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告别乾隆之后，大清国的命运被改写

01

有朋自远方来，来干什么

马戛尔尼带着一个庞大的访问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向大清进发了。

这是1792年9月26日，大清乾隆五十七年。

马戛尔尼期待着他将因此名留青史，因为他深信，他将架起东西方两个大国正式交往的桥梁。而这，注定会改变世界的格局，进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为了这次出使，马戛尔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几十万英磅，准备了六百多箱礼品，经过十个月的航行，终于来到了北京。

马戛尔尼带给大清的礼物是什么？

在《内务府档案》里记载着《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有：

当时英国装备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金质、银质“君主号”战舰模型，铜制“西瓜炮”数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天文、地理、气象、测量、里程计算、演示器11件，天体运行演示仪、大型地球仪、自鸣钟、望远镜，黄色双轮马车两部（夏、冬各用凉暖车）、金色全套马具，各种西洋丝织物、毛织物、棉织物、大地毯、壁毯、壁挂等。

这只是物质方面的。在近800人的使团成员中，还有不少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美术学家、哲学家、医师、乐师、技师。

总之，马戛尔尼所代表的大英帝国，想把自己在工业革命中最光鲜最先进的成绩展示给万里之遥、重洋之外的大清帝国。

这种炫耀，以友谊之名进行。英国给大清捎去的消息是：恭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事实上，马戛尔尼到达中国时，已是乾隆八十三岁的生日）。

或许，现在的我们可以用嘲笑暴发户的眼光，来看待当初英国使团的行为，但不可否认，他们确实是为了“和平、友谊”而兴师动众。

尽管这种和平和友谊的动机并不单纯。这在马戛尔尼出发之时，英国内务大臣敦达斯交给他的七项任务就可以看出来：

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情况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彼时的英国在先进科学和先进理论的指导下，生产飞速发展，而此起彼伏的战争又威胁着它既有的市场。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且足够大的市场，来销售它生产的廉价而优质的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超过全球人口三分之一，被欧洲人视为遍地黄金的大清帝国。

乾隆时期开始的全面闭关锁国政策，使西方各国只能通过远离丝绸、茶叶和瓷器原产地的广州一处进行贸易。这增加了欧洲商人的贸易成本，也限制了双边贸易的规模。因此，英国商人急于打开福建、江浙和天津等地的市场，一方面便于丝绸、茶叶和陶瓷的采购，另一方面也便于把他们的纺织品销往更合适的较冷的中国北方地区，而不是温暖的中国南方。

赚更多的钱是英国商人的目标，减少英国在两国贸易中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则成了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到达中国后，结合英国内务大臣提出的七项任务，马戛尔尼向大清政权提出了六项要求：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即今之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子，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

可惜的是，在大清王朝眼中，马戛尔尼们在维护“自由贸易”的努力，只是一种“朝贡”，是一种化外之民对天朝大国的臣服。

02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马戛尔尼的出使是在误会中开始的。英国使团既然为“祝寿”而来，自然被大清政府视为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贡使”。

贡使与特使，贡物与礼物，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的意思，却是天壤之别。何况，在天朝大国的头脑中，又何曾有过特使与礼物的概念。

马戛尔尼

在友好的会谈气氛中，拿到“礼品清单”成了中国官员最重要的任务。一文一武两名官员登上了英国使团的旗舰，来办理这件事，而负责接待的最高官员——钦差大臣徵瑞——则不愿意“自降身份”登船，他在岸上警惕地注视着一切，他给出的理由是：怕海。

不懂中文的马戛尔尼在他几个并不擅长中文的翻译的帮助下，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准备出了一份礼品清单。

按照英国人的习惯，马戛尔尼非常骄傲地在礼品清单中对每一件礼物进行了夸耀。他没有料到的是，这种夸耀埋下了后患：大清帝国并非没有见过这些东西，而且见过的比他带来的还要精巧、奢华、宏大，这让大清的皇帝对马戛尔尼产生了“浮夸”的印象。

5个月后，马戛尔尼们被礼送至广州时，看到了令他们瞠目结舌的一幕。广州的手工业市场上，大清的匠人们把所有在欧洲制造的产品，模仿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从各种家具、工具、银餐具等器皿直至箱包。所有这些仿制品的工艺与英国制造的一样好，而价格要便宜得多。“这些讨厌的中国人把诈骗提高到一门艺术的位置。”

这是后话，现在，马戛尔尼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他们一上岸，就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虽然接待工作隆重而热闹，到处敲锣打鼓，到处是仪仗队，到处是轰鸣的礼炮，但是整个大清国上上下下，都把马戛尔尼当成了贡使。

英国使团终于还是明白了中文里“贡使”的含义，使团中有人提出了抗议，马戛尔尼将这种抗议压制了下来。

出发之前，内务大臣敦达斯在交给他七项任务的同时，还明确地说：“你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如果为“贡使”一词与大清进行纠缠，很可能使出使任务功败垂成，但是顺从这种安排的话，又似乎让英国的尊严受到了影响。马戛尔尼没有办法，他选择假装看不见，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但是很快，又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让他有些始料不及，大清官员要求他按照中国的礼仪，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下跪叩头。

马戛尔尼表示，在英国，即使是拜见国王，礼节也仅仅是半跪，英国没有磕头的礼节。作为大使，他代表的是整个英国，如果他向乾隆皇帝磕头的话，就会有损英国的形象和尊严。

但大清官员坚持，这是觐见皇帝的唯一礼节，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这其间的交涉几经反复，贯穿了从天津到热河行宫的一个月的行程，在此无须一一记录下来。总之，最后的裁决者是乾隆本人，这种事情，负责礼仪的大臣们是做不了主的。

乾隆最后拍板：在第一次觐见的宴会上，马戛尔尼对乾隆皇帝施以英国礼节——单膝下跪，但去除亲吻手背的程序。而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上，马戛尔尼呈献国书，并实行三跪九叩之礼。

乾隆皇帝像（绘于1793年9月30日）

围绕着“三跪九叩”，后来中西方的历史研究上出现了许多冲突。不少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包括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都坚持，马戛尔尼及其副使斯当东在觐见时，见到乾隆那威严的眼神和盛大壮观的场面后，都“不由自主”地双膝跪地，忠实地执行了三跪九叩的中国礼节；但西方历史研究者则坚决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无论是见到乾隆的当时，还是此后几个月中的每一次见到中国皇帝的圣旨、口谕或御赐物，马戛尔尼都坚持着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

综合各种史料及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马戛尔尼采用了一种中西方礼仪的结合体：三次单膝下跪，九次低头，而不是以头触地。

于是到了乾隆大寿的这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上千人一起觐见，采用的都是三跪九叩之礼，只有马戛尔尼是三次下跪，九次低头。

因为所有的人都磕下头去，所以也没有人看到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只有乾隆皇帝本人看到了这个情景，他的内心很清楚，这是自继位以来，第一个见了自己不磕头的人。

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

马戛尔尼与乾隆的见面互动很简短，他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这封以英王乔治三世名义发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大多是一些客套话，当然，在经过了几道复杂的翻译后，乾隆看到的“国书”，完全是一封用词极其恭顺的“陈情表”，卑贱地请求中国皇帝为西洋之外的一个野蛮的小国提供保护。

乾隆也给英王写了回信，大意是：前几天使者转奏贸易之事，现在的贸易政策，不能变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跟洋人贸易，只因为天朝的茶叶、瓷器、丝巾是你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才开恩，允许你们进行贸易。现在，你在规定之外，还要乞恩，不符合天朝加恩西洋、抚育四夷的道理。天朝统治天下，一视同仁，来广州贸易的，也不光是英国，都像你这样，天朝岂不乱套？你们国家住的偏僻，又隔了重洋，对天朝体制不知情，朕知道你也不是有意的，不怪罪你。朕对诚心向化的，都会体恤怀柔，诚心进贡的，朕也都是从优奖赏，使者所说这些事，都跟天朝的体制相关。你要体察朕的用心，永远遵守，这才能享太平之福。要是不听朕的旨意，那么天朝法制森严，只要你们的商船靠岸，肯定遭到驱逐，到时候可别说朕没有告诫你。

托马斯·斯当东（下称小斯当东）走到乾隆的近前，像马戛尔尼和他的父亲一样，单膝下跪行礼，然后用中文向乾隆致以问候。据说，他还用中文背诵了整个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的国书的中文译文——这份译文，小斯当东亦有贡献。

小孩子历来是讨人喜欢的，特别是乖巧懂事的小孩子更讨人喜欢。面对着古怪精灵的小斯当东，乾隆特别高兴，随手解下了腰间的一个槟榔荷包送给小斯当东。

乾隆和小斯当东

惟一的轻松愉快的场面很快就结束了，英国使团退下，混入到其他“贡使”之中。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专门为接见英国使团举行的仪式，和那些东南亚的蕃属小国一样，英国使团也是来觐见天颜的，他们再也没有得到格外的垂青。

而且，中国向来是这样，不上餐桌谈不了正事，但上了餐桌也不谈正事，真正主事的人也不出面谈正事。正事，都是下面办事的人来谈的。

觐见完乾隆皇帝，马戛尔尼就心急火燎地去拜访可以谈正事的首席军机大臣和珅。

当马戛尔尼再次把他的六项要求交给和珅的时候，和珅却没有表态，他只是接下了这个六项要求的文本，然后就很客气地把马戛尔尼送了出去。

马戛尔尼送来的那六百箱“贡品”，此后就进了圆明园的仓库里，静静地摆放了几十年。大清君臣们并不关心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马戛尔尼引以为傲的各式武器，也没有机会展示。他曾邀请乾隆的红人福康安校阅他带来的卫队，福康安冷冷一笑：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

马戛尔尼曾经想向乾隆展示西洋的伟大发明，让他的使团成员乘热气球飞越北京。这项提议同样被无情地拒绝：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绝不可能，大清朝里绝不允许有人比皇帝更高。

你们已经见到了我们的皇帝，你们已经递交了“陈情表”，你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丰厚的回礼。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们该回去了！

03

为何双方都如此重视翻译

毫无疑问，马戛尔尼失败了。

他曾经总结这次出使失败的原因，翻译问题被他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之前，已有一些西洋人到达过中国，比如马可·波罗，比如汤若望等等，当时在乾隆身边也有一群西方传教士，不过，按照清朝的规矩，他们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后，就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在后来清廷与马戛尔尼交流的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也发挥了翻译的作用——正面的和负面的。

而在民间，不仅中国人不许学习西方语言，而且也不许中国人教西方人学习汉语，如果被发现有违反者，那是要掉脑袋的。法律上的严厉禁止，使得即便在中西方交集的广州，双方谈生意也只能使用一些不伦不类的“洋泾浜”外语并夹带手势，才能勉强完成。

由此可见，当时中西方语言的隔阂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大。

而在当时的欧洲，外交通用语言是法语，英语是非主流语言，在传教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通行的则是拉丁语。

在马戛尔尼着手准备出使大清之时，他就开始物色翻译。没有一名出色的翻译进行沟通，他与大清君臣的沟通将是鸡同鸭讲，无法进行。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使团抵达澳门后，周保罗害怕为外国人工作而受清政府惩罚，执意辞职，并与另两位搭船回国的华人神甫上岸离开，只剩下李雅各一名翻译。

李雅各并非翻译的理想人选：他13岁时就离开了中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要命的是，他的中文水平并不高，且完全不熟悉清朝官场礼仪，“有时甚至把一些客套话误解为认真的承诺”。

比如，和珅曾对使团说：“要不是皇上估计你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办，他倒挺愿意让你们留下。”李雅各完全没有理解这其实是“逐客令”，还认为真的是中国皇帝对他们依依不舍。

在中国这个奉行科举的国家里，让李雅各来翻译官方文书，就像如今要一个小学毕业水平的人撰写出博士水平论文一样。尽管水平不够，但李雅各忠于他的职责。他是满族人，原籍甘肃武威，此次回中国，就是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但出于对大清律例的担忧，他便说自己是英国人。他换上英国的军装，佩戴军刀，改用英国名字。

尽管马戛尔尼迫切需要一名优秀的翻译，但在当时，除了李雅各，他别无选择。

绝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副使的儿子、大使的见习童子小斯当东。在从英国到中国的漫长旅程中，他一直跟着几位中国人学中文，进步神速，“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不错的翻译”。这样，英国使团访华期间的翻译工作就落在李雅各和一个英国小孩的肩上。

清廷对翻译工作也非常重视，但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乾隆五十七年10月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有关英国国王遣使来贡的奏折后，乾隆皇帝于次年8月专为翻译的事下了一道谕旨，为服务于清廷的传教士们加官晋爵，成立了以索德超为首、由7名欧洲传教士组成的“翻译团队”。

然而，这些传教士不懂英文，而且像索德超这样的葡萄牙人“出于嫉妒，仇恨英国人，对英使团提出的正当要求百般阻挠，且在使团离开中国之后，仍散布谣言，力图破坏英使团的声誉”。

当然，英国人也有支持者，法籍和意大利籍传教士们对英使团的态度则友好得多，如法籍教士贺清泰和罗广祥。但他们的作用也有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敕谕中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词语”。

中英双方都不具备本国职业外交口笔译人员，英方聘请了不懂英文、汉语也蹩脚的中国人作为翻译，而中方启用了不懂英语的欧洲传教士作为译员，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滑稽的一幕：

英国人把他们的英语文本，先由使团里的人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李雅各和小斯当东译成怪异的中文，再由大清国的“翻译团”润色为中文官方文本，递交给大清的皇帝或大臣阅读并存档。

大清的回书，先由“翻译团”将官方文本译成拉丁文，交给英使团后，再由使团中懂拉丁文的成员译成英文。

文书如此，交谈时，也需要经历这种复杂的过程。

后来，马戛尔尼在证实了“翻译团”团长索德超的恶意后，决定不再由“翻译团”来对李雅各的中文译本进行润色，他们在民间偷偷找来一些会撰写公文的人，出高价请他们来修改中文文本。

总之，在翻译这个问题上，马戛尔尼吃了太多的苦头，它不仅导致这位英国的大使无法与大清国的君主进行直接的沟通，以明白无误地传达他此行的目的，也使得在后续与清朝大臣的交涉中，那些不敢担责的大臣们以语言不通作为借口，拒绝与他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今天的天气不错！”“今天的天气真的不错。”在无数次的外交努力中，这是马戛尔尼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身穿朝服的陪同官员

04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在马戛尔尼这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前，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真的这样吗？作为英国人的精英，内阁官员对此是持有怀疑的。英国内务大臣交给马戛尔尼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情况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马戛尔尼忠实地执行了这项任务。所以，在接到逐客令后，马戛尔尼想尽了一切的拖延办法，拒绝马上离开，在1794年的3月17日，才开始离开中国返航。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成员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人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英使抵达天津时的情形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纤夫

英国人心目中的“天堂”，在他们的亲眼所见中崩溃了，他们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杭州一景

马戛尔尼甚至还对比过中国女人的小脚和中国特有的盆景：盆景和小脚的区别只是前者属于植物，而后者属于人类。中国人精心制作盆景和小脚，其方法是相同的——用结扎捆绑的办法进行压迫，抑制生长。

有几项观察是特别有战略意义的：

邮政系统。中国采用的是驿站接力，这种办法在中国已经实行几千年，且只能由官方独享，民间通信无法搭乘这个“快车”。

畜牧业（这里特指他们所经过的汉民族居住区）。没有对牛、马等进行规模化的养殖，除了鱼之外，底层人能吃到的肉食，便是偶尔意外死去的猪和狗。

煤炭开采。他们在江西山区里看到过一个煤窑，采煤的人一铲一铲地慢慢开采。为什么不使用机械？小斯当东对此评价：但使用机器又有何用？它只能在已经过剩的劳动力中增加更多的失业者。

丝绸生产。他们在苏州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这其中的复杂的生产过程，是难以在短时间里掌握的。但是他们弄到了一些蚕卵。

茶叶生产。同样，茶叶的生产技术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学会，但相对丝绸来说，他们毕竟还是多了一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行程穿过了江南的主要茶产区，他们不止一次地去采集优质的茶树苗，很奇怪，这种行为没有被制止。而后来在广州，他们中的一员在散步时，发现一种奇特的紫色植物，当他试图把这株植物拨起来时，一旁马上冲出一人对他加阻拦。

使团获得的茶树苗后来被送往了印度，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由此逐渐打破。尽管英国已经开始仿制中国的瓷器，但差距是明显的，他们希望参观景德镇，这个著名的瓷器生产地却被清朝官员在行程安排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广州的帽子铺

马戛尔尼后来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出使报告，在报告中他总结如下：

1.欧洲大陆人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嫉妒，害怕英国人打破他们同北京的垄断权。

2.尽管接待的排场很大，但清廷的达官贵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每一项建议，就好像我们是来颠覆这个国家的。

3.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

4.皇帝陛下认为他允诺照顾我们的商人就足够了。和珅对我的要求逐一加以拒绝，我提的问题似乎是被故意歪曲，以致遭到皇帝的拒绝。

5.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具体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提得不具体，而是因为皇上年事已高，他不认为改变自古以来的习俗和创立新的先例是件好事。在这个衰老的君主之后，比较年轻的继承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

官方报告毕竟不是真实想法的完全流露，马戛尔尼和使团成员的私下议论，或许更能代表他的真实看法：

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马戛尔尼终于返航了。返航之前，他派人专门去察看了伶仃洋和香港的地形，若干年后，这里将成为英国人的地盘。

他们像乞丐一样来到北京；像囚犯一样在中国居留；最后像小偷一样离开。

他的离开，像是在向和平告别……

05

外交沉默了用枪炮来说话

“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人，被濒于灭亡还死要面子的龙的要求激怒了，他们把毒品交易、争取自由的战斗、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了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来反对满清帝国的最后势力。”

1832年，一艘英国战舰在中国海边逡巡，它在观察中国的海防情况，是不是还像40年前马戛尔尼所说的那样。

一群中国作战用的帆船包围了它，它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些帆船赶跑了。英国海军得出这样的结论：本地全体海军船只都不能阻止一艘商船进口。

是的，40年来，大清的海军依然没有任何进步，还是那样不堪一击。

1833年，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他们要任命一名驻广州的外交代表。这名代表在1834年7月抵达广州，他的国书未被接受，并被要求离开广州去到澳门。代表拒绝了，两广总督让人封锁了英国人的居住地，代表开了枪，但他还是失败了，逃往了澳门，最后因病死在那里。

英国人翻出了马戛尔尼曾经说过的话：如果忍耐失败的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战争机制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在真正开始战争之前，英国还打算忍耐一下。他们想派出第三个使团去北京，并计划由小斯当东来率领。小斯当东拒绝了。

鸦片对中国的撞击后果开始显现。当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后，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曾就是否向中国开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曾经作为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小斯当东毫不犹豫地支持开战，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战争的议案在4月10日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9票的多数。但是，只经过了很短的时间，全英国都同中国交战了。

再后来，英国使节堂而皇之地来到了中国，进了紫禁城。尽管在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的过程中，中国的宫廷大臣玩了无数的小把戏，好让洋鬼子在礼仪上低人一头，但是，洋人见皇帝的礼节，大体上就是三鞠躬。

从同治开始，中国的皇帝们，都忍了。虽然他们不再坚持“三跪九叩”的礼仪，但他们依然不明白：

比市场更重的，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