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潘天寿夫人何愔由儿子潘公凯陪同，到浙江医院探望病危中的陆维钊。其间，何愔女士说道准备为潘先生重新修墓，之前由陆维钊题写的墓碑是竖写的，现在看来字也小了些，这次计划改为横碑。眼见陆维钊痛不可支，何愔女士不忍再提重写墓碑之事，只能惋叹来得太晚了。病床上看似昏聩的陆维钊却听出了他们母子的意思，连忙允诺：“你放心，我还能写字。潘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说话间，陆维钊立刻让女儿回家取来文房四宝。大家忙劝他待身体好一点再写，陆维钊却十分坚决地说：“潘先生的墓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它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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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们就在病房的空床上铺上木版，展纸磨墨。才写了一幅，已是气喘吁吁，众人都赞叹不已时，陆维钊却只是仔细端详，总感不满意，便坚持再写，写完，陆维钊顿感一阵眩晕，旋即又呕吐起来。谁曾想到，这幅墓碑，竟成了一代书法宗师陆维钊的绝笔，也成了他对潘天寿知遇之恩的竭诚报答。谈及这份知遇之恩，不得不谈到新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就是在潘天寿和陆维钊苦心经营起来的。1959年，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深感中国画系的学生大多只重视绘画技巧而忽视文化修养，古典文学及书法基础薄弱，便有意物色一位古典文学和书法俱佳的大家，来浙江美院担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师。有一天，潘天寿与吴佛之、诸乐三一起游览西湖，在三潭印月一个画廊看到一幅山水画，用笔不俗，题跋内容及书法都十分出色，但作者之名却闻所未闻。三位大咖不由感叹道：“杭城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居然还有如此难得的人才。”潘天寿欣喜地记下作者“陆维钊”的名字，逢人便打听，方才得知陆维钊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便通过组织部门向杭州大学商借。有趣的是，同一时间浙江医学院也因中医古文教师稀缺，得知陆维钊既精于古文，又深谙中医，也向杭州大学借用陆维钊。最终，左右为难的陆维钊只好同时在美院和医学院兼课。到了1960年年初，浙江美术学院和浙江中医学院都同时决定正式调陆维钊。陆维钊一时面临两难的选择，是选择书法，还是中医？书法和中医都是他多年的业余爱好，从内心来说，书法毕竟是“馀事”，他对研究中医更感兴趣一些。陆维钊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美院，被动地选择了教授书法：一是因为在潘天寿的焦急难耐之下，美院的调令先到；二是陆维钊着实被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感动了。与其说是知遇之恩，不如说是潘天寿对传统文脉延续的巨大历史使命唤起了陆维钊的无限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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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钊 十八岁时初学钟鼎文 60cm×31cm 1916年说来有趣，当时潘天寿请陆维钊担任美院专职书法教师并委托他筹建书法篆刻科、担任学科主任时，两人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潘天寿回敬道：“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潘天寿把自己视为第二流书法家，陆维钊不仅不恼反而觉得评价中肯，更是将潘引为知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在卧虎藏龙的杭州，慧眼独具的潘天寿为何偏偏选中了陆维钊，浙江省书协副主席、陆维钊研究委员会主任白砥教授曾做过非常精辟的分析：在同时代书法家中，学问好的还是很多，如沙孟海先生；诗书画印皆擅的有已在国画系任教的诸乐三先生等；帖学技巧精能的有朱家济先生等，但都不在潘先生对科主任的最理想考虑之内。因为，相比于同时期其他书家，陆维钊的涉及面最宽（篆隶草真皆能，碑帖不偏），切入历史与时代的风格性最强（不只是作为一个一般书法家写写字，而具有担当精神），艺术的形式探索意识最重（篆书扁写，篆隶相间，碑帖相融，在强化笔墨的同时极富空间感）。可以说，陆维钊的书法创造意识与审美意识与潘天寿不谋而合。而后经文化部批准，浙江美院正式建立书法篆刻科，并于1963年招生，从而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潘天寿和陆维钊的高山流水之交，也被传为美谈。让陆维钊到美院任教的初衷，就是弥补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不足，当时70届的一些学生即使是从中央美院附中考过来的，也是没见过像陆维钊这样上课的，都忍不住偷笑：原来，那时陆维钊是这样给学生上古典诗词课的，按照课文先吟诗，微闭双眼，进入诗境，不自觉地摇动身体，声调不高却和谐动听，古韵古调。对于这些年轻学子来说，从未见过，仿佛把他们带到了古诗境界里。只有漠视传统文化的学生偷笑，这不仅是对陆维钊的最大不敬，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漠视，陆维钊发现后，大发雷霆，严加斥责。而后凡是经过他严格训练的学生，绝对都会老老实实地听课，按照老师指定的要求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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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风格上，陆维钊通过他独有的方式，让学生能充分而自由地表达自我性情。但对于传统文化的尊崇，却必须由严格统一的习惯中得来：砚台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留有宿墨，陆维钊都能一眼看出来。陆维钊还要求纸面平整洁净，不准有任何皱褶和污痕。每次上课对每个同学的作业进行点评时，如有犯上述规定，即刻严厉批评。后来，文革中这批学生都纷纷表示，如果没有当时陆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教学，他们可能学不到任何真东西，只能把青春荒废在文革中了。书法之道，不仅在于写字技巧，技巧再好，不过是个“书匠”而已。练字和学问必须同时俱进，甚至要把提高学问素养放在写字之上，否则，书法写到一定水平后，就会上不去。2001年春五位首届书法研究生与陆维钊夫人李怀恭合影其实，陆维钊不仅是中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曾数十年专攻清词，精于古文，而年届六十后始以书法著名，晚年独创“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蜾扁”书，进而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而成为一代书法大师。在海宁王国维的故居二楼挂着一张老照片，王国维端坐中央，后面站着两个得意门生，其中一个就是陆维钊。王国维去清华任教，选带陆维钊赴京做助教。陆维钊博学多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家。除了文学以外，山水、花卉、书法、音律、中医，他几乎无所不通。年轻时还是一位足球运动员。在他手术后的三年，他也是自开药方调治，又延续了生命。书法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历代人才辈出，要有一点突破都非常困难的。而陆维钊书法的气息、格调，既充盈着书卷气，又不乏创新，形成了清新的格调和强烈的个性。如果当下人们热议的流行书风成立的话，那么陆先生的书法应该就是现在流行书风的始祖。1978年与西泠印社同仁合影((前排坐左三为陆先生)章祖安曾经当过陆维钊的学生和助教，当时陆维钊对章祖安的书法却没有什么要求，陆维钊对章祖安说年轻的时候要多做学问，写字应该是业余的，但写字好这是最基本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陆维钊看来支撑中国书法的主要还是学养，要真正做到文化修养与书法的融会贯通，然而当下书法界的追求与陆维钊先生的境界实在相去甚远。晚年时陆维钊先生的书画已经非常有名了，但他对章祖安说：“想不到最后落得个书画家的下场。”对照陆维钊的一生，章祖安曾深入解读了以书法家为志业的“末”与心系家国的文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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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维钊看来，希求“书画家”的人生轨迹简直就是舍本逐末的，只会把文人格局变小！其实不仅是陆维钊，历代文人都是这样：朱熹如果被称为书法家，会气死他的。即使是陆游这样伟大的诗人，他认为作为诗人好像也已经惨了，因为他们要治国平天下的。故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样的诗句，他为只能做一个诗人而遗憾，他心系的是“家祭无忘告乃翁”般的江山社禝，收复失地！对于任何有家国情怀的文人。无论是被冠以文学巨匠或者书法大师之名，他们本人都只会感觉是非常倒霉而已。而对比现在的书画家，他们一个个牛得不行的感觉，与陆维钊所说的“想不到落得个书画家的下场”，着实不可同日而语！曾有一位中国美院的山水画教授感慨地说，“我一辈子专攻绘画，却反不如陆先生随手几笔来得韵致高洁；画不过他，是因为学问修养上的不足。”想来，这位教授的遭遇只是当下文脉断层严重的一个缩影罢了。毕竟，在陆维钊先生心系天下的大情怀中，书画之事只能是最基本的小事！像陆维钊这样有着士之情怀的人，他的字、画往往格调自然就非常就高。因为中国书法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纯粹的艺术，是综合性的，要有文脉。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陆维钊先生的语录，作为对当今书画圈乃至文化界浮躁之风的劝诫：中国的诗、书、画、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所以学书画的人，一定要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许多人不好好学文，而光片面追求学字、学画，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也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不要只钻画，忽视画外修养。画是中国文化的升华，要懂文化全貌，还要修养品德，大忌名利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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