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诞生于臣民武装（Asabiya）被解除的时刻，唯欧洲例外
“帝国”究竟是一种什么事物？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六百年前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当一个势力统一了整个文明区、建立帝国之后，就会为了加强统治而解除民众和本部落的武装，转而依靠边境蛮族帮忙防守和镇压，边境蛮族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噬帝国，建立新帝国，把解除民众武装的事再来一次，如此循环。唯有欧洲因为机缘巧合在中世纪脱离了帝国模式，进而孕育了近现代社会。
解除民众武装是帝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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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源头开始。伊本·赫勒敦的理论首先力求解释如何在农耕社会中创造出财富。
农耕社会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其人口和经济的自然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可以说几乎停滞。据专家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千年中，世界人口事实上没有增长。那么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人为地积累财富，即借助一种强制和掠夺行为，这种强制和掠夺行为需要足够庞大的人口作为支撑，让他们纳税，我们名之为“赋
税”。
伊本·赫勒敦将“国家”命名为一种实体，它赋予自己收税的权力和力量。税收的成果集中在一个地理区域——首都，为一个社会阶层——掌握了税收大权的政治精英——专享。
▲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他们重新分配税收的成果以满足自己的享受、用于个人消遣以及加强自己的威望，或者满足他们想了解各行各业从业者的好奇心，譬如手工艺人、商贩、医生和教师。税收的成果越是丰厚，首都的各行各业就越是多样化和专业化，而生产的收益就越大，发明新科技的创造力就越强。
在乡村，每个人都自己制作供自己使用的木质工具。我们也能在小城市里找到一些细木工人。9 世纪的巴格达和 15 世纪的巴黎就住着一些工匠。
城市的发展就这样带动了乡村的职业化发展，乡村向城市纳税，但也向城市销售其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尽管纳了税，乡村自己也发展壮大起来，在满足城市需求的同时，人口也不断增长，而这使得城市可以进一步向乡村征税，这样城市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发展，借助富足起来的乡村来扩大自己的需求，乡村更加富裕起来，如此循环下去。
这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实实在在进行着的循环，而城市和乡村双方都从中获益。它只需要一个条件，一个强制的条件 ：让纳税的人解除武装（大司马按：该条件的默认前提是一个国家击败了一个文明区内的所有势力，统一了该文明区）。
整个过程确实一开始就基于一种不平等，在精英和平民之间，在城市和其他地区之间，在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
纳税是一种屈辱，自由而有武装的人们不能容忍纳税，伊本·赫勒敦如是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就是一个文明的过程 ：它扩大财富，促进人口增长，繁荣发展，但同时，它解除人们的武装，压制公众生活，这当然要通过武力，但也要通过教育以及灌输遵守法律的理念。
伊本·赫勒敦直截了当地这样表示。他弄清楚了国家的逻辑，即鼓励卑鄙怯懦，而且打击其民众任何形式的团结。他把这些民众称为“定居者”，他们人数众多，相对兴旺，没有武装，都是些个人主义者，服从命令缴纳税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生活。
不过，国家因此陷入了一种表面上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它需要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震慑它的人民，进行征税，另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族群不受外部蛮族的侵扰。
在严禁产生勇气与团结的民众之中怎么能够找到这种军事力量呢？因此国家应当去别处寻觅。别处，即在它的边境，在部落群集的地方——
大家要明白，这部分人不在国家的管控之下，不纳税，因此也没有被解除武装。相反，在这些有几百人或者最多有几千人的小集体之中，每个人的生存都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自己反击侵略的能力，而面对来自其他氏族的进攻，面对饥荒，在鳏寡孤独或年老之时，生存尤其取决于同部族自己人之间的团结一致。
氏族或者族群就此履行了（履行得不好）属于国家的“定居者”社会转移来的职能。然而，部落的这种团结的力量 — 伊本·赫勒敦名之为“阿萨比亚”（asabiya）——正是国家获得的以确保执行其所需的暴力（武装或治安的暴力）的职能。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和其他地方一样，国家使承担特定职能的人专业化。它在部落社群中征服了士兵或战士的小群体，为他们保留使用暴力的职能，而相反，它把生产活动分配给绝大多数的居民。我们可以说，对伊本·赫勒敦而言，如果职能没有得到这样的专门化——一方面是生产与非暴力的职能，另一方面是暴力的职能——就不会有国家。
在他看来，这是“bédouin”（被赋予国家的暴力职能）和“sédentaire”（被分配生产的职能）两个术语的真正含义。从这个决定性的层面上讲，希腊城邦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在进行生产和作战的是同样一群人。雅典的公民兵、水手或劳工将那个时代推向了巅峰，极大地激发了 18、19 世纪欧洲对“民主政治”的想象；不过即使伊本·赫勒敦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他可能也会漠不关心。
▲希腊重装步兵
由城邦公民组成，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
在希腊城邦之中他可能看到的只是一种半部落化的、原始的政治形式，而且这种政治形式太过原始，以至于无法实现一方承担生产职能而另一方承担暴力职能的分工，但这些职能是更为完善的国家的特征。
事实上，专门化是在希腊城邦时代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得以实现的，是在被征服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之中实现的，这些王国从当地原住民的手中获得税收，在希腊或马其顿购买士兵。公元前 3 世纪至前 1 世纪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尤为如此。
当然，这种购买要求有强大的货币体系以及对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重要资源（除了税收）经常是通过国家将其商业利益充公而获得开发的。托勒密王朝的“商业政治”的一大部分（人们曾经很长时间认为在这种商业政治中萌发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注定是要为自己谋求来自王国以外的必要的暴力储备。
伊本·赫勒敦将不是国家的社会称为“bédouines”（贝都因式的）社会。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将它们更准确地称为“部落社会”。
贝都因人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贝都因人”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人”，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贝都因式的”指的是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与定居相对。
▲现代仍有贝都因人，武德充沛
为了得到各部落团结一致的暴力，国家固然可以出钱招募雇佣兵，但也可以通过侵略来获得这种暴力。离国家边境不远的部落会被定居化的世界的富足和武装的解除吸引，他们会聚集起来准备突袭。
帝国对蛮族的依赖及其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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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大的困难恰恰在于如何聚集在一起，并选出一个共同的首领。每个部落只有几百人，定居者的世界经常由数量巨大的人口保护着。但自相矛盾的是，定居者夺得了邻近的草原或山区族群中某个群体的战士，定居者一边对这个群体加派特别使命，一边鼓励将对自己造成威胁的部落聚集起来（大司马按：想想安禄山）。
这个被加派特别使命的群体享有特权，他们确实会得到城市生产的酬劳，而得到这些酬劳又保证他们在其他氏族之中继续提高威望，让其他氏族投奔自己的麾下。
提供战士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往往就这样成长起来。当部落联盟的武装人数达到差不多有定居人数的百分之一二的时候，它就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各部落团结一致，战斗的价值很容易就凸显出来，而这需要那些保卫着解除了武装的定居者的姻亲做出牺牲。
阿拉伯人发动侵略的时候无疑不超过 50 万人，但他们同时打败了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帝国的居民总数不可能小于 3000 万。蒙古人（人口并不比阿拉伯人多）在 13 世纪同时打败并征服了人口加起来是他们 100倍或 200 倍的中国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居民。
▲堪称奇迹的伊斯兰大征服
伊本·赫勒敦说，在这次部落聚集的行动中，在伊斯兰世界的土地上，宗教常常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宗教的召唤，即“达瓦”（da’wa），将原本犹豫着是否要屈服于统一的权威的部落调动并聚集起来——比如，在马格里布的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e）王朝、阿尔摩哈德（almohade）王朝、萨阿德（saadienne）王朝或阿拉维（alaouite）王朝时期，情况都是如此 ；阿拔斯（abbasside）王朝、奥斯曼（ottoman）帝国、伊朗的萨法维（safavide）帝国，在东方历史中尤其如此。
在谈到摩洛哥的马林王朝（Mérinides，13—15 世纪。由于伊本·赫勒敦为它效力过，所以他非常清楚这段历史）时，伊本·赫勒敦估计最初部落的兵力为3000 名战士，与他们相对的摩洛哥的人口，我们估计有 300 万人，其中至少有 50 万人正处于可以携带武器的年纪。因此，马林王朝的兵力占人口总数的0.5% 到 1%。
部落的武力无论是通过雇用获得，还是通过残暴地侵略夺得，都更新了国家需要的团结一致的暴力储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得胜的部落首领，或者雇佣兵的首领，都取得了控制权。因此，从定义上来讲，定居人口不容许推举自己的领导人；在国家最高的领导圈子中执行暴力职能的人都来自部落（这些人统治、保护并剥削定居人口，就好比管理、保护自己的羊群并榨取它们的价值那样），因此对定居人口来说他们是外来人。
但这种情形又一次建立在一种不平衡之上。部落的首领一旦成为帝王，就会遵循国家的惯例，此后他就为国家提供保障，解除居民的武装，而解除武装从自己的部落开始（自己的部落成为收税和称帝路上主要的绊脚石）。
另外，部落的团结一致受到了定居生活方式的腐蚀。国家确实承担着军事防御、维护治安、提供援助的职能，而在游牧生活中，部落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为了担负起所有这些职能，这就使得现在的团结协作变得没有用处。
定居社会的职能和主权政治的意图相一致，都是为了歼灭部落的阿萨比亚（团结的力量）。一般来说，两到三代，也就是 100 年到 120 年就足以让最初的团体精神消失殆尽。但是当君主制胜利的时候，君主国就被解除了武装，供养昂贵的雇佣兵（一个朝代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家的财政就会因此而出现问题），并依赖他们提供保护，最后在面对来自游牧世界新的阿萨比亚袭击时变得无能为力。
这个朝代更迭的平均时间，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构建王朝的军事根基的阿萨比亚存在的平均时间，值得我们在此停下来进行研究。
在之后的世界简史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将证实伊本·赫勒敦的计算往往是相当精确的。但是，更令人称道的是得到这个结果的方法和步骤。
伊本·赫勒敦告诉我们，120 年对应三代，一代 40年。他补充说，对我们而言，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其实是根据《圣经》确定的。当上帝乐意将希伯来人从埃及解救出来，而且给予他们以色列的土地，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时，上帝让他们在沙漠中流浪了 40 年，使得经历过奴隶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摩西）能活到征服应许之地的战斗打响的那一刻。
他总结说，不但奴隶们可能没有能力占得上风，而且年轻的战士们可能会因受奴役时的恐惧而受到掣肘。新一代的出现是必要的，上帝通过让他们在西奈半岛流浪来体验游牧生活的困难和团结的力量，以缔造以色列。
▲英明领袖摩西认为，
只有这帮当过奴隶的人全部死绝
新一代凭借新观念才可能开创犹太人的新纪元
但当上帝不引导朝代的进程时，王朝向相反的方向演变 ：从部落群居演变成都市生活，从胜利者的暴力演变成生产者被解除武装，再到高度发达的文明。
之所以说三代人的时间即 120 年是必要的，是因为不仅胜利者那一代的人消失，而且尤其是他们的榜样力量和关于他们的记忆消失也需要这么多年。
伊本·赫勒敦说，第二代遵循缔造者的做法行事，是出于纯粹的孝顺，也是出于恐惧而不敢违背父辈的安排，第二代其实已不再能够理解父辈的命令。第三代甚至理解得更少，而且毫不犹豫地去推翻他们不能明白或者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混乱的秩序。
因此，王朝在最后几十年里，它不仅不能容忍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不能容忍构建自己、维系自己生命的根基的功劳被掩盖。王朝满足于自己的懦弱无力，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怀疑，通常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覆灭了。对现实的否定令其在最后的时刻感到平静。
帝国建设的迟缓——欧洲为何成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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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涉及的 2000 年的历史中，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历史形态，欧洲是一个例外。
所有帝国的特征完全符合他的推断 ：帝国时期的罗马、拜占庭、中国以及伊斯兰帝国都符合这个范式，下文我们将做更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即使在 11 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不再是一个帝国时，每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不管面积有多小，都会恢复帝国的架构 ：一个首都、一块提供食物的土地（或者一种提供食物的贸易活动）和不受管辖的一群部落或一片领地。
相反，欧洲大部分地区与这个理论相悖。理由很简单。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 6 世纪至 14 世纪之间，国家的税收实际上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在那时看不到城市中的集中发展，也看不到城市财富的积累 ；或者说，至少我们不应当看到这些迹象。
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理论，欧洲的经济本应当显现出一个部落社会的典型特征 ：稀少的人口，没有大的城市，各群体割据一方、各地区分散分布的现象极其严重。直到公元 1000 年，中世纪早期，赫勒敦的这个理论被部分地证实了。
在 11 世纪之后，很明显，欧洲的历史就不按照这个范式发展了，它自己建立起了一种难以想象的范式 ：拥有众多人口的城市文明出现在 11 世纪和 13 世纪之间，摆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施加的限制，摆脱了税收。（大司马按：此处当指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等意大利城邦）
▲最早建立“国家与商业相依存”模式的意大利城邦
阿马尔菲、威尼斯、热那亚、比萨
这个奇迹值得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这也许就是现代化出现之前对伊本·赫勒敦的理论最重要的驳斥。（关于这些城邦的详情可以参阅大司马的文章：欧洲近代全面超越亚洲，全靠一家控制世界财富的私人公司）
自从 14 世纪开始国家的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欧洲的历史有了几分伊本·赫勒敦的色彩 ：欧洲地区有了专业化的军队（其编制人数的增加及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使税收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尤其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大都市的数量快速增加（比人口的增长快很多，尤其是在法国），欧洲某些地区军事职能开始专业化（正如瑞士），效仿帝国周边的部落社会；中心人口解除了武装。
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我们同样会注意到军队的专业化，其借助于“condottieri”（当时的雇佣兵），他们通常来自领主制社会，来自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支脉上的贫穷“部落”。然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都市（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博洛尼亚、费拉拉、佛罗伦萨），城市的军队在衰落，这些城市的生产者同意解除武装与缴纳赋税。
这些变化是真实的，却也是有限的。西方的中世纪历史向新兴君主国的税收专制政治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 ；在许多其他的动乱之中，英国 17 世纪的革命也证实了这种抗议。
从 13 世纪末以来，欧洲许多地区抗拒王权的发展，也反对通常由此带来的税制 ：这很明显是在德意志和中欧出现的情况 [ 在 1254 年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结束之后，那里开始削弱王权 ]，也出现在阿拉贡地区和英国，但同样也出现在佛兰德地区和意大利中北部，此后这些地区成了欧洲最富裕的地方。意大利会计学以及财政统计学的发达实际上不应当使人们忘记，意大利半岛已经从集中于中央的帝国税制中解放了出来。
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欧洲精英们永远不会将暴力职能让给来自边境的“蛮族”，他们永远不会将暴力职能与生产职能区分开来。正是同样的贵族、同样的家族，有时是同样的人，主导着教会和国家、思想和战争、笔墨和武器。
塞万提斯，勒班陀战役时的年轻士兵，老练的天才作家，是西方共同追崇的模范，而这在伊斯兰世界或者在中国都很罕见。生产者和战士的区分在西方被认为是表面现象。甚至在旧制度下，平民有时会被煽动而拿起武器，有些城市也拥有民兵。
在欧洲，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也没有让人民完全解除武装，也没有完全禁止或根除生产大众的暴力，这种不纯粹的“生产大众”不适用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体系。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所著的 Voyageurs arabes一书中有一则逸事：基督教徒与亚历山大里亚的穆斯林之间发生了一场纠纷。一些穆斯林被处决，这引发了一场暴动。一批马穆鲁克（Mamelouks）骑兵从开罗出发，被派遣去镇压叛乱。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名富商向他们宣布 ：“我是这个城市的担保人。一旦发生暴乱，叫他们来找我！我会因而让统治者免除士兵和人民需要交纳的欠款。”他同暴动者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犯的罪是 ：扬言要废除生产者与暴力者、马穆鲁克与埃及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区别，而臣民就应当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欧洲的君主国从来不曾像中国宋朝那样以和平手段实现异中求同，更不用说它们没能够成功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大司马按：宋朝虽然很介意地方政府拥有强大的兵力，但是允许民间持兵器，只除去神臂弓等几种尖端兵器不允许）。然而，解除贵族的武装，也就是说，解除西方君主最初的阿萨比亚的武装，正好是欧洲国家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最主要的任务。
托克维尔没有读过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他在用对旧制度的分析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与伊本·赫勒敦不谋而合。他说，自从 14 世纪税收制度建立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打压了贵族的势力，而正是这些导致了君主制最终在大革命中失去支持。
▲当欧洲君主想构建帝国时
社会各阶层的强大令其足以发动革命
然而，在 18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不再适用 ：2000 年以来国家第一次不再拥有特权，税收的地位不再至高无上，二者也不再担负积累财富的专属任务。科学革命带来巨大的科技进步，使得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贸易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数十个大都市兴起，它们并不是首都，它们的发展也不直接依赖于国家的税收 ：它们是曼彻斯特、利物浦、埃森、米兰、巴塞罗那、纽约、芝加哥、上海等。
特别是生产者和战士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分第一次被废除了。弱小的英国之所以能在 1760 年到1820 年征服了广阔的印度大陆，不是因为（或者说不只是因为）苏格兰的部落军队有多么凶悍，而是要归功于其定居的生活方式，归功于其生产的效用 ：拥有最好的大炮、最好的军舰，不久之后很快就有了铁路，之后又有了飞机。
1792 年同样的历史重演。在瓦尔米，普鲁士军队遇上了一支法国军队，即一群仓促之中拿起武器的生产者（用布伦瑞克公爵的话说，由“补鞋匠组成的”法国军队）。然而，法国军队占得上风，打败了那些训练有素的职业战士。
从此以后，事实上，资本积累和繁荣发展已不用再（单独地）依托于统治阶级的税收压榨，一心让人民解除武装已不再成为必要。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是最“反动”的国家（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 19 世纪都建立起了服兵役的制度，即拥有一种让人民广泛地配备武装的制度。
另外，这也给欧洲带来了一项好处，即具有了能战胜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从托克维尔理解的意义上来说，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成了“民主政体”，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政体。
在这些于 19 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中，如同雅典，公民既是一名生产者，也是一名战士 ；他们既纳税，也上战场。暴力掌握在所有人手中，暴力的用途由统治者决定，统治者权衡暴力的代价及其带来的苦难。
公民生活要求同样的一批人在和平时期做严格的生产者，而在战争时期要做冷酷无情的草原战士。两次世界大战在此政体下爆发，完全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相悖。
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独占合法暴力”论断中总结出来的逻辑，也正是“民主”国家——群众和法律的国家——私下利用了这种逻辑。
以上文字节选自《历史上的大帝国》（中信，2020），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的作者是法国学者Gabriel Martinez-Gros，精熟于伊斯兰诸帝国的历史，尤其受到中古伊斯兰最伟大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理论的启发，发现了帝国建立、运行和衰败的秘密。该书大司马已经阅读完毕，虽然作者对中国史不甚熟稔，谈到中国诸帝国时颇有错误，但仍不失为一本开眼界的好书，值得推荐。（文史宴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