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汉字 第九课 命
命，对于人来说生死攸关，人命关天。中国人格外重视“命”。对“命”的认识丰富而深刻。除了生物状态的“人命”，早在夏朝或西周就提出了“天命”的概念。《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对“天命”的认识标致着中国文化的生死观超越了生物层面，开始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探究生死。在中华文化里“人命”指由生物发展规律和现实情况所决定的个体状态（个体存在）。这个状态为所有生物所共有。人的生命与花草树木，飞禽鸟兽并无差异。“天命”为人所特有，指的是：由自然和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个人责任。“天命”是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存在）。
人与动物的差异在于“天命”：人所承担的责任。承担的责任越大人生价值就越大。这是“命”在中华文化里的的确切含义。《老子》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就是脱离生存状态而讲生命价值的流传。学习文化知识不可不谈“命”。“命”在所有文化里都是大命题。人的生存状态——性命对我们极珍贵，因为性命由父母赋予，只有一次。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不同，它的有无、大小全由我们自己决定。承担的责任越大，人生价值越大；责任越小，人生价值就越小。如果一个人什么责任也不去承担那他就没有“命”了。这是中国人一再表现出“以天下为自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因。只有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才能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所以，古人一直追求“知命”。越早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命”就有越充裕的时间去实现。孔子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谈到“知命”不得不提起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著名的文化人物：屈原和贾谊。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屈原原本是楚国高官。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屈原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其他贵族的嫉妒，屈原被楚怀王渐渐疏远，最终被流放在外。在屈原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屈原眼看一度兴旺的祖国已经振兴无望，最终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汨罗江，殉于理想。相传屈原死于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贾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青年才俊，初见汉文帝时贾谊才21岁，但博通群经，大受赏识，立刻被任博士。一年之中多次提升，竟然从博士做到太中大夫。贾谊认为当时国家最大的危机在于藩国权力的恶性膨胀，如果继续听之任之，势必要威胁中央，最终可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尽早削弱藩权，控制贵族。同时，尽管汉灭秦多时，但很多地方依然因循秦制，是法家的做法。贾谊以儒家礼教的观点希望扭转汉延秦制的法治情况，推行儒家文治。汉文帝本想把他提到公卿之位，让他的政见更有份量。但一来王侯重臣不喜欢他，二来他过于年轻落人以口实，三来文帝刚接过皇帝的位置处处顾虑，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派他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这本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一方面缓解朝廷上反对贾谊的气氛，另一方面让他历练，增加从政的资本。但贾谊却认为和屈原一样被放逐。后来梁王坠马而死。贾谊一方面自责，另一方面觉得前途渺茫常常哭泣，不久也病死了。纵观贾谊一生，虽未登公卿之位，但他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都实行了。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贾谊既有才学，又得到皇帝的赏识器重，却过早抑郁而死，甚为可惜。以个体生命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已死亡，但精神（文化）存在的屈原却继续生长，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屈原大夫用性命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作最好的体现。可谓“知命”的典型。反观贾谊，尽管才华四溢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却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是因为他只看到国家社会的发展规律，却没有把握好当时的形势。同时也缺乏人生智慧，不懂得如何处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看不清自己的位置。所以，苏轼在《贾谊论》里评价：“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可谓“不知命”的典型。屈原贾谊时代背景动乱争霸、战争期和平安稳、发展期人物背景怀王、顷襄王昏庸文帝年少开明经历听信谗言而流放保护少年才俊外派历练结局楚国失屈原而亡“文景之治”国力越来越强评价敬仰，以之为楷模惋惜，引以为戒地位爱国主义诗人的典范才俊之戒总结充分理解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通过不懈努力无法完成，以死明志。能力出众而看不清楚环境，因为一时不被重用而消沉，忧郁而死。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到：人光有一身本领还远远不够，能不能认识自己的“命”，同样影响着人生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人，我们应该吸收先人的经验教训，以端正的心态，正确的方法去探究自己的“命”。在社会发展面前，勇于担当，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好，这一节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