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 | 方国瑜先生的人品和学品——“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发言

中共丽江市委和市政府给了机会，参加“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表示衷心感谢!

方国瑜先生是我的老学长，也是我的老师辈。方先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毕业于1952年，是老学长。他跟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是同一辈人，是我的老师辈。白先生和方先生曾同在云南大学教书，多有交往。我曾多次听到白先生谈到方先生，钦佩他对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方国瑜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尤专注于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著述宏丰，贡献巨大，有口皆碑，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是云南的光荣，丽江的光荣，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光荣。我以有方先生这样一位老学长、老前辈深感荣耀。对于方国瑜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我没有能力作全面的论述，只就学习时的感受谈几点想法。

一、作为一位老教授、老学者，方国瑜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来指导历史研究，教育学生，这是十分可贵的。例如，在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中，强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培养目标中规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等基础理论，不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养计划中，又规定学生要“认真系统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等有关著作”，并在读书目录中具体开列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7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方国瑜先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于1963年在庆祝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中。他在论文中提出:“中国历史应该是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把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的历史，只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录，甚至划在中国历史之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该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一个重要的见解，即:“历代王朝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兴亡，并不等于中国的兴亡。”“只知有王朝历史，不知有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如何能写成完整的中国历史呢”“势必割裂整体历史”。方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观点，很有针对性，很有见地，对于建构整体的中国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增强民族团结也有现实意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方国瑜先生研究历史、民族史，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关于彝族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方先生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彝族史的研究，探讨了彝族由原始社会而奴隶制而封建制各社会形态。但由于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诸省，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同的情况，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同一模式去套，对不同地区的彝族社会要作具体分析。方先生正是这样处理的，他仔细分析了有些地区的彝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后期的地主制，有些地区则是封建前期的领主制，而有些地区还停留在奴隶占有制阶段。方先生的论断，学界能否都赞同，那是另一回事，但它体现了方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又如方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绘制工作的主持人时，对如何绘制初唐和清代图幅西南部分的问题，与绘图组的一些人存在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方先生为了对事业负责，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多次将自己经过研究的成果打印成书面材料，寄送有关单位，申明自己的意见。

三、重视史料的搜集、积累和整理。研究历史，史料是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法进行。方国瑜先生从从事研究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搜集、积累。他在研究问题时，经常苦恼于史料的欠缺，难以说明问题。如他在整理《彝族史稿》时，认为“首先感到的是史料太少，要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引出科学性的阐述，还不容易。”正因为他有这种亲身的感受，所以他非常重视史料的工作。他曾说，与其在费时间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工作，不如踏踏实实做点有益于研究云南地方史的工作。他曾编纂过《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题解》作为讲课之用，后来加以修改出版，即《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百多万字。直到暮年，眼睛已看不见，他还和研究室的同志制订1978—1985年“八年规划”，其中第一项就是他主编的大型的《云南史料丛刊》。这是非常有益于研究云南地方史的。值得提到的是，方先生的史料工作，不仅限于文献的搜集，而且重视实地考察，进行社会调查。

四、专精与通博结合。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很精深，成就卓著。之所以有这样卓著的成就，是与方先生具有广博的学识分不开的，是建立在广博学识的基础上的。方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书时，得诸多名师之教，于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及经学、史地之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他在云南大学教书，除教云南民族史、彝族史等外，也教中国史以及东南亚史、东南亚国别史。正因为方先生考据学的功底很深，使他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成为西南历史地理的奠基之作。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宏观的眼光，才写出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样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文。因为他具备的历史知识和文字学的基础，使之能够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样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研究专著，而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老一辈的学者，很多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甚至成为大师。清代著名汉学家焦循曾说:“学者或具其一面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方先生则与此而异，他是“具其一面”而不“外其余”，其见之广，非焦循所“患其见之不广”。

五、道德文章，堪为风范。方国瑜先生之所以取得卓著的学术成就，说到底是同他的人品密切相联系的。中国有个好的传统，讲道德文章，也就是人品和学品，没有好的人品就很难有好的学品，也难以有大的成就。方国瑜先生的为人，是令人钦敬的。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始终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维护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己任。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暮年他还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终于由中共云南省委批准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的愿望。

方国瑜先生不论是教书还是研究学术，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孜孜不倦，尽力而为。学校要他开设东南亚史、东南亚国别史，新课程没有什么基础。但方先生克服包括家里妻子生病和要照顾孩子等种种困难，在不长时间内编写了《马来西亚古代史》等多种讲稿。即使进入暮年，双目失明，他仍勤奋地为教学和研究事业尽力。正如他所说的:“各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活着，应当尽力而为，不然生命没有意义了。”

方国瑜先生治学，既注意创新，又尊重前人的成果，遵循学术规范。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以此来要求学生，告诫学生“做学问，要有正确态度，要老实。”学术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现在学风浮躁，或拼拼凑凑，不下功夫，甚而剽窃他人的成果。重温方先生的这句话，端正做学问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方国瑜先生严格要求自己，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才使他能够在学术上做出卓越的贡献。方国瑜先生的道德文章，堪为后人风范。

刊于《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