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秦书法——逐步定型---书法知识一本通
商、周、秦书法——逐步定型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秦代书法
一、秦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26年，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奏
始皇为了巩固已经统一了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变诸侯割据所形成的“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音，文字异形”的局面，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这在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自殷商甲骨文以来，字体的笔画线条和部位并无严格的规定，只是以形象为依据，结体和线条的处理，都是约定俗成，比较自由。在周平王东迁以后的春秋战国500余年当中，由于战乱频繁，诸侯割据，地方区域性的字体显著多起来，有的字竟有100～200种写法。据《金文编》著录说，“宝”字就有194种形态，“眉”字有104种，“寿”字也在100种以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18件青铜器铭文中的“永”字就有13种写法。如此繁杂的书体给文字的交流造成困难，对那些趋向简便化的民间俗体，也得不到广泛的交流。秦始皇根据丞相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订统一的标准字，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在西周以来秦系文字基础上，省繁就简，使之规整统一，线条匀净，强行推广，后来就把这种字体称为小篆或秦篆。
秦篆图
从殷商开始，文字在不断的发展、普及。郭沫若同志在《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两周所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差别。”秦始皇时，一方面以沿袭商周以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为主的秦系官方文字为基础，删改各地区域性的异体字，成为秦篆；又删改齐、鲁、楚等地的民间书体为秦隶，以适应当时社会生活急速变化特别是军务方面的迫切需要。所以秦的统一文字是双轨进行，官方的正字篆书是一个系统；另外又以齐、鲁、楚、菖等地民间的简便体为一个系统，两个系统又相互渗透。
二、秦书八体秦代以篆书为主，同时又以用途划分为“秦书八体”。许慎《说文·叙》云：“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后，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趍(同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大篆是小篆的长辈，大、小篆都是秦时的官书，也是正书。由于政务需要，把原来视为徒隶之书的民间的简便俗体隶书也列为官方正书。《汉书·艺文志》云：“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也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又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其实，篆字的简便化早已在进行，如前所述如楚简、帛书等。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发掘出了一座古墓葬，考古学家鉴定为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时物，共得秦律简1100余根，其书体虽然还保留有篆书的结体遗意，但已经隶化，笔画中已出现波捺的笔意，是典型的古隶书。传说程邈创造隶书，这当然是错误的说法。任何文字都是群众的创造，只是由某些人加以整理和统一而已。这在秦代陶文中也可得到印证，如秦陶文“宫、疆、咸、阳”等字，虽有篆书意，但笔划已简便化了，已向隶书转化。关于秦隶究竟是怎么样的，郭沫若在写《古代文字的辨证的发展》时，因没有看到出土的秦简等资料，把秦诏版等这种草篆体，看成是秦代的隶书。现在不仅有秦简，而且有1979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秦刑徒墓瓦志刻文18件。这些刻文，明显的也是秦隶。结体方整而处纵势，除少数尚留有篆书结构外，其他都属隶楷结体，笔画方折，平入平出，如“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博昌居比用里不更余”等等。这批刑徒墓砖刻文和前面所引的陶文，都出于下层吏属或平民之手，又比秦律简更加简便和隶化，其中如“便、里”等字几乎已接近后来的楷书，是研究秦代隶书的重要资料。
秦书八体，除大篆、小篆、隶书以外，尚有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刻符是符节上的文字，因直接刻在青铜铸的符节上，故笔画方直，体势纵长，风格浑厚。如《阳陵虎符》《新郭虎符》。虫书是指幡信上的字体。所谓幡信，是以旗帜作信号，传递命令指挥军队用的，犹如符节。摹印是指玺印中的字体。由于在玺印小范围内布局，故字体的笔画和结体略有变化。署书是指一切题字的书体，现无实物可见。殳(音书)书是武器上的铭文。
三、李斯和秦刻石李斯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书法家。同时代的还有赵高、胡母敬等。在秦以前，虽有仓颉造书，史籀造籀之说，但都十分不可靠。李斯(公元?～前208年)，字古通，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为郡少吏，后从苟子学帝王之术，学成西入秦，先为客卿，官至丞相，始皇死后被二世所杀。他作为秦丞相，是“书同文”的倡议者，并写了《仓颉篇》7篇，是一个对文字学和书法都很有研究的人物。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唐张怀瓘《书断》称他的书法“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斯虽草创(秦篆)，遂造其极矣。”又说：“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张怀璀还说，秦始皇以和氏壁造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都是李斯的遗迹。秦代的重要刻石、包括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与青铜器铭文也都出于李斯的手笔。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秦诸山石刻，虽史称相斯所作，亦不著书名。盍风气浑厚，末艺偏长，不以自夸也。”
秦刻石
秦始皇出巡5次，刻石7块，即：《峄山刻石》《琅砑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和《泰山刻石》。这些刻石大都早已不存。《泰山刻石》在宋代尚完整，后火焚裂成石片，现有9个字，存放在山东泰安岱庙内。拓本以明安国题签宋拓165个字本为最佳。现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拓29字本，为国内最早拓本。《琅砑台刻石》有13行86个字，除6字外，余为后刻上的秦二世的诏书，并大多已残缺，模糊不清，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方若等传说此石已沉入大海。《峄山刻石》在唐开元前原石已毁，故杜甫有“峄山之石火已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唐代的这种肥翻刻本也未能留下来，现传世的是宋郑文宝摹南唐徐铉临本，除字体稍瘦外，尚有古意。翻刻的《峄山刻石》存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这些刻石的文字都是标准的秦篆，结体成纵势，端严稳重，笔画简洁，线条匀称，转折时运笔圆中带方，起笔时圆笔略粗，有逆笔回锋的笔意，收笔时如露结垂珠。笔画安排以简就繁，以繁就简，左右对称，相互协调，上下呼应，疏密有致。章法布局茂密而规整，左右上下均成行列，是一种非常严谨、规整而富有姿态的书体，风格典雅古朴，浑厚而有姿致。蔡邕《篆势》云：“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撇，鹰踌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纵者如悬，衡者如编，杳妙斜趋，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跂跂翱翱。”
阳陵虎符
阳陵虎符2
除刻石文字外，保存最完好的是虎符文字。虎符是我国古代帝王调兵用的凭证。现在虎符有3件：战国秦的《新郝虎符》，秦统一后的《阳陵虎符》，1973年在西安郊区北沉村出土的传为战国秦的《杜阳虎符》(罗敷颐先生认为是假物，从书法看确实不如阳陵虎符)。虎符是铜器嵌金，故能保留字体原样，历来受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重视。王国维在《秦阳陵虎符跋》中说：“文字谨严宽博，骨劲肉丰，与《泰山》《琅玡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正同。”又说：“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
秦诏版
秦诏版、诏量、诏权、陶量、瓦量等的书法，虽都是秦篆，但大多比较草率，不属于那种标准的秦篆。是一种草篆体。
秦代在书法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是篆书发展到总结阶段，隶书由民间隶化开始，演变为秦隶，正式走上书法艺术的历史舞台，这是文字和书法艺术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对书法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