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提起曹操，就会想到戏剧舞台上的那个大白花脸，把他当作奸臣的代表。但艺术的形象与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分开来。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祖父曹腾，桓帝时为中常侍（宦官）；父亲曹嵩（曹腾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时，被地方官举为孝廉，历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和议郎等官职。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擅权，政治极端腐败。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继而又有董卓之乱。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许多州郡长官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其中势力发展最快的是曹操。公元192年夏，青州黄巾军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曹操乘机进入兖州，被兖州官吏推为兖州牧。接着，他又在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打败青州黄巾军，迫降三十余万，收编其中精锐，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有了争夺天下的本钱。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为了把汉献帝作为他实现统一的招牌，从洛阳迎接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在政治上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由于连年战争，人民流亡，土地荒芜，“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当时，各地军阀普遍缺粮，有的军队只得采些桑葚和蚌蛤充饥。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曹操采纳部下枣祗、韩浩的建议，从公元196年开始在许县招募流亡农民实行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是把招募来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耕种荒地，称作“屯田客”（亦称“典农部民”）。屯田自有管理系统，中央设大司农，大郡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县设典农都尉和屯田司马。每个屯司马管理屯田客五十人。屯田的农民直属于国家，可以不服徭役。屯田的收获物采用分成制（“分田之术”）：用官牛耕种的交纳收获物的十分之六；自备耕牛的交纳十分之五。“军屯”和“民屯”大致相同，由大司农属官度支中郎将调遣。“军屯”还保持原有的军事建制，以营为生产单位，每营有“佃兵”六十人，“佃兵”也称“士”，又称“田卒”。曹操在许县屯田的第一年，就获得谷物一百万斛（石）。以后又把屯田制度逐步推广到沛、扬州、淮南、芍陂等地，“州郡例置田官”，结果，“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任峻传》）不但军粮问题得到解决，并使“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三国志·武帝纪》注），为曹操战胜其他割据势力，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条件。此外，曹操还注意水利的兴修和推广稻田。为了加强朝廷的权力，曹操对豪强地主采取压抑政策。早在他任洛阳北部尉时，就曾经用五色木棒打死触犯禁令的宠宦蹇硕的叔父；任济南相时，一举奏免了八个包庇豪强、残害百姓的县令。其后，曹操在扫灭群雄中，进一步执行抑制豪强的政策。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占领袁绍的根据地邺城后，便发布“抑兼并令”，实行重豪强兼并之法，沉重地打击了袁绍卵翼下的审配宗族等豪强势力；又下令免除河北当年租赋。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巩固和壮大曹操集团的势力，起了很大作用。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中原地区，在政治上一面继续推行屯田政策，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一面积极刷新内政，延揽人才，巩固和加强统治机构。他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从公元210年到217年之间，曾三次下令求贤。曹操打破汉末以来按照门第高下选用官吏的传统，宣布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也可大胆起用。《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列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除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另外，曹操还广开言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如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下《求言令》，要求丞相府及州郡属官，“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初学记》卷21）。由于曹操在政治上重视选拔人才，当时各地远道来奔的人很多，在他的周围，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总之，在实现统一事业的进程中，曹操利用“奉天子以讨不臣”的优越政治地位，先后翦除群雄，统一北部中国，结束了汉末以来的混乱局面；在其统治区内大办屯田，兴修水利，减轻租赋，打击豪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改变了汉末社会萧条和田园荒芜的凄惨景象；又积极刷新内政，广揽人才，不但澄清了吏治，加强了统治力量，也有效地贯彻了他的以法治国方针，为北部中国的统一打下基础。曹操可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曹操生当战乱时代，一生的大部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在三十五岁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大小近五十次的战役，征战地区几乎遍及到大半个中国。在战争中，他长于选将料敌，“运筹演谋”，不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还善于吸取部属的正确意见，因此常常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对周围的许多割据势力，能够根据不同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先后各个击破。在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如官渡之战、柳城之战、当阳之战、渭南之战中，都取得了巨大胜利，显示了非凡的军事天才。当然，曹操也打过一些败仗，如宛城之战，幸逃一死；赤壁之战，大败而归。他之所以打败仗，主要是由于他恃胜而骄所造成的，然而也使他因此取得一定的经验教训。曹操不但有实战经验，对于军事理论也有深刻研究。史书上说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孙盛《异同杂语》）。他整理注释过《孙子》十三篇；军事著作有十余万言，可惜现已大部亡佚。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但不是照搬教条，而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曹操还擅长草书，精于围棋，通晓音律；特别是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是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他提倡文学艺术创作，奖掖有才华的文士，在他及其子曹丕、曹植的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文人，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俊才云蒸”的建安文学时期。曹操虽然为结束汉末以来的混乱残破局面，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作了很大的努力，建立了历史功绩。但是，曹操也犯下不少罪过。他早年曾经镇压过黄巾起义军。在战争中杀过不少无辜的人，如公元193年他进攻徐州牧陶谦，围郯（今山东郯城西南，徐州牧治所）不能下，转兵“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荀彧传》注）。官渡之役，坑杀袁绍降卒七万余人。这些都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性。但是就曹操一生的主要活动来说，应是功大于过。在三国戏中，和曹操有关的剧目是相当多的，舞台上经常演出的京剧就近二十出，如《捉放曹》《战濮阳》《战宛城》《许田射鹿》《逍遥津》《青梅煮酒论英雄》《击鼓骂曹》《赠袍赐马》《官渡之战》《徐母骂曹》《文姬归汉》《长坂坡》《横槊赋诗》《赤壁之战》《华容道》《战渭南》《阳平关》《曹操与华佗》《曹操与杨修》等。下面试就两出普遍受观众欢迎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曹操戏，略作介绍和说明。此剧又名《中牟县》，亦名《捉曹放操》、《捉放宿店》及《陈宫计》，取材于《三国演义》第4回。其中陈宫由老生扮演，曹操由花脸扮演，皆以唱工为主，京剧、川剧、滇剧、汉剧、徽剧、湘剧、晋剧、河北梆子均有此剧目，粤剧有《陈宫释曹》一剧。《捉放曹》剧情大意是：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改装逃走，董卓下令缉拿。曹操逃至中牟县为关吏所获。公堂上，曹操用言语打动县令陈宫，使陈弃官，一起逃走。行至成皋，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吕热情邀曹，请到庄中款待。伯奢外出沽酒，曹操闻得磨刀霍霍之声，疑为图己，便杀死吕氏全家，焚庄而去。中途遇伯奢，又复杀之。陈宫见曹操如此心狠手辣，枉杀无辜，十分懊悔，夜宿旅店，趁曹操熟睡之际独自离去。这是一出老生、花脸并重的唱工戏，过去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谭富英、孟小冬、金少山、郝寿臣、裘盛戎、王泉奎等均擅长演唱此剧。特别是剧中陈宫在曹操杀吕后所唱的一段西皮三眼和宿店一场的二黄慢板转原板的唱腔，尤为脍炙人口，风靡京城街头巷尾，为广大观众所喜爱。此剧如果对照历史记载来看，故事情节却有不少是虚构的。第一、曹操并未行刺过董卓，刺董卓者另有其人。据《后汉书·董卓传》：“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念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曹操出逃，于史确有其事，但并非因刺董卓未遂，而是因为他看到董卓不足与共事而出走。《三国志·武帝纪》说：“（卓）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法亦同。可见曹操离开京都，并非由于《三国演义》和戏剧中所说的原因。第二、捉放曹操的县令未必就是陈宫。按曹操被捉放事，历史上确有其事。《魏志·武帝纪》：“（操）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裴注引《世语》说：“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据此，则认出曹操且有意加以保全者，实为中牟县之功曹（注：功曹为州、县之佐吏）。下令释放者，虽为中牟县令，但并未传其名。又，根据《世语》记载，陈宫在“捉放曹”一事发生后三年还在曹操帐下，可见当时的中牟县令未必就是陈宫。《三国演义》和本剧的作者所以把此县令当成陈宫，也并非全无因由。据《三国志·吕布传》裴注引鱼豢《典略》说：“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人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从这段记载中，可见陈宫原本是跟随过曹操的，后来所以叛归吕布是出于“自疑”。为什么要自疑？因史无明文，不得而知。第三、剧中杀吕情节与史实所载不尽相同。按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事，出于《魏志·武帝纪》裴注所引以下各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以上三书所记情节各不相同。《魏书》对曹氏事每有讳饰，所言未尽可信。据《世语》所说，则杀机完全起于曹操的狐疑。而《杂记》则具体地说明了曹操狐疑的起因是“太祖闻食器声，以为图己”，就较为合理。三书也有共同之处，即曹操所杀并非吕氏满门；当时吕伯奢并不在家，也就没被杀害。戏中所写先杀伯奢全家，后于途中相遇伯奢，又复杀之，是为了渲染曹操的残暴不仁，从而加强艺术效果，但这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横槊赋诗》取材于《三国演义》第48回，是《赤壁之战》中的一折。剧情是写曹操采用庞统所献连环计，自以为顺流而下灭亡东吴，只在朝夕，于是在江中主帅大船上大宴群臣，不禁乘着酒兴，横槊赋诗以自豪。所赋的诗便是烩炙人口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鸣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他所写的《短歌行》中的一折。曹操吟完这首诗，文武百官齐声称赞。只有一个名叫刘馥的文臣对曹操说：这首诗有几句不够吉利，预示着南征不会成功。曹操这时已经是志满意得，哪里听得进这种逆耳之言，不觉大怒，乘着酒气，一戟将刘馥刺死。
对照历史，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不战而取得荆州，进而把大军驻扎在长江上，要一举消灭孙权，吞并江东，这与史传没有出入。曹操处在汉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下，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实行“唯才是举”的方针，从公元210年到217年之间，曾三次下令求贤，剧中吟诵的诗句，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是在宣传他所颁发的政令。这与史实完全相符。只是剧中根据《三国演义》增加了曹操借着酒气刺死刘馥一节，则完全出于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事。据《三国志·刘馥传》，刘馥为扬州刺史，颇有治绩，他虽然卒于建安十三年，即赤壁之战这一年，但并非为曹操刺死；况且曹操的《短歌行》也并非作于此时，当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从《捉放曹》时的骁骑校尉至《横槊赋诗》时的汉丞相，中间官职逐步上升，服饰不断改变，但是舞台上那张大白花脸的脸谱，始终未能改变。这一来是由于二百年来，在京剧和许多地方剧种中，曹操作为奸雄的扮相，已经深入观众心中，改变这种传统印象，实在不易。二来从历史本身说，曹操虽然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语），为历史的发展作出过不小贡献，但是他毕竟也犯下了不少罪过，除镇压黄巾，屠城杀降外，还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进行迫害，如对孔融、杨修、崔琰、祢衡、华佗，甚至连大有功于他的荀彧也不放过。加上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所以当时人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有一定根据的。正因如此，所以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他当作奸臣来看待。这就是戏中那个大白花脸面孔不易被改掉的缘故。就艺术的一个特定形象来说，既为广大观众所认可，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改变它。如果非要恢复他的历史原貌不可，无妨另编新剧，与传统剧并峙于舞台，让观众自己去选观和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