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粗糙 ——中国知识分子语言观念如何影响了现代汉语？

来源《汉语别史》

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我们已习惯了就与社会变迁一致的文学观念、文学体裁和思想感情等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比如认为在文学观念上，“五四”以前是依附性的“文以载道”，“五四”以后则是独立的基于个人体验的抒情达意；在文学体裁上，“五四”以前是古诗文词曲占主导地位，“五四”以后则是现代白话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占主导地位；在思想感情上，“五四”以前是几千年凝固于古代中国生活世界的“古人的思想感情”，而“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内容”，则是现代中国人立足本土现实并放眼世界的现代性的思想感情。

对不谙中国语言文字的外国人来说，这样描述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无多少可议之处，但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却很难称得上“博观而圆照”，因为这种文学史叙述严重忽略了汉语言文字的历史变革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作用。

如果超出由人所控制的“语言运用”的范围，比如超出“话语研究”、“文体风格研究”之类，而在更宏观的文学史层面讨论语言对文学的作用，甚至将语言问题当作讨论文学史发展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敏感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或文艺理论家马上就会反驳说：语言还有超出这一切之外的别的什么决定性力量？难道不是人一直决定着语言吗？语言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吗？文学的语言不是具有一定的思想感情、文学观念并选择了一定的文学体裁的创作主体选择与创造的结果？语言难道可以越过这些因素直接作用于文学？

语言决定着人以及人的文学，还是人以及人的文学决定着语言：在文学研究领域讨论这类问题是不合适的。和哲学的终极问题一样，追问语言、人、文学三者谁决定谁，也许都过于僭越，最终归于无解。但我们至少何以说，在影响文学的各要素中，语言的力量较诸观念、体裁和思想感情，绝不会更小。无视人和文学受到语言文字的制约，无论如何都是不明智的——尽管我们还无法清楚地解释这种制约的本质究竟为何，或描述这种制约的程度究竟怎样。而且，文学发展所呈现的像地质学上的年代层次，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比表现在观念、体裁和思想感情方面，也往往更加确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略去语言文字不讲的文学史，要想清楚地描述文学发展的线索，也会碰到许多困难。

倘说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完全忽略了语言文字问题，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任何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几乎都有专门章节讲五四文学革命中异常激烈的“文白之争”。问题在于，对“文白之争”的讲述可曾告诉读者，以“白话取代文言”为标志的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变革，究竟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何种值得注意的基质而使它迥异于古代文学？没有。通常在讲完“文白之争”以后，文学史家们便无例外地抛开这种例行公事的叙述，又回到上述将语言文字问题撇在一边的文学史描述模式。名义上讲了一通“文白之争”，实际上并不想深究“文白之争”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实际影响。

为什么？因为文学史家们深信语言文字只是工具，比如一件外衣，它的改变对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并无本质的意义。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包括“文白之争”在内的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转变，必须纳入主要着眼于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体裁和感情模式、主题思想等文学史叙述模式，才能揭示其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可能有的影响。此外，语言文字的变革以及人们在这种变革中对母语形成的态度与认识，在文学史上并不具有独立意义。正是受这种文学史观念和语言观念的支配，曾经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与依托的语言文字问题，在流行的文学史叙述中顺理成章地被降为附属于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以及思想感情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仅仅作为发生在“五四”前后的阶段性事件而被镶嵌在文学史的某个角落。这种处置方法，不啻完全取消了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转变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忽略语言文字问题，和现代文学界对语言文字的粗糙理解，是互为因果的：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本来就有许多简单化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受此影响，也不把语言文字当作文学史研究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双重的粗糙：一是和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对语言文字的许多简单化理解而显出的文学的粗糙，一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因为不注重语言文字问题而在理解和描述现代文学历史时暴露出来的学术的粗糙。

仅仅指出事实当然不够，关键是要具体分析这双重粗糙产生的思想与社会背景，重新理解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转变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变的根本制约，将语言文字问题从流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以语言文字问题为原点反过来考察一向作为文学基本问题的观念、题材、体裁和思想感情等等，从而对流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真正有所触动。

“文学革命”与“语言革命”之关系

晚清开始对汉语言文字的反思与实际变革，以及白话书刊和白话文运动，到了“五四”，和新文学家的“语言体验”结合，遂达到最后完成。除鲁迅之外，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都不能算纯文学作家，却一致享有作家的盛名，就因为他们所谈的语言问题都和文学有很深的关系；除钱玄同之外，包括当时的刘半农都不是语言学家，却都有语言方面的专门论著，就因为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语言文字的工具的革命放在首位。五四文学革命也称作语言革命，就因为这两个革命具有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这只是流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在解答“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的关系时，流行的文学史叙述，基本延续了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那种循环论证，即认为二者相互促进，没有孰先孰后的分别。这样的历史叙述是非历史的，包含了极大的含糊性：在“五四”前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关系究竟怎样？简单地承认二者的紧密联系以及同时达到完成，似乎不够；这种承认回避了根本的问题：是“文学革命”造成了“语言革命”，还是“语言革命”造成了并且包含和支撑了“文学革命”？

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哪一种“革命”是首位的、具有根本的和决定性的意味？

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和整个东方的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始终局限于“词汇”层面，故不足以改变西方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就不能上升到对西方文明“语言”层面的冲击。相反，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冲击，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那种浅层次的甚至为中国文化所化的影响模式；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短短几十年，就从“词汇”层面进到“语言”层面。列文森借语言为隐喻，或者就是从实际的语言观察的角度，提出了他看待中西方相互影响的两种模式：东方影响西方仅限于给西方提供某些词汇，西方影响东方，则不仅给东方提供了大量新词汇，还从根本上促成了东方语言的变革。在列文森看来，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始，就以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这种巨大反差为标志：“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这种情况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发生过，而且在中国也只发生在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在中国开始它的现代化之前，“中国文化也许一直在扩张，在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它的词汇丰富了，但中国文明则保持它的老样子，仍然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按：这种情形也许略近于晚清士人津津乐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一旦进入现代，中西方相互影响的均衡关系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和根本的心理征服而被打破，从此，“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就中国来说，这种语言的变化进一步改变了思想影响的方式：“而当语言和社会一起变化，外国提供的思想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承认时，它们的外国涵义也就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被清除掉了”。新思想正是借助于已然被改变了的新语言而长驱直入，作为中国的而不再是异己的、域外的、陌生的、为人所敌视的东西扎根于中国。至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才真正开始。

尽管列文森的“刺激-反应”模式长期以来不断受到各方诘难，但它至少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语言变革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设想：西方近代文明，只有最后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才算完成了它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与改变，而身处这个冲击与改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的觉醒，也只有进到语言层次，才算是最深刻的觉醒。

当然，在列文森模式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方法论支持。如果我们同意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的存在就是存在的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而用此语言说话与写作的人则是这个家的守护者”，或者我们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又或者我们仍然拥护古典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乃是人类精神的表现”的基本观点，以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即语言”的思想——实际上所有这些思想都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语言的思考——那么我们就不难体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古今冲突中所遭受的巨大精神震荡，根本上乃是一种语言的震荡，是语言世界的物换星移带给他们的异常强烈的精神刺激。

当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披头盖脑的震荡与刺激中，不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痛苦，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通常所谓“势”）的支持，并渐渐学会了重新思考乃至重新说话的方式，包括学会了如何改变民族国家的文学现状的方式。新思想是随着新语言进入中国或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搏斗中趋于定型的，同样，新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也只能诞生于新语言产生之后，而不是相反。一种新的语言世界提供了与之一致的所有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体制的运作方式。

意大利青年汉学家斐德瑞科·马西尼所著《现代汉语字汇之形成及其向着民族语言之演进：1840到1898之间》，通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汉语的改变不是五四新文学的结果，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学得以开展，倒要感谢中国语言文字固有的传统根基以及基本完成于19世纪末的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转变。这个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实际上，当钱玄同认为应该将刘献庭的《新韵谱》当作“国语运动”纪元时，不也已经把语言变革远远地提到文学革命的前面去了吗？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语言革命”。如果把“语言革命”仅仅理解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与“文学革命”同时的一次人为提倡的运动，它的巨大的历史纵深立刻就被大幅度压缩。这样理解的“语言革命”必然成为突然兴起并迅速取得成功的一次人为决定的事件，与此同时，事件的发动者和主持者的功劳必然也就没有理由不被夸大。但是，如果我们在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将“语言革命”理解为西方冲击东方而对东方造成的缓慢然而也是根本的变革，理解为东方知识分子在这种变革中所有精神震荡的综合表达，那么，“语言革命”就不能局限于“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振臂一呼，文学史叙述上“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次序也就应该有所调整，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人物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也就是说，不得不去掉他们身上长期存在的始终困扰着历史叙述的神奇光环。

这种历史叙述的调整，归结为一点就是：更大范围的“语言革命”先于并且包含了较小范围的“文学革命”。

新的语言“先于”新的文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旧文学或不赞同新文学家之文学主张的其他文学群体与文学派别的失败，首先并不是文学本身的失败，而是语言的失败。语言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没有一定的语言，何来一定的文学？旧文学家以及不赞同新文学家之文学主张的其他文学群体与派别在文学知识和文学观念上和新文学家斗法，并不逊色多少，有些地方甚至略胜一筹，但他们所立足的语言的地面不幸已经发生了类似地球板块漂移那样的历史巨变，阵脚大乱，据地尽失，再奢谈兵法攻略，就不免成为带点滑稽意味的悲剧了。比如，旧诗与新诗对垒，往往能对新诗的弱点下有效的针砭，但既然整个语言世界都根本改变了，在白话文的汪洋大海中自然不能单独为技术纯熟的旧诗保留一座孤岛或一块飞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更值得注意：当时新文学的论敌们所写的辩论文章，没有一篇是纯正的文言文。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模仿某朝某代的文言文，而是一旦和新文学争辩，进入新文学的问题范围——也就是新文学的语言领域，争辩者们也就不知不觉一脚跨进了新文学提倡者们所存身的语言世界，而这实际上也是争辩者们自己业已进入或部分进入了的语言世界，他们的文体，因此不得不有所变换。一个更加显明的现象是，在“文学革命”的呼声远未发出的20世纪初期的日本留学生周氏兄弟的笔下，就已经出现了无论内容还是语言因素都异常庞杂的被大大改变了的文言文了。

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胜利首先也不是文学的胜利，而是语言的胜利。且不说胡适等人的文学观念本来并不高明，就是一部《狂人日记》，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独自扛起几千年旧文学的黑暗闸门。新文学家的胜利，首先在于语言的胜利，或者说，他们抢先依附了语言变革的大势，以语言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在新的语言世界，再怎样精致的古文学都要不得，而再怎样稚嫩的新文学也应该得到宽容，这是语言世界的变幻带来的强硬逻辑：历史的合理性彻底取代了美学的感动。

如果我们承认语言的变革“先于”文学的变革，如果我们继而在理论上承认语言的变革也是文学变革的根本条件，不是“文学革命”导致了“语言革命”，而是“语言革命”导致了并且始终制约着“文学革命”，我们就不得不从汉语言文字的历史变革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必然具有的某些特殊基质。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文学的发端，是传统语言文字的衰亡，是知识分子对母语自信心的丧失，是新语言形成的过于仓促，是作家们急于表达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而普遍视语言文字为雕虫小技，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普遍的粗糙。

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分”，在语言文字上，乃是“精粗之别”。

不同语言之间，很难分出高低、优劣或精粗，所谓“精粗之别”，主要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所面临的语言问题，不是修辞学上的，而是存在论上的。恐怕谁也不敢说，现代作家不像古代作家那样注重语言文字的推敲。实际上，有些现代作家推敲语言文字的癖好甚至为某些古代作家所不及。但是，同样注重语言文字的推敲，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所依据的语言文字的存在论的地基是迥乎不同的。在长期封闭的社会文化圈里，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关系异常紧密，作家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其稳固的语言资源来创作，而在不断开放的弱势文化环境中，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关系不得不有所疏离，作家们往往苦于没有古代作家那样相对稳固的语言资源可供利用，尽管在表面上，他们面对的语言材料大大超过了古代作家，但实际上，这些语言材料有许多恰恰是他们必须与之激烈搏斗的障碍与敌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发生了中国文学真正的“古今之分”。

西方冲击东方，带给东方的主要是思想的兴奋与社会的骚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可能真正抵达大震荡之后语言的重新趋于稳定。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因为西方冲击对东方语言的根本改写，就使得东方语言的自身变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偏重于不断的“开放”，即不断地吸纳各种新的语言要素而为我所用，无意也无力完成新的“聚集”，使这些新的语言因素克服单纯的工具性而成为精神血肉的一部分。

目睹“现代汉语”的急剧膨胀，周作人曾经敏感地认识到这种膨胀给新诗带来的只是“豪华”而缺乏“节制”，他劝新诗人们应该更多地懂得一些“吝啬”。他特别劝最有希望的散文家们，不要单纯追求或单纯顺应语言的膨胀，而应该对这种语言的膨胀有所节制，有力地驾御新的语言之流，不要让它淹没自己，而要使之成为自己口中出来的“絮语”，要让它冲决一切的凶狠的力量有所减少，而显出“涩味与简单味”。要达到这种境界，具体说来，“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周作人的见地不可谓不深刻，但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人？周作人自己的文章恐怕先就不符合这个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家中，也许只有鲁迅一人，能够屹然独立于新语言的狂风怒浪中，硬将各种新的语言要素一一驯服于自己的笔下。但鲁迅毕竟是孤独者，而鲁迅的孤独在语言上尤其显得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