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秉仁老中医对亲身经历八次疫情的回忆
叶秉仁先生（1908—1994），江苏江阴华士镇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1935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深研中医经典一年，1947年在无锡医疗人员讲习班进修西医一年。行医近60年，临床经验丰富，1978年被定为江苏省名老中医，1981年晋升为主任中医师。
2018年出版的《叶秉仁医论医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不仅有不少诊治外感热病的经验，而且他对往日抗击疫情的回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1932年春，江阴县华士镇“流脑”流行，当时西医尚无特效药问世，叶氏根据卫气营血理论辨治。肺卫证，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金银花、连翘等；营血证，用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以玳瑁代犀角，桔梗易葛根，“治疗60余例，治愈率70％左右，效果尚较理想”。
1944年春，又一次“流脑”流行，西医特效药磺胺噻唑（ST）已用于临床。叶氏“在中药治疗'流脑’基础上，增用（肌肉注射、内服或稀释后静脉推注）剂量很轻，共治疗200余例，死亡率约在5％”。
1956年春，“流脑”再次大流行。叶氏所在医院设立隔离病房治疗42例，以西药磺胺嘧啶（SD）和ST为主，中药辨证加减为辅，仅1例死于呼吸衰竭，死亡率2.4％。门诊治疗60余例，则以中医中药为主，死亡3例，总死亡率2.8％左右。
1965年春“流脑”流行，常规治疗全部采用SD等抗生素及西医对症、支持处理，中药极少采用。病房收治64例，死亡3例，死亡率约4.7％；门诊治疗50余例，死亡6例，总死亡率约7.4％，较1956年高。
叶氏对这4次“流脑”流行的诊治疗效做了分析，他认为：“首次纯用中药的疗效最差。末次流行基本上全用西药，死亡率亦较高，而中间两次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死亡率很低。这一事实，发人深省。”他认为：“末次死亡率之所以偏高，除西药产生耐药性以外，放弃中医中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叶氏回忆，从他1931年医校毕业回乡行医至1946年，其间15个年头，经历了霍乱四次大流行。
第一次流行时，叶氏已学习过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介绍的防治霍乱的方法，但当时他患肺结核停诊在家，因此凡病家邀治霍乱，即将制备的张锡纯经验方“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之一或两种赠之，告以服法，且另多给药，嘱分发给家属及近邻服用，以作预防。但疗效并不满意，叶氏感叹：“何故与张氏之说有如此出入？地方水土不同欤？抑或服用未能如法欤？”
第二次霍乱大流行，叶氏战斗在临床第一线，他带足张氏二丹，且配服辨证施治的方剂以助丹药之效，却仍然死多活少。“华士南乡小云亭，共住五六家，疫死10余人，请来一个针灸医生，施针无效，而该医亦染疫身亡。”叶氏不断接触患者，不敢疏忽，每天自服“卫生防疫宝丹”，结果虽对他个人确起到防护作用，但对其他人，仍感作用不大，于是对此二丹发生怀疑。并且意识到霍乱“恶化过程，都是由脱水而引起死亡……查阅西医书籍之治疗原则，首先要及时补液，纠正水电平衡，如忽视或治疗延迟，患者即告死亡。得此启示，乃积极学会静脉输液，作防疫需要”。
第三次霍乱大流行，“正当沦陷时期，伪镇长召集地方医务人员，提出办临时时疫医院，此时社会黑暗，资本主义极度泛滥，有钱的西医及药商互相勾结，早将生理盐水抢购一空，华士派专人采购，跑遍宁沪一带，竟会一瓶也没有买到。乃自制生理盐水，以应燃眉之急，而质量不好，快速滴注500mL左右，寒战发热接踵而来，液体无法补足，再用张氏二丹以辅之，收治51例，死亡26例，但比过去单凭二丹治疗，疗效有所提高。”
1946年秋第四次大流行，华士又办临时时疫医院，生理盐水、林格氏液，各药房均有大量供应，二丹废弃不用，结合内服中药煎剂藿香正气饮、香连丸等，疗效显著提高，收治霍乱患者144例，治愈133例，死亡11例（死亡率8.3％）。叶氏认为，以后来的医疗水平来讲，11例死亡中，还可救活过半。“可见治疗霍乱，采取补液法，是至关重要的。”张锡纯也曾说过：“壬午（1922年）孟秋，邑中霍乱盛行，按凉法者多偾事，按热法治者亦愈否参半，惟放胆恣饮新汲井泉水者，皆愈。”但张氏“宁愿给患者恣饮井水以内服补液，而不肯取长补短进行静脉补液”“这是时代使然”，叶氏认为不宜“以超时代的知识来向张氏作苛求”。
以上“流脑”、霍乱各有四次大流行，叶氏的亲身经历，给我们提供了素材，也给了我们启示。当然，每一种传染病的病因不同，病情的轻重缓急不同，西医治疗的背景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与最近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比附。我们就事论事地分析一下，然后谈谈我的看法。
“流脑”在西医没有特效药之前，中医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叶氏1932年不过24岁，对流脑的治愈率在70%左右。他的评价，一会儿说“效果尚较理想”，一会儿又说“首次纯用中药的疗效最差”。何以如此？我想，这要看跟谁去做比较。在西医没有特效药，全世界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纯中医治愈率70%左右，难道还不好吗？但是当西医有了特效药之后，背景就不同了，治愈率70%就不算好了。但至少不能说中医没用，中医是骗人的，只能说中医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然，中医的水平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只代表24岁叶氏的水平，其他的医生水平可能更高，也可能更低。叶氏盛年时的水平跟青年时也会有不一样。这里只根据这个例子来分析，大概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流脑”的实际情况。
从“流脑”四次流行的治疗情况看，西医有了特效药之后效果大大提高，但是纯西医治疗没有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好。所以，也请西医不要排斥中医，中医西医应该取长补短。
霍乱的治疗，张锡纯研究出了方法，他认为很有效，何以叶氏用之效果不佳？这很难说，有可能叶氏没能真正掌握张氏的方法，也可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患者虽然同样是患霍乱，但还是有差别。所以同样的方法，此有效而彼无效，这都有可能。
叶氏发现对霍乱而言，补液非常重要，纯中医治疗死亡率非常高，采用补液后死亡率大大降低。叶氏这么说，会不会让学中医、做中医和信中医的人泄气？当然有可能，但是我认为不必泄气。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医的发展，特别是过去，是建立在一个一个医生个体发展的基础上的，所以特别慢；西医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是群体的发展，所以非常快。叶氏学习了张锡纯的治疗方法，效果不佳。我相信他一定在琢磨，一定在探究。但哪里有那么容易，每一个医生一探究就能发明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这可能吗？而且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叶氏在第一线治病，能够安然无恙，也可算幸运了。我想，历史上肯定有很多中医在探索疫病过程中牺牲了。也就是说，拿疫病与普通慢性病比，要探索出好的治疗方法，更难、更慢、更不容易。而且历史上信息不发达，叶氏看过张锡纯的书，但是可能没有看过王清任的书。之前我的文章已经写到，王清任治疗霍乱采用解毒活血汤、急救回阳汤，还有放血疗法，疗效颇佳。而岭南鼠疫流行时，罗汝兰遍览方书，也是无意中读到《医林改错》而恍然大悟，决定采用解毒活血汤，最终大大降低了鼠疫的死亡率。
在这次疫病流行时，我们首先要感谢西医的各种防治措施，包括隔离、病毒的研究、对患者基础性的治疗。我们中医不要排斥西医，也请西医不要排斥我们中医，中医西医应该并肩作战！
其次，我们要正确地看待中医。我相信，中医一定会探索出有效的方法。因为现在不像古代，每一个中医孤军奋战，现在信息发达，大家能看到的书多，大家平时交流得也多，群策群力，探索出较好方案的速度一定大大加快！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摸索的，大家要有耐心，也要允许某些个案上的失败。这是规律，也是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二集》，作者：邢斌。由中医出版整理发表，王顺编辑，转载时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