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的市场解决之道

拆迁钉子户之所以一再出现，并且得到一些人的同情甚至认同，不是因为个人产权可以拒绝交易，而是因为拆迁行为是由政府的城市规划产生的。

如果每一个地块改变用途从而产生拆迁行为，是由所在地段的居民们自主产生的需要，那就可以根据多数决的民主原则，投票表决要不要改变地段用途以及选择怎样的用途，并且达成补偿标准的协议。这样，那些反对拆迁的少数住户必须服从民主决议，并且不得以超出补偿标准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由拒绝拆迁。如果有住户坚持要做钉子户，是要被多数住户指责而不是同情的。

相反，当拆迁行为由政府引导，即使相关的规划是好的，是符合市场需求的，那些钉子户（“刁民”）也会得到许多人的同情，甚至可以得到“产权卫士”的封号。这就是拆迁行为的政府引导与市场引导之分别。

你家房产所在地块要被开发，开发单位（工业企业或房地产企业）愿意以高出这块地及周边地块市场价格的水平买下，因为开发单位在未来对这块地的利用上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可以从预期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购买这块地的先期投资。设这块地的市价为H1，开发单位的先期投资为H2，只要H2＞H1，这块地便有了交易价值。这个交易价值来自于开发单位利用这块地所产生的增量价值，而不是来自你家房产所在地块的固有价值（不同于地下有矿的“潜在价值”）。换言之，H2＞H1的意谓是，这块地的增量价值大于存量价值。增量部分是由这块地的利用效益决定的，而不是由这块地自动产生的。所以，只要这块地上的住户有八成以上接受了拆迁协议，就可以运用多数决的民主原则，对那些拒绝拆迁的住户实施“反拒绝交易法”。

只要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插手；只要公民能够自组解决的公共事务，政府就不必权力介入。地方自治或曰公民自治，是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需要，不仅可以消除“钉子户”这样的交易死角，而且政府也可以减少职责和骂名。

经济自由带来政治民主，这个因果关系不是可逆的，更不是双向的。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及动力都是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个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只能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如何使得有限资源转移到最有效率使用它们的人手里，这是经济学的效用价值；如何使得每个人都得到与其能力发展相适应的条件，这是经济学的人学/哲学意义之所在。至于把占有更多的身外之物当作人生最高目的的个人，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不予考虑。

顺带说一下“赔偿”与“补偿”的区别：赔偿是对既有损失的赔付，补偿是对未来损失的补充。前者基于历史成本，后者基于交易价值。

一部分经济学人把产权仅仅理解为人对物的一种占有，并且把占有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当作获取收益的一种手段。他们以为，个人占有了某物，形成了产权，便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因果关系。岂不知，个人能力是千差万别的，同一种资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利用效率，从而形成了交易价值，利用效率高的人可以收购/兼并利用效率低的人手中的资源，后者可以得到比自己使用所得更多的收益，由此实现交易双方共赢的结果。

因此，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有着是否有效的问题，更有着是否有效率的问题。奥派的低水平追随者不仅把产权看作是交易的前提，甚至看作是与交易无关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无条件地为拆迁钉子户叫好、助阵。其“逻辑”是，政府在“本性”“本质”上是“恶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任何行为也就是“恶的”，所以只要拆迁行为是由政府的规划推动的，那么对抗拆迁的钉子户行为便是“好的”，进而拒绝交易的做法便是“对的”。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中国历久传承的素朴集体意识，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市场对大家有好处，对我也会有好处。这就是围棋型思维。象棋型思维则是，他人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失去的东西。拒绝交易的钉子户行为便是出于象棋型思维，把市场竞争看作是一次性零和游戏。岂不知，他人先占的资源，我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通过交易转化为我的产权。只要存在着个人能力的差异，只要个人能力还在发展，交易就不会终结。

与他人不发生关系的个人主义是“伪个人主义”（哈耶克），与交易无关的产权是“伪产权”。强拆与钉子户都是与交易原则相悖的行为。政府可以在促进交易的顺利实现，消除钉子户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