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夹史”与“清垂大学”
作 者：长安居
孙鹤教授作为文史出身的书法博士，在央视的讲座中把“刾史”念成“夹史”，一时间让整个书坛为她的不学无术而喷饭。昨天，马啸先生又发现这位孙鹤教授在讲授颜真卿《祭侄稿》时，对文中“宗庙瑚琏”、“阶庭兰玉”的解释，全系望文生义式的胡言乱语，这更加令我们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了。
确切地说，对“宗庙瑚琏”、“阶庭蓝玉”的准确解释，并非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坊间各种《碑帖释文译注》类的书法通俗读物随处可见，只要购买的不是盗版书，其间都有明白无误的答案，孙鹤教授但凡稍有留意，就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若此。可见，孙鹤决非是一位合格的博士和教授，而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之辈，这种“腹中空空”的货色，站在神圣的大学讲台上除了“毁人不倦”之外而无他，这对教育、对学生均是一场无法忍受的灾难。她是怎样在学界攫得高位的？又有谁对此来承担责任？这是“天问”，问了也白问。
中国第一代书法博士白砥书作
书法专业在高等院校刚刚设立博士学位之初，书法界曾一片欢呼。客观评价，最初的书法博士，起码身出中国美院一类名校的书法博士，其专业素养还是颇使人信服的。如国美的第一代书法博士白砥，无论创作，还是理论，皆能自成一家，在我们“70后”书法爱好者的眼中，书法博士庶几达到同白砥相仿佛的学术水平线，始能对得起“博士”二字。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也随之步入了市场化的发展轨道。不客气地说，今之各个高校，包括书法专业在内的博士生教育，似乎也变易为一种“企业”、“商业”模式，这无疑是把高等书法最高学历教育引向歧途的一种表现，最后导致的结果不外乎是书法博导、博士，教授满天飞舞，书法“大家”多如牛毛。在我看来，像孙鹤这类“学者型书法大家”，即能目为无数“牛毛”中的“一毛”。
同为书法博士的孙鹤书作，相较于白砥的作品，我想大家只能无语了
上世纪60年代初，书法高等教育在老浙江美院初创之际，老一辈的艺术教育家潘天寿、陆维钊等大师，在书法专业的日常教学中贯彻、推扬的是一种“通才”教育，如：潘老主张“书法专业的学生不必’诗书画’三绝，但要’诗书画印’四全。而浙美书法科的学生在文学水平上，应高于杭大中文系的学生”。（大意）陆老则主张“书法专业的学生除却艺术实践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文、史、哲的某个领域，要有个人的立身之地，这是浙江书法家的传统，少了学术上的’立身之地’，书法创作到了最后终究是立不住的”。（大意）如观老浙江美院第一代书法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如朱关田、李文采、金鉴才等老先生，他们今天在学术上获得的高妙成就，无不是建立在“通而专精”的基础之上。遗憾的是，老一代艺术大师在现代高等书法教育领域开创的风气，而今已渐渐被遗弃，全国各高校书法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育，在严格意义上讲，已非是在培养、塑造书法艺术、文化的“思想者”，而日益逼近于培训毛笔字书写技法的高级工匠。多年之前，一位颇具远见的学者在一次面对媒体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感叹，“当下的各类博士，水平差强者有’专’无’博’，这好比是’功能性文盲’，即这种博士仅仅懂得本专业内的狭隘知识，舍此一概不知，故这种博士实与’文盲’相近；还有一种博士，对于狭隘的本专业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更遑论专业以外的’诗外功’了，此类博士说白了不过一架’考试机器’，他（她）们有应付各种考试的’门道’，且屡试不爽，却无研究真学术的’大道’，这种博士尤其可悲，直是有学历而无学问的空头博士”。（大意）的确，这位在当代书坛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孙鹤博士，不正是一位“空头博士”吗？书法博士应是当代书坛的“重器”，应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识，但是今之书法博士、乃至博导人群中，在总体的趋势上，大抵有向江湖“忽悠客”发展的倾向，书法博士生教育本该成为当代书法界最圣洁的一片学术净土，假如连这一片净土都无法坚守，当代书法的研究与创作还能剩下什么呢？
胡擎元所刻之“清垂大学”，当代传统文化的败落，可窥一斑矣。
如此粗鄙的作品能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并使用？我忍不住想诘问，当代篆刻大家高手如云，为什么真才实学者，得不到这种机会？
无独有偶，孙鹤教授的笑料已让书法界的瓜众们惊悚不已，近日网间又惊现清华大学校园内，某处以“清华大学”白文印章内容为主体的装饰雕塑，将篆书的“华”字误刻为“垂”字，名震海内外的清华大学，竟然被这位篆刻家擅自易名为“清垂大学”，而清华大学的主人们却不自察自知。可以这么说，即便把《笑林广记》的编纂者“游戏主人”们，一一起之于地下，“复活”于今世，他们也编不出这么雷人的笑话。在网间搜索查阅知，这一印章的作者名胡擎元，在下不才，自16岁初操刀学刻印始，在篆刻圈内混迹也有30年的历史了，当代南北各地篆刻名家鲜有不相熟者，恕我孤陋寡闻，胡擎元之名闻所未闻也。怀着好奇之心，我细检了这位胡先生的作品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此胡篆刻家的来处“不凡”，他不唯是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正式馆章的创作者等等。关于他的艺术简历和成就，读者诸君可参见“胡擎元”的网络简介，若只着眼于胡擎元的艺术简历，不看其具体作品，我想每位印人都会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但落脚到他具体的作品，稍解篆刻者又都会深感错愕，胡擎元这种格调卑俗，水平低劣的匠气之作，是凭借何种途径登上诸多大雅之堂的？胡擎元在篆刻艺术上获得的那多殊荣，好像是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并不好笑，唯可叹复可悲耳！
胡擎元“病印”系列
我能肯定地断言，胡擎元根本没有一点儿文字学方面的常识，就其实际的艺术水准论，最多许为一个三流的刻字匠而已。胡擎元刻“华”为“垂”，不是偶然，他一向如此荒谬，如他刻的“胡松华”一印，其中的“华”字同样刻为了“垂”字，而此印“胡”字右侧的“月”，又被其刻为了缪篆的“人”形。把胡擎元的篆刻作品粗粗浏览一遍，其印作中的错字之泛滥，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如“沛东印信”中“沛”字，右侧为“巿”而非“市”，《说文》训曰：“沛，水。出辽东番汗塞外，西南入海。从水，巿声。”可证之也。还如“塔信钦那瓦印”，“那”字左侧为“冄”，检阅《说文》乃知，“那，西夷国。从邑，冄声。安定朝那县”。胡擎元所刻的“那”字，是根据楷书的结构揣测生造而成，“冄”右侧的“邑”部也刻错了。再如“善从德来”一印，“从”字的右下方应从“止”，而不是“正”……。通过以上所列胡擎元篆刻文字谬误的例证，大可证明他在学养上的肤浅和鄙陋，设若放下他学养的鄙陋不谈，他的印作何尝不也是没有传统渊源的低俗一路。众所周知，篆刻一道的经典首在三代秦汉玺印，次在明清诸家之流派印风，胡擎元的印其俗在骨，俗不可耐，从篆刻专业的视角来观照，可谓惨不忍睹，不值一评，他印作中含纳的那股子浓重俗气，已成“痼疾”，俨然一“重病患者”矣，终其一生此“俗病”也难祛除，真“无药可救”也，“百病可医，俗病难医”，信然信然。胡擎元在“专业”上取得的“成功”，当自有其不为人知的“套路”，以他粗劣至极的艺术水平，得以滥竽充数至清华大学这一大雅之堂之上，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不能理喻，看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在当代各艺术领域，或将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悲哉！
胡擎元的书法近于庞中华的钢笔字，他“书法”中的谬误也是俯拾皆是，如这件作品中的“浆”应作“桨”。
提及清华，提及清华的文科，我们必先想到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胡擎元这方庸俗拙劣，滑稽可笑的鄙陋之作，醒目地矗立在清华园的显眼处，“四大导师”地下有知，将情何以堪。历史上的清华大学向以倡导贯彻“通才教育”著称于世，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大师者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学界通人也。学界“通人”只有以通才教育产生，可是现在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又在哪里呢？一个巨大刺目的谬误在清华园内存在了数年之久，却无一人看出、指出、改正，可知而今之清华已非“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清华了，清华所重者或许只在“有用”，“无用”的审美教育、古文字常识，似乎已被清华悉数抛弃了？清华大学的老教授冯友兰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老人家又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人类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胡擎元陈列于清华大学校内的诸多“病印”、“俗印”，折射出的问题多多，限于本文篇幅，暂不展开讨论。我觉得，把胡擎元“创作”的所有篆刻饰品，尽快从清华大学的校园内扫除殆尽，是目下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因为这关乎清华大学的文化脸面，也关乎我们国家的文化尊严。
这种刺目碍眼的“篆刻”，还是早日离开清华为好。
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文化人本是脸皮最薄的，最懂得羞耻的一群人，可是羞耻感正在文化界消失，孙鹤博士信口开河错的离谱，她知道羞耻吗？胡擎元特聘教授刀下笔下的错字泛滥成灾，把清华大学易名为“清垂大学”，制造了惊天丑闻，他知道羞耻吗？“劣胜优汰”的竞争机制在一定时间段内，还会存在着，长此下去，文化的传承真有一代不如一代之虞，怎样根除这个弊端，不啻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