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读书三种

读

书

三

种

撰文/徐建融

史载诸葛亮年轻时与徐元直等并为班级上的四位好学生。徐等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则仅“观其大略”。诸葛预测三人今后的成就，认为最大可以胜任刺史之职，自己则以张良、管仲自许。

撇开诸人的成就后来果然应验不论，专论四人的读书方法，徐等三人分别代表了“知识”型读书（熟）、“学术”型读书（精）的方法，诸葛则代表了“学养”型读书（大略）的方法。后世直至今天的我们，读书的方法千种万般，万变不离其宗，无不出于这三种。大多数人之所以读书，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不论，无非是为了求取学问的好处，即所谓“开卷有益”。知识、学术的学问，是有目的的追求，而学养的学问，则是无目的的追求。也即不是为了学问而读书，而是因为喜欢而读书，因为不读书闲着难受而读书，为了消磨时光而读书。有目的的读书，没有时间挤出时间也要读书，悬梁刺股，凿壁笼萤，刻苦地读，发愤以图强；无目的的读书，有时间才读书，没有时间则不读书，当然他在做事，做事对他也是读书。

知识型的读书，三人中是谁？史无明说；具体是怎么读的？也无说明，但《南史》记陆澄传称其“硕学”，读书多而不解文义，唯于书中所记所述过目不忘，人称“两脚书橱”。这个陆澄，论知识的学问一定不得了，但在文化史上，后人罕有知其名的；且其具体的读书方法，也语焉不详。倒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记与赵明诚新婚燕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且其藏书历经靖康乱离，“犹有二万卷”，则夫妇角胜时，可能不下六万卷！而对这数万卷书所记事能一一详其出处，其读书之“熟”于知识，几无与伦比！今天，中央电视台诗词大赛的选手中，于唐诗、宋词、元曲之读，便属于此种类型，其读书的方法，当亦如此。但赵明诚经过如此的读书，学问如何？后世未传。李清照的学问之传，则并不在她的“两脚书橱”，而在她的诗词创作不让须眉，尤为女中无双。或曰：“正因为她有如此的知识储备，所以才有如此高华的艺术成就。”

这个因果推论，我是不敢苟同的。其一，为什么陆澄也有如此的知识储备，却毫无艺术创作或其他著述方面的成就可传呢？例如史载他的欲撰《宋史》而不成？其二，韩愈、欧阳修、苏轼等，没有如此的知识储备（详后），为什么不仅在文艺方面，而且在其他更重要的领域作出了更杰出的贡献呢？其三，勉强要讲知识型的读书方法可以造就有大用的人才，自古至今，似乎只有徐元直三人中的不知是谁，但至多也不过胜任刺史而已。

学术型的读书，三人中是谁？亦无明说；具体的读书方法亦阙如。但从扬雄的著《太玄》《法言》，郭象的注《庄子》（或以为剽窃自向秀）等学术著述反推其读书方法，应该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的。苏轼评扬为：“好为艰涩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宋代哪一位禅师则评郭：“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也就是把简单明白的东西讲得复杂难懂。则其读书的方法，其“精”的表现，区别于“熟”的过目不忘、巨细无遗，便是见微知著、探赜索隐。简言之，一个平常的字，一句平常的话，千百年来，大家都作如此的理解，他却盯着不放：“肯定没有这么简单，里面一定包涵着深刻的用意。”于是，要从平常中挖掘出深奥复杂，绞尽脑汁，把大家都看得懂的文本，变成大家看不懂的学术。这一读书、著书的方法，便是无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弄到重大成果，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问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颜氏家训》中的“仲尼居”三字，到了他们的手里，可以读出、写出几千、几万字的精义来。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孟子生卒年月考》之类，训诂考据，旁征博引，从大多数人想不到的地方独发奇想，用今天的学术术语，便是“重大创新点”。大体上，均属于以“精”为追求目标的学术型读书同时也是著述方法。

专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而论，他穷40年的精力，撰疏证八卷，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及孔传皆东晋人伪作。其学术价值是众所公认的，至今被推为清代经学的开山之一。但我始终认为，造人造卫星，对任一个数据的准确与否都必须反复检验无误，只要有一个数据是错误的且未被检查出来，卫星便要落地。而画人造卫星，就无须如此的严密，数据也无所谓准确、错误，画出来都是不会落地的。王维的“空翠湿人衣”诗是真也好，是伪也好，都不影响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的正确性。唐宋时以“古文尚书”为真，对唐宋文化有何负面的影响呢？清代时证明了其伪，对清代文化又有何正面的影响呢？可见，“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虽是学术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实在并无太大的意义。当然，有人愿意这样去弄，我们也无须反对；弄出了成果评他一个优秀著作奖，也无伤大雅。“孟子生卒”也是如此，考了一大堆，最终还是没有着落。考不考？考得出还是考不出？对学习孟子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总之，唐宋时以“古文尚书”为真，没有去考孟子生卒；清代后证明了“古文尚书”为伪，且去考订了孟子的生卒依然没有结论，对于经学、对于孟子，是清人胜于唐宋呢？还是唐宋胜于清人？是百诗胜于韩愈、欧阳修、朱熹、陆九渊呢？还是韩欧朱陆胜于百诗？

这是对学术型的著书不论其方法、单论其价值而言，反推其读书的方法，可与李清照所记知识型读书的方法相并论的便是百诗之子阎咏的记述：“（先君）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一义未析，反复劳思”，“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一搜出耳”——读书简直就像猜谜一样！

学养型的读书，诸葛亮的“观其大略”之外，如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如韩愈的“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唯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包括欧阳修、苏轼、钱名山等的读书方法，率皆如此。所以，在“务求精熟”的读书人眼中，他们的读书根本就称不上读书，包括韩愈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每逢学士真儒，愧生颜变，不复自比于人。”这样的读书方法，在读书界之抬不起头有如此者！

对此，我也有切身的体会。我因从小家贫，只能借书读，而借书是有时限的，所以养成了快读的坏习惯。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天龙八部》五大册约150万字，我一天就读完了。近年通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慢了许多，但也不过五六天一部。有朋友问我：“律历、礼乐、天文等志，你是怎么读的？”答：“读得懂的就读，读不懂的就翻过去，重点读序、论、赞。”朋友笑笑：“这怎么算读书？”我当时无语，读到韩愈的《答侯继书》，才知道当年韩愈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

推许韩愈的欧阳修也逃不过如此的指责。他的朋友刘原父便讥笑他“欧九不读书”。原父即刘敞，与欧公为同乡同事且好友，欧公称其“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史学、经学、文学均有所成就，大略也属于知识型的人才。以我之见，真正以知识型读书的收获而有所成就的，他是历史上的唯一一人。但也不过刘敞而已，宋代文化史可以没有他，却不能没有欧阳修。他对欧阳修的批评，应该是针对其读书的粗疏而不“熟”所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韩愈的疏略，是针对自己不喜欢也不准备涉足的领域；那么，欧阳修的疏略却不仅止于此，他对自己所喜欢、所从事的领域也常常过目即忘，读如未读。“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眼前的诗国之人之事，他竟然也九忘其八，诗则百不存一，较之记百年前的某事在某书某卷几页几行，其读书之生疏而不熟，称之为“不读书”，宜矣！九僧的诗，其实并未失传，甚至到今天，还有专家详知他们的姓名事迹。不过，我让女儿帮我“百度”了一下，实在没有记忆他们的人、事和诗的必要，除了惠崇的画。刘敞讥欧阳修读书不“熟”，后来的阎百诗则讥其读书不“精”：“学殖之陋，亦无过公（欧阳）。”这里的“学殖”即今天的学术，古代也有“学术”一词，但义有别于今天的学术而归于今天的学养。确实，从欧公自述书法的练习，“非以求艺之精”，“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他的读书，应该也绝无百诗那样的“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这，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他一生的著述，竟然没有一篇“古文尚书”的疏证、“孟子生卒”的考据之类可以毫无疑议。

苏轼读书的不精不熟而观其大略，可以从他自述著书的方法“如风行水上”、“如万斛泉涌”得知；更可以从其著述的屡有错舛得知。《东坡题跋》“书四适赠张鹗”引《战国策》“一方”：“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原文为：“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其“观其大略”、得其“意义”如此！又“辨官本法帖”抄《行成帖》：“伯赵鸣而戒晨······”原帖则为：“伯赵鸣而载阴······”又“题鲁公帖”，以“窃斧”故事出于《韩非》，实出于《列子》，等等，不一而足。是皆读书仅“观其大略”而忽于“精熟”的粗疏。

钱名山先生治学，无论读书、著书，皆“在朴实辨理，无谓之考订与无理之回护，均所不取”，“不拘名物训诂之微，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盖与韩、欧、苏的学养型读书方法一脉相承。以如此的方法读书，所得的是书本的文章义理之大者，而且是大略；持此大略，在现实中“时习”而有感，而且是实感，发而为文章便是学养型的著书。其所著者，容有知识上的疏漏错舛，如苏轼的引《战国策》，但其“意义”不错；容无学术上的发微补苴，如没有留下“尚书考订”、“孟子疏证”之类——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实用则是肯定的。撇开钱名山不论，有谁能说，韩愈、欧阳修、苏轼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不及“烟水山人”之类的《万宝全书》、《学海群玉》，不及阎百诗之类的《古文尚书疏证》、《孟子字义疏证》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扬此而抑彼，主此而斥彼，而是说三种方法都是需要的，应该并行不悖而尤以学养型为根本；而现在的读书界，则盛行着知识型、学术型却冷落、排斥了学养型。我曾以鸡蛋的处理分别喻之，以所待读的书换成鸡蛋，分别交给三个人处理，每人三百枚，编好号，一枚蛋即一本书。在知识型读书人，旨在“熟”其分量之轻重、体积之大小、壳色之深浅，用力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握了一百枚鸡蛋的数据，了然于胸，而另有二百枚则来不及处理了。在一百枚中，只要你报出编号，他便能准确无误地答以不同的相应数据。这便是他的学问。

在学术型读书人，旨在“精”其营养的成分、遗传的基因乃至下这枚蛋的是哪一只母鸡，用力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考证出了10枚鸡蛋的数据，了然于胸，而另有290枚则来不及处理了。在这10枚中，只要你报出编号，他便能准确无误地答以不同的相应数据。这便是他的学问。

在学养型的读书人，既不测量它们的重量，也不研究它们的基因，而是无所事事，一天吃一枚，整整一年的时间，只是“大略”地知道自己每天吃了一枚蛋，竟然把300枚全部吃完了。结果，于它们的知识数据、学术数据毫无所知。强问之，则如九方皋相马，于牝牡玄黄至有与实际相悖者。唯一的收获，便是他的肌体更健壮了。这便是他的学问，但大多数读书人不认为这是学问，因为他对鸡蛋的表象和本质毫无所知，甚至所知有误。

综上所述，读书的三种方法，理应并行，且当以学养型为主，知识、学术型为辅。我们看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有不读书人，有读书人；而读书人中，几乎都是学养型读书人，几无一个知识型、学术型读书人。今天，知识型读书，对于中小学生当然还是需要的，但目的不是为了储备知识，而只是为了训练大脑。因为，知识的储备、检索，基本上不再需要人脑，而可以由电脑取而代之。学术型的读书，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部分人也还是需要的。因为他们除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完全没有经时济世的做事能力，所以，尽管他们的研究，于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不鼓励他们研究，甚至不让他们研究，其不能做事的能力就可能成为妨害别人做事的能力，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安定为前提，而安定又以思无邪为前提。

文化人、尤其是学术型文化人的特点是想得多，想得多则不免思有邪。这有邪之思用于学术，于社会虽无益亦无害；不让他们用于学术，必然用于其他领域，便可能于社会有害。从而，无益于社会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也就不妨称之为“有益”了。过去，听启功先生讲过工农兵和文化人在社会上的分工，好比家中有两个孩子，长子能干而承担了家庭的主要生产，弟弟无用，父母往往不表扬长子而总是奖励弟弟：“孩子乖，给你钱去买糖，到外面去玩吧！”以不让他干扰家庭的生产。这与《颜氏家训》中对文人的无用而“惜行捶楚”、反推“清高”，“盖护其短也”是同样的意思。但如果真的这样认为，否定了长子的做事和学养型读书，所有的孩子都用父母的钱去外面买糖玩，都去学术型读书，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又将如何建设？就是金山也要被掏空的啊！

要之，知识型读书，常识之外，尤重偏识；学术型读书，无视日常，所重非常；学养型读书，意义所在，只在常识和日常。前二者与做事无关，或为知识而读书以应付考试，或为学术而读书以应付评审；后者则学以致用。以读《周易》论，我们读成种种《周易辞典》、《周易研究》，孔子韦编三绝，读成《论语》，从中欲求《周易》之知识、学术不可得。以马喻学问，则按图索骥、指鹿为马、九方千里，既是三种读书方法，也是著书方法。

在知识、学术型读书，为我读“书”，“书”为主，我为仆，我必须弄明“书”中的“这个”是什么？有什么深意？在学养型读书，为“我”读书，“我”为主，书为仆，书不过为“我”提供感悟，使“我”从这个中得到什么？“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亦此理也。过去，王元化先生在《记熊十力》一文中提出：“读书不可求快，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方可悟入。”此诚笃言，但只适合知识型、尤其是学术型读书，目的是把我“悟入”“书”中去。而韩愈、欧阳修包括翟蜕园也曾提倡过“快读”，则适合学养型读书，目的是从书中“取出”营养，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