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安大简《邦风·鄘风·鹑之奔奔》解析 | 中国先秦史
安大简《邦风·鄘风·鹑之奔奔》解析
子居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鹑之奔奔》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鹑之奔奔》二章，章四句，与《毛诗》同。”[1]对于此诗，《毛传》言“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郑笺：“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不如禽鸟。”但昭伯顽与宣姜事不涉淫乱，前人对所谓“淫乱”说已有驳论，可参看笔者《安大简〈邦风·鄘风·墙有茨〉解析》[2]的相关介绍。与毛、郑不同，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卷二十六提出：“此诗刺卫君无德，国人耻以为君。盖君逆天命而臣子亦逆君命之证。”其说当出自《礼记·表记》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黄震之说相对于毛、郑而言，确实更切合于诗义。明代季本《诗说解颐》卷四：“经旨曰：旧说刺宣姜也，亦为公子顽故。朱子则释此诗所以作亦未可考。以今论之，公子顽之烝宣姜，不可谓无，但计其事当在宣公既卒之后，宣公卒而惠公立，甫厯四年而公子泄、公子职挟公子黔牟以逐惠公，又八年而始得复。当其初，中冓之言犹未大着，兄弟之间自宜为亲者讳，而显然指斥其人，略无忠厚之意，不足以为训也。至泄、职逐君之际，黔牟者惠公之庶兄而公子顽之母弟也，亦既从乱矣，谁复知伦理为重而真心公所恶乎？若浮浪之作，不足以感动人者，亦何取焉？且'人之无良’，本指一人，而分属兄、君，义亦牵强也。意其必为宣公新台之事而发耳，夺伋之妻而又使其兄弟乘舟以出，此则恶大迹彰，不可复掩，而宣公群弟之中有能耻其无良而愤然兴刺，则其恶恶之公出于真心，而闻之者足以兴矣。”以《鹑之奔奔》为刺宣公，此说清代最为流行，姚际恒《诗经通论》、魏源《诗古微》、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皆持刺宣公之说，此说的问题于后文解析内容可见。与刺宣公说不同，清代尚有刺惠公说，如陆奎勋《陆堂诗学》卷二：“《左传》伯有赋《鹑奔》，赵孟斥为'牀第之言’，故《集传》亦从《序》说，明言'我以为兄’而曰'卫人之剌’，殆即微子避纣称我之义欤？《释文》'奔奔、疆疆，乗匹之貌’，不必改训而谓鹑鹊之不若也。姜我英云：'为惠公之词者，剌惠公也。是时惠公齿已长矣，曰我以爲兄，剌其安然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为君，剌其安然为子而不知闲也。’其说颇得诗人之旨。”汪梧凤《诗学女为》卷四：“《鹑奔》刺惠公也，《墙茨》曰'不可扫’犹作为不得已之词，谅其情也，至此'我以为兄’、'我以为君’则知其亦既安之，而托为惠公之词以发其羞恶之心也，至发之而无复存焉而国乃灭亡矣。此《鹑奔》之所以先《定中》，圣人盖有微意存焉。”此说定《鹑之奔奔》在卫惠公时当是，但认为“刺惠公……托为惠公之词”则很难说通。笔者认为，《鹑之奔奔》诗中作者明言卫君是其兄，且毫无隐晦地指斥卫君“人之无良”，表明立场与卫君不同，故盖是昭伯顽于春秋前期初段的公元前688年向以宣姜为代表的齐国势力表明自己立场而作，文中所说的“兄”、“君”当皆是指昭伯顽之兄黔牟，“鹑之奔奔”即指黔牟奔周事。
【宽式释文】
鹑之奔〓，鹊之竞〓。人之亡良，义㠯为兄。
鹊之竞〓，鹑之奔〓。人之亡良，义㠯为君。
【释文解析】
鶉之奔〓（奔奔）〔一〕，鵲之競〓（競競）〔二〕。
整理者注〔一〕：“鹑之奔〓：《毛诗》作「鹑之奔奔」。「奔」，作「
」「
」，从「夭」从二「止」以表其意；又或从三「夭」，从「止」。陈奂《诗毛氏传疏》：「《笺》：『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皃。』《韩诗》：『奔奔、彊彊，乘匹之皃。』郑本《韩》以申《毛》也。奔奔，《左传》及《礼记·表记》《吕览·壹行》注倶作『贲贲』。彊彊，《礼记》作『姜姜』。郑注：『姜姜、贲贲，争斗恶皃。』高诱注以『贲贲』为其色不纯。」”[3]所引《诗毛氏传疏》后面还有一句“《玉篇》：'翸，飞皃。’此或间取齐、鲁家《诗》说。”由郑玄《笺》可见，《玉篇》的“翸，飞皃”盖原是《韩诗》说的一部分。高诱习《鲁诗》，故清人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认为“『贲贲』为其色不纯”是《鲁诗》说，因此《鲁诗》当是作“贲贲”。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认为《表记》郑注：“此注之为齐说，亦显然矣。”是三家诗说的不同基本可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杜注：“卫人刺其君淫乱，鹑鹊之不若，义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也。”又《传》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杜注：“言诬则郑伯未有其实。”《正义》：“伯有赋此诗，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赋、赵孟之言，皆不以诗之'君’为'小君’，此最古义。司马迁刘向用《鲁诗》，而《史记》、《列女传》无公子顽通宣姜事，是鲁义必与毛异，不以'兄’为顽也。《礼·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云：'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郑注：'姜姜、贲贲，争斗恶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恶人为君，亦使我恶，如大鸟姜姜于上，小鸟贲贲于下。’《记》义与郑注皆不以'君’为'小君’，知齐义必与毛异，不以君为宣姜也，然则诗刺宣公甚明。”其论三家诗“不以君为宣姜也”甚是，但进一步推论“然则诗刺宣公甚明”则并无根据。《齐诗》说既然已言“姜姜、贲贲，争斗恶貌也。”则“鹑之奔奔，鹊之竞竞”明显当是言争君之事，而列在《鹑之奔奔》前的《墙有茨》、《君子偕老》已是昭伯顽与宣姜事，则《鹑之奔奔》自然不宜认为是时间倒错又“刺宣公”。卫国在昭伯顽与宣姜事后发生的争君之事，明显即卫惠公朔与黔牟相争事，《史记·卫康叔世家》：“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奔齐。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笔者已于多篇安大简解析中提到《诗经》多有谐音寓意的情况，《说文·鸟部》：“𨿡，䨄属。䨄，𨿡属。”是“鹑”、“䨄”互训，䨄为影母侵部，黔为群母侵部，故“鹑之奔奔”很可能就是在喻指“卫君黔牟奔于周”。
整理者注〔二〕：“鹊之竞〓：《毛诗》作「鹊之彊彊」。「竞竞」，典籍或作「姜姜」，参注〔一〕。《说文·誩部》：「竞，彊语也。」《广雅·释训》：「竞竞，武也。」《尔雅·释言》：「竞，彊也。」”[4]鹊为清母铎部，朔为山母铎部，也是音近相谐，故“鹊之竞竞”很可能就是在喻指卫惠公朔回归的强势。《春秋·庄公五年》：“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左传·庄公五年》：“伐卫，纳惠公也。”《春秋·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左传·庄公六年》：“春，王人救卫。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因此《鹑之奔奔》盖即作于公元前688年夏。《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杜预注：“鹑，鹑火星也。贲贲，鸟星之体也。天策，傅说星。时近日，星微。焞焞，无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鹑火中，军事有成功也。”曾借用“鹑之贲贲”句，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召南·殷其雷〉解析》中曾提到：“战国天文历法知识发展水平不具备如此精确的天文知识提供逆推的条件获得朔日天象，相差一个时辰会导致的月位差异就足以导致误判，更不要说偏差高达一日，此点前引《中国古代历法》的内容表明得很清楚了，所以同样可证明《左传》传抄者加入的内容并非童谣原意。童谣所言'丙之晨，龙尾伏辰’与'天策焞焞，火中成军’所指当分别是九月晦日、十月朔日两天的天象，即'九月、十月之交’，而非仅十月朔日一天。《春秋·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日食历日精确，也可证明不会两个月后就朔日偏差高达一日。晦日、朔日的精确月位天象皆无法仅凭肉眼观察获得，所以《左传》所谓'童谣云’实际上也完全没可能是童谣，只会是某位精通历法的官员假童谣之名记灭虢之事。由此即可知，此童谣当造于灭虢事件后不久，也即这个童谣的内容是成文于公元前655年。公元前655年属春秋前期后段，因此可以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使用形容词'振振’辞例的时间点，即春秋前期后段的公元前655年，这正合于前文解析内容所言'《诗经》中使用形容词'振振’的三篇其时间皆在春秋前期至春秋后期初段这个范围内。’”[5]基于同一原因，也可以推知“鹑之贲贲”句的使用时段也约在“春秋前期至春秋后期初段这个范围内”，前文推测《鹑之奔奔》约成文于公元前688年夏季，下距公元前655不过三十几年，正合于此。《左传·僖公五年》以“鹑之贲贲”象征“虢公其奔”，同样是谐音寓意，也正与笔者前文解析分析《鹑之奔奔》以“鹑之奔奔”喻“卫君黔牟奔于周”所用笔法是一致的。
人之亡（無）良〔三〕，義（我）㠯（以）爲
（兄）〔四〕。
整理者注〔三〕：“人之亡良：《毛诗》作「人之无良」。”[6]清代陈乔枞《韩诗遗说考》：“'人而无良，我以为兄’《诗考》引《外传》。乔枞谨案：今本《韩诗外传》'而’字作'之’，改与《毛诗》同。《诗考》所引，盖未改之本也。今据之改正。”但“之”作“而”仅见于王应麟《诗考》所引，别无可证，二者在文义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完全有可能仅是王应麟所见《韩诗外传》版本误书作“而”，因此《韩诗》很可能也并非是作“而”而非“之”。
整理者注〔四〕：“义㠯为
：《毛诗》作「我以为兄」。「义」，读爲「我」。「
」，古文字「兄」加「㞷」声。”[7]清代俞樾《群经平议》卷九言：“《韩诗外传》引作'何以为兄’”，陈玉树《毛诗异文笺》卷五亦言：“《转诗外传》作'何以为兄’，是'我’与'何’字通用。”但查《韩诗外传》，未见任何版本作“何”，故此说盖出于清人误记。毛传：“兄，谓君之兄。”郑笺：“人之行无一善者，我君反以为兄。君谓惠公。”因为毛传是以《鹑之奔奔》为刺宣姜，所以只能说“兄”是指“君之兄”，郑玄指实“君”为“惠公”，直接导致了解释的巨大缺陷。宋代辅广《诗童子问》卷三：“若曰为惠公之言以刺之，则恐于下章为君之说不同，只从《毛传》之说云'兄’为'君之兄’亦得。”提出回避“惠公”说，但毕竟曾为卫君的就几个人而已，说“只从《毛传》之说云'兄’为'君之兄’”根本就不是“亦得”，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四：“小序谓'刺卫宣姜’。毛、郑以'我以为兄’谓'我君以为兄’，'君’谓惠公，'兄’谓顽；以'我以为君’为'小君’，小君谓宣姜，皆迂；上章'我’字谓'我君’，下章'我’字'国人自我’，亦未允。且均曰'人之无良’，何以谓一指顽，一指宣姜也？大抵'人’即一人，'我’皆自我，而'为兄’、'为君’乃国君之弟所言耳，盖刺宣公也。陆农师以上章为'娣刺宣姜’，下章为'妾刺宣姜’，尤凿。夫娣即妾，何所分焉切合'兄’字、'君’字，稚甚！毛、郑以上章之'我’为我君，下章之'我’国人自我，虽非，然犹愈《集传》以上章为代惠公之言，下章为国人自言也。”即明确指出此前自《毛传》以来的各种解释都是穿凿，实际上《鹑之奔奔》中“'人’即一人，'我’皆自我，而'为兄’、'为君’乃国君之弟所言耳”，而《鹑之奔奔》列在《定之方中》篇前，故篇中的“君”无非只有宣公、惠公、黔公、懿公几个选择而已，魏源《诗古微·邶鄘卫》中即选择了宣公，言：“《鹑之奔奔》，刺卫宣公也。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诗，故曰'我以为君’，'我以为兄’。初，宣公属急于右公子职，属寿于左公子泄。后以公子朔之谮，使盗杀之。故二公子怨惠公以及宣公。”但对左、右公子，《左传》杜预注仅言“左右媵之子”，孔疏也仅说“此左右公子，盖宣公之兄弟也。”所以左、右公子是否为宣公兄弟已是盖辞，自然更无从判断究竟是庶兄还是庶弟，且《左传·桓公十六年》仅言“二公子故怨惠公。”并未言“以及宣公”，因此魏源是以己意补出的“以及宣公”，自然不足为证。《鹑之奔奔》列在《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之后，毛传于《墙有茨》已言“公子顽通乎君母”，那么自然是卫惠公时诗，《鹑之奔奔》如果是“刺卫宣公”，时间上的倒错也很明显，因此三个方面皆不利于“刺卫宣公”说。前文解析内容已言，《鹑之奔奔》所述很可能即“卫惠公朔与黔牟相争事……'鹑之奔奔’很可能就是在喻指'卫君黔牟奔于周’”，那么不难推知，诗中的“人之无良”当即指奔周的卫君黔牟，《鹑之奔奔》的作者称黔牟为“兄”、为“君”，则作者当即黔牟之弟，据《史记·卫康叔世家》：“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是黔牟之弟即昭伯顽，因此《鹑之奔奔》很可能即昭伯顽所作。
◎鵲之競〓（競競），鶉之奔〓（奔奔）。人之亡（無）良，義（我）㠯（以）爲君。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前文解析内容已提到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据《左传》此段内容提出“《记》义与郑注皆不以'君’为'小君’，知齐义必与毛异，不以君为宣姜也”，实际上此段内容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赵武以《鹑之奔奔》为“床笫之言”，杜预注：“笫，箦也。此诗刺淫乱，故云床笫之言。”但如果是“刺淫乱”，全文实际上没有任何涉及“淫乱”的内容，以郑笺所言“刺宣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公子顽非为卫君，宣姜已如《诗三家义集疏》所言不会是《鹑之奔奔》里的“君”，且“刺淫乱”当是刺床笫之言，而不会如赵武所言是“床笫之言”，所以杜预注实际上不合赵武原意。按前文解析所分析，则《鹑之奔奔》盖是昭伯顽所作，内容为指斥其奔周的兄长黔牟为“人之无良”，那么对应于此，则很可能先秦时期有旧说认为《鹑之奔奔》是昭伯顽对宣姜的表态，所以赵武才说是“床笫之言”。卫惠公和黔牟的政治斗争，基本上就是代表着齐国势力介入的一方和卫国本土势力一方的斗争，而查诸书所记，在卫惠公被黔牟所迫奔齐时，未见昭伯顽参与任何一方，因此昭伯顽大概率是无意于介入这种政治斗争，因此保持了中立的态度。那么，当齐国为卫惠公出头驱逐黔牟时，因为要惩治扶植且支持黔牟的卫国本土势力一方，自然就要涉及到黔牟的弟弟昭伯顽究竟支持谁的问题，而昭伯顽的身份又很特殊，早在卫宣公去世后卫惠公即位时，齐人安排宣姜改嫁给昭伯顽而不是昭伯顽的兄长黔牟，就已经体现出齐国在人选方面必然有特殊的考量，因此当驱逐黔牟时，昭伯顽需要清晰表明自己的态度，也即是否支持卫惠公以及宣姜所代表的齐国方势力。此时，昭伯顽盖即以《鹑之奔奔》一诗向宣姜及宣姜所代表的齐国势力明确了自己对兄长黔牟夺取卫君之位的不满，所以赵武才说《鹑之奔奔》是“床笫之言”。
[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2]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xianqin.tk/2021/07/25/3228/，2021年7月25日。
[3]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4]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5]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6/04/973/，2020年6月4日。
[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