇书”的各种批评本进行了个案研究，如对张竹坡批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的辨说，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成书年代与批评动机的考论，对《西游证道书》批评本作者的正名等；并着眼于宏观透视的角度，对有明一代的托名小说批评，明清“水浒传序”的批评特色，以及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成就与贡献等，均首次进行了鸟瞰式的观照，并藉此提出了一系列新人耳目的结论与见解。
在对“四大奇书”较为系统之综合研究中，将对其“外学”的研究与对其之批评互为关联者，据我之孤陋寡闻，似本书乃为第一书。而此，也正是本书的特色之所在。而由于有了对“四大奇书”批评的研究，又使得本书所涉之时间下限，乃由清初而延伸到了清代中期，甚至是晚清之际，如下编中的《明清“水浒传序”的批评特色》一文即为其代表。这篇专论“水浒传序”的文章，对现所存见之由明而清的14篇“水浒传序”首次进行了观照，而在这14篇“序”文中，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叙》写于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878年，其距清王朝结束的公元1911年，仅33年之隔，则斯时为晚清之际已无可怀疑。
这样看来，可知本书对于古代小说的的“探究”，在对象上虽然只限定于明代的“四大奇书”，但从对其批评本所涉及的年代言，其实是可称之为“明清小说研究”的。更何况，本书中的《“憺漪子”是黄周星吗——为〈西游证道书〉批评者正名》等文所论及之《西游证道书》一书，乃为一部地地道道的清代《西游记》批评本。另从批评者言，如为本书所论及之汪象旭、查望、张竹坡、毛宗岗、李渔、文龙、陈枚、王韬等，或为清初人，或为清末人，亦是与“清代小说研究”相关联之显证。
《王辉斌学记》，黄山书社2012年版。
其实，对于明清文学的研究，在这本《四大奇书探究》出版之前，我是早已涉足其间的，如2010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唐后乐府诗史》一书，即为其例。在这本书中，我所研究之“唐后乐府诗”的时代，乃是由北宋而清末，即其所涵括的乃是宋、辽、金、元、明、清六朝凡950年的乐府诗，而且在论及明清两朝的乐府诗时，共用了两章七节的篇幅，这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乃是相当之大的。
此外，我近年来所发表的多篇关于“戏曲论著”的论文，也是以明清两朝为主的。至于我正在研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更是于其中重点安排了明清乐府诗批评的章节。凡此，所表明的是我之于明清文学的研究，不仅早已介入，而且是小说、乐府诗、乐府诗批评、戏曲论著等均曾涉笔。因之，这本《四大奇书探究》为我专题研究明清文学的先驱之作，也就自不待言。
2014年4月23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王辉斌
这本30多万字的《四大奇书探究》的出版，是对我研究明清小说（此处的“明清小说”之说，可具体参见本书之《自序》）的一次最彻底的总结，因为我26年来研究古代小说的全部成果，即皆集于此书。26载春秋，在人生之旅的历史长河中，是并不算短暂的，能耐得住寂寞且守在这条“胡同”里的人，老实地说并不多见，但我却为其中之一。
虽然如此，在本书出版之后，我也许就会与之永久告别，原因是我不可能再用26年的时间去研究“四大奇书”了。而此，也是我在2014年4月下旬之后，便开始了研撰《明清戏著史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戏著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四大奇书探究》与《明清戏著史论》，虽然一为小说研究，一为戏曲批评（实则为批评中的批评），但二者均属于明清文学的范畴，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之于小说与小说研究，乃是具有“剪不断，理还乱”之关系的，对此，附于本书之末的《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一文，已略有所涉。而从另一方面讲，小说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品类，其地位、其成就、其影响，与诗歌、散文、戏曲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的“四大金刚”，鲁迅、胡适等人当年之所以皆曾加入到小说研究的行列，即与此不无关系。所以，我以为要全面把握与认识文学史，单靠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数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即是努力地在向“四大金刚”靠近，且迄今为止，已染指了其中的诗歌、小说、戏曲。至于散文，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虽然替一种名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校教材撰写了全部的“唐宋散文”，但那却是算不得散文研究的，原因是我从来不曾将教材当作学术研究以待，即使是所谓的“部推”教材，也无不如此。所以，我于“四大金刚”所欠缺的散文研究，就只有待于来日了。
我研究古代小说，主要是着眼于“外学”而为。所谓“外学”，说到底，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一些多方位、多侧面的考证性研究，如我今年7月份所发表的《“李贽批评本”<西游记>的几个问题》一文，即属如此。此文名曰“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这“几个问题”所进行的重点考察，如“李评本之‘序’与作者生平”、“李评本的批点与刻印时间”、“李评本与世德本的关系”等，由于我对这几个问题的考察皆言之有据，故文章甫一发表，即为2014年9月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第5期所摘介。
此则表明，我的“小说外学研究”，还是颇具特点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收入本书中的《〈金瓶梅〉研究四说》、《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西游记〉祖本新探》等文，不仅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而且还皆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这些摘介与转载，对于作为作者的我来说，自然就成为了一种鼓励与鞭策。
就我近40年的治学经历与经验而言，无论是研究小说，抑或是研究诗歌与戏曲，文献学永远是值得珍视的一门学科。但一说到文献学，人们便会马上将其与历史学相关联，并因之而名曰“历史文献学”，原因是文献学乃从属于“历史学”这一“一级学科”的。
而事实上，文献学既有历史方面的文献学，也有文学方面的文献学，前者称之为“历史文献学”，后者称之为“文学文献学”，所以，我所出版的《唐人生卒年录》、《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等书，即皆为“文学文献学”之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者书名中的“唐人”，虽然包含了唐代的各色人等，但其重点乃为唐代诗人，而“全唐文”作为一部总集，从文学分类的角度审视，其“之”所指理应为“唐代散文”，而非为“唐代历史散文”。
所以，我历来认为，太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是必须擅长于“文学文献学”的，也即“文学文献学”乃为研究古代文学者所必须掌握的一门基本功，这与研究古代文学者必须擅长“诗词格律学”是同一道理。但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文献学“铁定”为“历史学”后，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国文学”，即再也难觅文献学的身影了，于是，也就出现了研究古代文学者不知文献学为何物的奇怪现象。记得有一次在召开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李白研究会议上，江苏一位与会的王姓教授问我：“何为文献学？”我当时竟然无言以对。
作者2014年6月26日摄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认为，一切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可见，材料之于研究者而言，乃是相当重要的。小说研究与诗歌研究，甚至是戏曲研究，虽然有许多方面的不同，但其却有一点是极为一致的，即都是藉材料以提出结论，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即此之谓也。这样看来，可知我前后26年的“小说外学研究”，是既符合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又与中国传统的治学法则相呼应的。这，大约便是我由诗歌研究而小说研究所取得的一点小小收获吧。
正因此，本书中的材料引用，乃是相当繁富却又极少堆彻之迹的，这一则与我所制定的几次大的读书计划关系密切（详见黄山书社2012年版《王辉斌学记》第21—34页），另则也成为了我研究小说特点的一种具体反映。所以，当我在26年前发表第一篇小说研究的论文——《<金瓶梅>研究四说》时，即注意了对材料的挖掘与征引，且直至于26年后的今天，而收入本书中的《李贽批评本<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西游>祖本之“大略堂”古本再探讨》等文，又可对此为之佐证。但其是耶非耶，读者自可审视之。
当我写完这篇《后记》时，2014年的冬天已经来临。但我于窗外所看到的，却依然是高照的艳阳，红绿相交的层林与蓝灿灿的天，这说明，秋冬之交的古隆中，其景色是相当美好的。而正是因了这令人惬意的所在，才使得我撰著了一本又一本的纯学术著作，其中，自然也包括着这本《四大奇书探究》。
2014年11月7日（是日立冬）于古隆中求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