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太幽默还是真“嘴贱”，让谏官把他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终于再也受不了了。他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表示，自己决计无法继续留在中央了，恳请朝廷垂怜，还是让他苏某人赶紧离开东京汴梁，到外地去做个小官吧。
这不是苏轼无能，而是他的敌人们实在是过于丧心病狂了。自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病故开始，朝中谏官对他的攻击就一波接着一波。这些人对苏轼的抹黑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元祐元年，苏轼第一次主持学士院考试的时候出了道《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的试题，被谏官们说成是“讥讽先帝”；元祐二年，苏轼第二次主持学士院考试，干脆就被谏官们攻击是“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之术为问”；等到元祐三年二月，苏轼知贡举之后，谏官们的攻击甚至已经开始预判了，他们说苏轼这次科举“想必会”黜落掉所有引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与自己学术思想不同之人，因此罪大恶极，必须严惩！
当然，这种纯粹捕风捉影、甚至是大开脑洞的指控当然没人会放在心上，然而来自谏官们的攻击一次比一次凶猛却是真的。元祐三年二月这次荒谬的指控就像是一个总攻的信号，此后台谏官们前仆后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向苏轼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他们弹劾他结党营私、弹劾他排斥异己、弹劾他思想反动，弹劾他妄议朝政！苏轼本人不为所动，他们就从苏轼的学生故旧下手，苏轼本人的言行没有问题就从他的思想上进行攻击！最后即便是太皇太后高氏一直对苏轼青眼有加，却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答应了苏轼自请外放的要求。
那么苏轼到底是犯了什么塌天大错，以至于让这些谏官把他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呢？别着急，且容细细道来。
／《历朝贤后故事图册之女中尧舜》，清，焦秉贞绘。高太后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后人誉为女中尧舜
苏轼犯下的第一条大错，是诙谐。
当然，有人说是诙谐，有人却可能认为这是嘴贱。反正无论如何，苏轼好诙谐，天下皆知。这位苏学士年过五十，依然能给司马光起绰号叫“司马牛”，与其吵嘴时讥讽对方施政犹如王八乱蹬（鳖厮踢），可以说是诙谐到了极致。
司马光本人虽然并不在意苏轼的这点小毛病，然而反变法派中的许多人物却早就已经看苏轼不顺眼了。苏辙后来曾经做过一个总结，道是：“时台谏官多君实（司马光之字）之人，皆希合求进，恶公（苏轼）以直行己，争求公瑕疵。”换而言之，台谏官对苏轼的“围剿”其实在司马光生前便已有迹象，只是司马光身为反变法派的领袖，死前正倾力举荐苏轼出任翰林学士，因此这些人也不好发作，这才让苏轼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按理来说，既然意识到了自己这张破嘴容易得罪人，那就应该安分守己。结果苏轼偏不！就在司马光病故后没几天，他竟然又一次主动出击，给别人安了个外号。只是这次被他嘲讽的人可没有司马光那样大度了。
被苏轼嘲笑的这位姓程，名颐，字正叔，洛阳伊川人，乃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其兄程颢并称“二程”，精于义理之学。司马光在元丰八年（1085）回到中央之后深感教育之重要性，因此决定从天下选贤任能，来教育尚未成年的小皇帝，从根源上杜绝第二个神宗皇帝出现的可能性。而这位程先生就是他千辛万苦寻来的教育家。至于这人的性格……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后世天下闻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就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
所以说这样一位严肃的人物，天生就跟苏轼犯冲。
司马光死后，程颐被指派为丧事的主持人。结果正巧此时朝廷大享明堂，祭祀上天——宋代制度，天子三岁一亲郊，也就是说每三年皇帝要亲自主持一次祭天大礼。因此每次大享明堂之后都必然要大赦天下，大赏群臣。等到礼毕，朝中大小官员们正准备回家，忽然有人提议说司马相公没了，正好今天人也全，大伙又都有空，不如一起去司马相公府上探望一下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好啊好啊、同去同去。结果就在大家准备一同去的时候，程颐忽然跳了出来，说诸位且慢，咱们今天不能去祭拜司马相公。
这下大家都愣住了，然而程颐却不慌不忙地解释了起来。他说诸位都读过论语，孔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琢磨琢磨，现在去司马相公府上祭拜他，合适吗？
程颐引用的这句话出自《论语》中的述尔篇，不过严格说起来的话，这也不是孔老夫子的原创。《礼记》有云：“吊于人，是日不乐”，咱们知道，《论语》实际上是孔子学生们对其言行的记载。所以说白了，这是学生们对自己老师的彩虹马屁：您看到了么？我们老师一言一行，皆合乎“礼”啊！
而一旦说到这“礼”，事情就麻烦了——《礼记》中还说了：“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那眼下这些人刚刚结束明堂大礼，再去人家司马相公府上祭拜，显然与礼不合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程颐这劝诫，没毛病！
可问题在于你程颐一介布衣，才被司马相公看中举荐入朝做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省校书郎，难道你对“礼”会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吗？要知道，宋代学术思想较之于汉唐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程颐追求“三代之治”，希望恢复古礼，可你说了也不算啊！苏轼听到这个说法后更是嘿嘿一笑，说程颐可真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啊！
叔孙通是汉代制定礼法的太常——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汉朝礼制不全，功臣们在朝堂上大呼小叫，尊卑不分，一度让刘邦非常头疼。得知此事的叔孙通毛遂自荐，带着几十位儒生制定了汉代朝仪，在长乐宫落成之后施行于朝堂之上，一下子就让原本乱糟糟的朝堂变得秩序俨然，而原本没大没小的臣子们也为之震动，再也不敢喧哗无礼了。这让平日里大有无赖习气的汉高祖极其赞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因此将程颐比作叔孙通，那绝对是没有贬低之意的。
可这话的关键在于“鏖糟陂里”四个字上。鏖糟即肮脏之意，鏖糟陂是开封城外西南十五里的一个地名，向来以脏乱差闻名，于是叔孙通跟鏖糟陂里联系起来之后瞬间就变了味。这就好像是有人觉得自己擅长唱歌，结果你嘿嘿一笑，盛赞他是“下水道里张学友”一样。
苏轼对程颐的不满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不说两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单说这学术思想，两人也是大相径庭。苏轼治学号称“情本”，正所谓“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既然如此，活人难道能被死经书给憋住吗？我们大享明堂之后思念司马相公，这乃是真情萌发，难道就因为论语上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就硬要憋着等到第二天再去祭拜？开什么玩笑！
所以在表面的一句玩笑背后，实际上是两个人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全面碰撞。程颐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其乡党弟子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连带着苏轼的一群老相识也跟他反目成仇——比如说在元祐元年十二月首先上疏攻击苏轼“讥讽先帝”的左司谏朱光庭，他与苏轼同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又在元丰八年同被司马光举荐，本来蛮有交情。可由于他祖籍河南偃师，又曾经在二程门下求学，因此在苏轼讥讽程颐之后马上就跟苏轼翻了脸，雪片般的奏疏接二连三地被递到了太皇太后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