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禁止出境文物（一）战国石鼓 02
因此，东周时期，石头上刻字开始流行，人们也逐渐对石刻文有了规范，在圆石上刻称为碣，在方石上刻称为碑，于是碑刻这种中华文明圈独有的文化传统，就开始发扬光大了。故宫收藏的石鼓，就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石刻文，在文学史、文字学、历史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被列入国家禁止出境文物名录。
先说说石鼓的文学和史学意义。这十件石鼓，每件上都刻有一首四字古诗，每首诗有18或19句。它的遣词用韵和风格情调与《诗经》非常接近。现在的《诗经》是秦始皇焚书之后靠汉代人回忆整理的，而石鼓上的古诗可以让人领略到《诗经》的原始风韵。
石鼓文的篇幅要远长于《诗经》，并且不同于《诗经》中《秦风》以抒情为主，而是一部讲述了东周时代秦国君主狩猎的叙事长诗，其中包括了大量关于政治、外交、祭祀的活动内容，为研究东周时期的秦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再说说文字学上的意义。石鼓上文字被认为是先秦时代的大篆，是从金文向小篆过渡的篆书，字体方正浑圆，匀称秀美。而且可以看到秦地与东方六国相比，保留了较多西周金文的特点，但又突出了自己的风格，因此是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珍贵文物，也成为历代书法家研习篆书的重要范本。
还真要感谢秦文化，因为它相对落后，所以更像西周金文。比如马字，东方六国已经进行了相当简化，而秦的马字还与甲骨文里的相像。秦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六国文字，以与金文更接近的小篆作为统一文字，并由此一脉而成隶书、楷书、宋体和现代简体，也才使得现在普通人看西周金文和甲骨文还能认出一些，而像侯马盟书那样的东方文字只能属于专业人士了。
最后是书法和雕刻艺术的重大价值。石鼓文是先一笔一笔地写在石鼓上，再由刻工一笔一笔地刻出来。根据刻字判断，应该是由同一个人书写，分由两个人刻的。这些石鼓文字体古雅，书写端正，是东周时期的书法精品，而且雕刻精细美观，将古文字特有的圆劲笔法不失神韵地刻出来了，是一件完美的石刻艺术品，甚至可称为中国石刻文的开端。
石鼓文堪称中华文脉，因此自从出土就受到历代文士学者的重视，公认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宝物，不过关于石鼓文的年代和内容却产生了五花八门的争论。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石鼓现在认为是大唐贞观年间出土的，也有说在北朝时期就被发现过，因此所谓出土时间其实更应该是石鼓被辨认出的时间，在那之前应该已经风吹日晒很久了。
此后石鼓历经多次动荡，身上的文字脱落了很多，还有很多变得模糊，这就让学者们用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本身就出了问题。自唐代起就对石鼓进行拓文，韩愈在《石鼓歌》里就提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不过现在最早的只有北宋时期的拓本，因此现在关于石鼓上究竟有多少字就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石鼓原文应有700余字，唐宋时期有500多字，到元代就只有390多字，明代只有379字，清代只有310字，现在只剩272字。
就是这些残余的文字，也很少有能联贯起来读的，再加上先秦语法艰涩，通过字面就很难理解。此外，中国古代学者比较偏重于文献，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总能找出自己希望的内容，不过这样能说通自己的观点，但同时却很难批掉别人，所谓的只能证真无法证伪。
因此，学者们的解释也就多种多样，而且各有各的道理，对石鼓文研究只能随着时代前进而出现进展了。唐代时，学者们认为石鼓文中的一些诗句，与《诗经》里记录周宣王田猎的诗相似，有的文字与周宣王时的籀文相同，因此认为石鼓文是西周宣王时期。
到了宋代，金石学发达，学者们从字体风格上进行研究，认为石鼓文中出现了周宣王时没有的字体写法，而是与传世的秦代文字相近，因此认为是比秦始皇时期小篆更早的秦篆书，石鼓文的时代应属于东周时期。
元代时，潘迪撰写了《石鼓文音训》，对宋人关于石鼓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汇总了多家观点，并刻制成碑，从而成为考订石鼓文内容的文献性实物，对石鼓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这块碑自元代起就与石鼓一同存放于孔庙，故宫文物南迁时，随十件石鼓周游全国，建国后随石鼓收藏入故宫，目前也陈列在宁寿宫石鼓馆中。
明清时，石鼓已经磨损严重，又缺少早期的拓本，因此对石鼓的研究没有大的进展。直到道光年间，扬州安氏要分家，拆屋子时在大梁上发现了一批石鼓的北宋拓本，是在明代时由大收藏家安国得到，后来一直藏在梁上而不为世人所知。不过可惜这批珍贵的北宋拓本流失到了日本，现在故宫收藏有朱文钧先生旧藏的石鼓明中期拓本，影印件与现在石鼓的拓件影印件和释文一同展出，可见看出石鼓文字自明代至清末又残落了很多。
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开始从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从宋代的水平上大大推进了。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提出石鼓出自春秋秦穆公时期。为建国后故宫博物院题写馆名的郭沫若，则认为应是秦襄公时期，内容为护送平王东迁后凯旋而归的场景。
1958年，古文字学家和建国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发表了《石鼓年代考》，从铭刻发展、文学史发展、新语汇应用、字形发展、书法发展、石鼓发现地、石鼓次序、秦国地望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系统论证。唐兰先生提出石鼓应为战国中期，进而结合文献，认为当为秦献公十一年，周烈王派太史出访秦国，秦献公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游猎活动，并在活动结束时写下宣扬秦国强盛诗文，刻石留念。
唐兰先生提出的秦献公说，因为逻辑严密、论据充分和多学科综合论证，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自1956年至今的近70年间，虽然因为有考古新发现和新研究方法出现，唐兰先生的一些论据显得不够严密了，但还没有可以完全动摇战国中期说的观点出现，因此唐兰先生的结论现在仍被认为基本正确。不过正如陈景润的毕生心血达到哥德巴赫猜想的最优论证一样，唐兰先生的观点应为石鼓年代和内容的最佳解释，如果未来能有突破性的考古发现或研究成果，那将能让一千多年来的众多学者们欣慰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石鼓的排列次序。石鼓文凿于先秦时代，现在无法知道当时人怎么命名各石诗篇，为了方便研究，后世学者从各石尚存的刻辞中选取两个字，作为篇名。此外，这十篇刻辞组成了一篇长诗，因此当初十件石鼓应是有一定排列次序的。
石鼓经过多次搬运和记载缺失，已经无法知道当初出土时的位置关系了，因此各位大家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不过，学者们提出的次序观点太多了，简直可以作为1到10的排列组合代数题了。好在目前唐兰先生的观点仍得到多数认同，故宫也是以唐兰先生的观点来布置石鼓馆的陈列。那么，就应该先从南侧东端的乍原石开始。
其后由东向西，依次是而师石、马荐石、吾水石和吴人石。
然后再回到乍原石北边的吾车石，其后依次是汧沔石、田车石、銮车石和酃雨石。这十件石鼓，以乍原石起，至酃雨石终，下面就按这个次序按个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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