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桂萍：曾永義先生戲曲研究的當代學術史意義——《戲曲演進史》代序
回顧二十世紀以來的戲曲研究，曾永義先生是一位絕對不能忽略的學者。如今已年屆八十歲的曾先生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對於當代戲曲研究而言，他個人的學術貢獻如此之大，人格魅力如此奪目，以至海內外學人對他無比尊敬。
曾永義教授
當代人評價當代學者向來不是學術研究的最佳視角，不可能全然準確，也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且很容易留給後人蓋棺論定的質疑。然學術之進步與發展又往往需要即時批評的效力，其可能裹挾著更豐富的文化敏感，更容易觸碰到學術之「個中」，也便於及時反思、修正與論辯，能夠眾聲喧嘩當然更好。
就我個人而言，這種當代視角的選擇，得自曾先生《戲曲演進史》的完成與出版，有幸寫序其實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學習機緣。作為戲曲研究的晚輩和同一領域切磋多年的「同行」，我是曾先生學術思想的受益者，而緣於日常生活中「忘年交」的身份，也有知人論學的言說訴求。
反觀曾永義先生長達五十年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大致可以看到他以戲曲為主、俗文學為輔、韻文學為次的學術路徑。其主要學術成就集中於戲曲研究，卻因為「俗」和「韻」的視角介入和探討不休而完善了一代之學的內涵和外延，讓二十一世紀的戲曲研究漸趨戲曲藝術本體，接近科學的狀態。
《戲曲演進史》是關於這一狀態的總結性論述，是曾先生窮究一生之戲曲理念的闡說，是他海納百川、揚棄與創新思考的凝聚。對於這部標誌性成果，曾先生本人亦繫念不已，強調說是自己「最後想要寫的一部書」（自序），即使疾病纏身，依然魂牽夢繞，孜孜不倦。
《戲曲演進史》
回想兩年前到臺北參與同題項目的論證，其時有關這部戲曲史的思考和寫作已基本周延完備，他仍然請來兩岸學人就進一步補充與完善加以研討，切磋對話之熱烈場景，至今依然栩栩在目。
與自己親炙之鄭騫、張敬等學者有所不同，曾永義先生的學術研究開始於一代傳奇名著《長生殿》。這部集文學、藝術大成的經典之作，為他進入戲曲研究提供了獨特的實踐標的，即從基礎研究入手，擷取其中之關鍵分別展開，最後綜合成系統性著述。
由一部《長生殿》而擴展為對整個中國戲曲史的思考，這其實成就了曾先生的學術理念，並規範了其一生治學之門徑。
他多次表示，這一獨特的學術理念與方法的自覺形成，可以追溯到最為崇敬的學術前輩王國維，總結說：「對於論題研究，先分析論題之構成元素，並對構成元素分別做基礎探討，然後取其精華以完成論題。這樣得諸靜安先生的治學方法，便成為我學術上的不二法門。即使到現在，我還是奉為圭臬，執此以往。」[1]
汲取傳統學術之精華以及其所帶來的終生教益，讓他始終理性地介入各種學術話題，並具體展開為一個個充實而飽滿的研究過程，五十年間發表論文一百六十多篇、專著二十餘種。這部思慮深遠、論述縝密的《戲曲演進史》更是這一學術理念的載體。
理念之達成往往依賴體系之建構，《戲曲演進史》顯然來自基於此而進行的長期的、精準的學術計劃，曾先生以往的著述可以獲得這種強烈的印象，而本書各個部分的前言和後記中亦可提取到豐富的信息。
2019年5月16-19日作者赴臺參加世新大學韻文學研討會
梳理他半個多世紀的科研實踐，很容易發現其呈現為金字塔式的完美形態。體現其思考成熟之精華要旨者，則可具體理解為由《戲曲學》（臺北三民書局2016-2018年）、《戲曲劇種演進史考述》（現代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以及這部行將問世的《戲曲演進史》（臺北三民書局2021年）三大板塊構成。
總括其要，或立足於戲曲本體，就其文學與藝術本質發微、立幟，以見中國傳統戲曲之核心旨義所在；或著眼於戲曲劇種之紛繁，考證其源生、形成、成熟、鼎盛、蛻變、衰落的過程及其具體狀態等，並推究其藝術、體製和腔調三者之互動關係；或分門別類，從「戲曲藝術」、「戲曲文學」、「戲曲理論」三大維度出發，架構、摹繪出血肉豐滿的、立體的、動態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戲曲演進之「長江大河」。
晚出之《戲曲演進史》無疑同時擔負著修正與豐富、總結與提升的職能。可以看出，在諸多戲曲藝術元素中，曾先生的目光更多聚焦於「劇種」，視其為戲曲演進之「骨架」，肯定其屬於「綱領」性內容，注意圍繞其源生興衰展開相關論述，且多次發表了邏輯頗為自洽的解說：
從藝術上入眼，其關聯著「小戲」、「大戲」的問題，從體製上考察，又涉及到宋元南戲戲文、金元北曲雜劇、明清南雜劇、明清傳奇、清代詩讚系劇種等，而藉助於腔調的視角，海鹽、弋陽、餘姚、崑山、梆子等單腔調劇種以及崑弋、皮黃、川劇、贛劇等雙腔調、多腔調劇種紛至沓來，另外還有作為「骨肉相連」之「肉」者的作家作品及相關的理論言說。
《明雜劇概論》
的確，經此「推新出新」，曾先生長期思考的戲曲史諸問題，不斷被重新審視、探討辨明，戲曲之因應之道、賡續發展之路亦日漸清晰可依。如是之建構，中國戲曲長江大河式的繁衍漫漶和鋪展自如皆脈絡清晰，統緒昭然，且繁簡有序，盡入局中。其間有全景式的俯瞰與展開，也有錘金碎玉式的叩問、細掘和提取，千錘百煉的戲曲觀念亦於其間悄然達成，呈現為「科學性」及其價值。
尤其是，這擺脫了以往多以朝代為節點所進行的戲曲史敘述模式，契合了戲曲以「俗」為基本特徵的演述方式，以及中國傳統戲曲與詩、詞、文等交互影響、雅俗合流的基本走向。《戲曲演進史》具有全新之體貌，體現了中國特色、時代價值，回歸了戲曲之本體，又具有當代學術史的意義。
作為金字塔式學術體系建構之一種，《戲曲演進史》在曾永義先生的全部著述中最具結構性地位和方法論意義。這不僅緣於其總結性論述的學術定位，還在於其起步於具體而微的基礎研究，凝聚著一位學人五十年的生命智慧，稟有因豐富而深厚、因堅實而恆久、因多元而傑出的特點。
如是，才可理解何以其戲曲史以劇種為主軸所進行的歷時性敘述能夠成立，才能洞曉何以在繽紛多姿的戲曲史現象中，曾先生更善於捕捉戲曲文體之豐富性並能以邏輯的方式展開。
《中國古典戲劇論集》
正是為了透闢闡發這一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思考，曾先生專設〔導論編〕，首先將戲曲演進過程中的關鍵名詞一一擷出，就其命義、定位與演進形態加以討論，並以之切入戲曲史的敘述中。
他認為，定位不準，必然觀點不明、理念不清，論述則容易出現漏洞。基於此而不避險難，逐一捕捉那些若隱若現於戲曲史長江大河中的浮標，爬梳之、辨析之、解決之，而戲曲史研究中諸如「大戲」、「小戲」等關鍵性概念的提出和闡釋也因此而具有了史實之支撐、戲曲現象之回應。
的確，何謂「戲劇」，何謂「戲曲」，關涉到戲曲史的理解乃至具體的寫法，必須辨析明白，才能避免「百病叢生」的窘境。而以之審視戲曲史，必須明瞭何謂「淵源」、「雛形」，哪些是「形成」、「發展」，否則如「小戲」、「大戲」緣何等提問，即一時難以明晰。
正是基於這一創新性思考，曾先生又專門開闢〔淵源小戲編〕，以彰顯統緒梳理之重要。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傳統促成了「小戲」為戲曲之雛形，「大戲」為戲曲之「發展完成」的形態與規則，未有小戲之鋪墊和陪伴，即未有大戲之成熟與澎湃，戲曲史的演進正是在這樣一個明暗交互、彼此生發的過程中展開。
2018年10月23日曾教授北京行，應杜教授邀請至北師大與研究生座談
而對那些具體而微的藝術元素，諸如漢魏樂府的艷、解、趨、亂等，唐宋大曲的散序、排遍、入破等，金元北曲之首曲、正曲、煞尾與宋元南戲的引子、過曲、尾聲等，既為必要之構成，則辨求、揭示其定位以及傳承關係十分必要，如此方能捕捉到深隱於歷史「底層」中的繽紛現象，明瞭戲曲發展之規律，建構一部豐富多元、雅俗兼具的中國戲曲史。
正是秉承這樣的理念，以及勤於思考、勇於辨難的精神，戲曲史諸多褶皺、多元層級中的問題方逐漸浮出水面，成為曾先生一一攻克之難點、不斷廓清之疑點。
也是在這個梳理和考辨的過程中，有關問題紛至沓來，或如約而至，或不期而遇，最終皆入囊中，並於辨難解疑中逐漸明晰。曾永義先生的戲曲史觀念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日益豐富，趨向完善。
曾永義先生受業於鄭騫、張敬等學術名師，從進入戲曲研究開始就彰顯出堅實的文獻功底，對於三千餘年的戲曲史料，瞭如指掌，如數家珍。他很多創發性的學術觀點往往以邏輯的形式展開，但明顯來自戲曲文獻的梳理和把握。
可以說，文獻考索與辨析是曾先生進入戲曲研究的有效前提，為其分析戲曲史現象乃至進入任何一個艱澀冷僻的學術領域，都提供了遊刃有餘的利器和開闢荊荒的能力。不過，對戲曲史的思考，他從來都不止步於對一般意義的文本文獻的考量，而是從文獻之多元內涵入手，拓展更為豐富的渠道與路徑。
《元人散曲選詳註》
他將所秉具之乾嘉考證學功夫用在考古文物資料方面，以文物印證文獻，使之相得益彰；還注重田野調查資料之挖掘，以古今之眼窺見其生態現況，進而鑒定其藝術之質性與類型；還注重藝人與相關從業人員訪談資料的收集，以見其藝術之傳承、成就及其從事之甘苦，其他如當今劇場觀賞評論資料，往往就其商業劇場之演出實況、藝術呈現之特色與成就之高低等見仁見智，亦為曾永義先生所重視。
如是，藉助於現代傳播諸媒介資源，以及來自田野調查之豐富信息，曾先生的學術研究從資料收集和研判的角度已經表現為多個觸角的深耕細耘。這種觀念，來自對戲曲文體的認知以及對當代學術狀態的敏感，更是基於前人之經驗和當代視野的獨特考量。
相關特點也一一反映在《戲曲演進史》中。如關於戲曲根源之爭論，曾先生立足於當代研究，以及古今相關之文獻的分析，首先為「戲劇」、「戲曲」正名，進而發見了唐代後以宮廷小戲「參軍戲」和民間小戲「踏謠娘」為代表之戲曲基本形態，其同源而異流的演進路徑促成了或雅或俗、雅俗交化的戲曲演進過程，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他特別設計了〔導論編〕與〔結論編〕，或強調「關鍵詞」的定位之於戲曲史建構的重要意義，或強調回顧與檢討之於《戲曲演進史》的重要意義，並於行文中特別強調、融入、闡發了多元路徑、多維思考和多向度省思的學術意義。
《戲曲經眼錄》
如是，這部戲曲史又較曾先生以往的研究成果表現出更為突出的才識豐贍、思慮縝密的特點，而其治學之嚴謹、述作之宏富、成就之突出，乃為其獲得海內外學人高度關注和好評如潮之原因，再次獲得了印證。
曾永義先生由古典戲曲兼及俗文學，旁及詩歌等韻文學的研究和創作，形成了其學術研究專門性和豐富性的結合。這使他的研究始終呈現出開闊的學術視野，又在這種多維度的掘進中形成了對戲曲史的別樣理解，更容易回歸文本，更趨近歷史現場，更利於有效理解戲曲之本質。
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戲曲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其形成之複雜，或者不是今人想像力可以輕易觸及的。其包蘊豐富，屬於俗文學，而浮出歷史地表的曲折進程，又說明其始終得益於雅文學之襄助。這樣一種源遠流長的藝術形態，其研究難度亦往往令人望而卻步。
曾先生有關這一點的認知是理性的，又是充滿學術認同感的。他從未忽略這一文體的豐富形態及其複雜性，上下求索而為之不懈。
關於其定義，他如是解說：「中國戲曲是在搬演故事，以詩歌為本質，密切融合音樂和舞蹈，加上雜技，而以講唱文學的敘述方式，通過俳優妝扮，運用代言體，在狹隘的劇場上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文學和藝術。」[2]
《醉月春風翠谷裏》
在長達五十餘年的學術實踐中，他立足於其內，對相關之韻文、曲牌、腳色等的研究不遺餘力，又出乎其外，凡與戲曲生成、發展、衍化之外部環境相關者，均極力捕捉，專門闡釋，營造了一個戲曲繁衍生長的生態場域，其中之藝術元素豐富多樣、彼此牽繫、互相作用，而中國戲曲之長江大河就是這樣綿延橫亙於其中。
也就是說，力求在多樣的、具體的、歷史的聯繫中把握文學藝術現象，是曾先生戲曲研究得以有效展開且取得卓越成績所秉持的理念，而這一點顯然來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他的戲曲研究成果始終呈現出貫通、全面和立體的特點，正是這一理念的註腳。
曾永義先生長期任教職於臺灣大學、世新大學等，兼職於大陸多所高校，有過訪學於美國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的學術經歷，但他與很多沐浴過歐風美雨的學者迥然不同，表現出的主要是一位中國傳統學人的性格、風采乃至治學理念、方式，戲曲研究的常用概念「本色」其實更適合用來評價曾先生的為人為學。
他真率自然的性格風度，以道義和俠義造福學界的行為方式，屢為四海學人頷首稱道，而學術研究上的創見迭出更為兩岸學人乃至海外學者矚目。
他始終立足於中國文化傳統，以樸學之深厚學養、現代學術之思維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靈魂灌注其中，形成了既有當代學院派風采，又具有古典詩騷精神的豐厚成績。
曾永義先生
而這一特點，不僅體現在他富有個性風采的學術研究、創作推廣方面，還深刻影響了兩岸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從一九八九年首次進入大陸，三十餘年來，曾先生學術活動的多數內容與中國大陸息息相關。舉凡相關的學術會議、圖書出版、戲曲演出乃至田野考察等，很多令人敬重的工作都來自他的倡議、推動、設計和具體參與，而在這個過程中，兩岸學人加深了友誼、增進了瞭解，在切磋交流和共同進步中促成了當代戲曲研究理論多元、充滿對話的嶄新時代。
論及當下戲曲乃至俗文學、非物質文化等學術領域的成就，曾永義先生的學術研究、創作成績和特殊影響皆屬難出其右者，這已經成為兩岸乃至國際學術界的共識。而兩岸學人因為曾先生這份深摯、不可動搖、血濃於水的文化情緣而強化了學術共同體的人文情懷和開闊視野。在這一過程中培育出、凝聚起的對中華文化的熱愛、歷史認同和文化自豪感，成就了曾永義先生作為兩岸學術和文化交流推動者翹楚的地位。
漫長的學術過程，映照著曾先生的孜孜不倦、勤勉不已和學術初心，時逢他八十歲誕辰，兩岸學人乃至國際好友皆在翹首以待例當舉辦的紀念和學術研討活動，可惜因新冠疫情的肆虐而一再按下暫停鍵。好在八卷本的《戲曲演進史》將如期出版。
藉此因由，我有了回眸曾先生學術生涯、致敬前賢的機緣。在當代學術史上，曾永義先生作為「這個人」，應該被歸入戲曲研究「中流砥柱」的行列，其所建構的以戲曲研究為核心的兩岸「學術共同體」更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從這個意義而言，《戲曲演進史》作為戲曲研究的總結性著述，是當代學術共同體的集體成果。
有關曾永義先生的報道
而如果打開聚焦個人的長鏡頭，則又可以視曾先生為一個生命的「異數」。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其個性風采、人格魅力之所以過於耀眼，還在於他視親情、愛情、友情、人情為無價，並以之為人生豐富與圓滿的實踐追求。
事實上，他所理解的學術研究之落點永遠置放於「四情」上，考量學術，綰結人文，藉以凸顯視野、格局、使命和責任，彰顯愛與悲憫，正是曾先生的戲曲研究始終不乏理性又充滿激情的根本，也是他能夠在兩岸和平的文化追求中注入豐盈的人文關懷與科學精神的原因。
古人以八十歲为「杖朝之年」，示以尊貴，給予敬重。儘管距曾先生八十周歲之誕辰日尚有時日，筆者仍以此文遙祝曾先生壽；同時頌禱我中華學術「國士」頻出，學術之公器意義得獲四海學人之多維闡發與真誠踐履！
辛丑年正月初六日 寫定於北京香山
[1] 曾永義：《戲曲劇種演進史考述．自序》，北京：現代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2] 曾永義：《戲曲源流新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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