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心里的月亮》(上)

春节期间,应邀赴榆林某县采风,一位读者向我讲述了一则关于自己的故事,并要我将其付诸文字,因故事本身颇令我感动,便欣然应允。但介于故事比较敏感,后经与男女主角沟通方才动笔,为不给他们造成太大干扰,故在细节方面稍作了必要改动!

——写在前面的话

望月 宋祖英 - 飞

我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过,此生还能再见到月儿!

月儿大我一岁,是和我同村长大的姑娘。要知道,我们那儿可是出美女的地方,而月儿则更是周围一带公认的美人儿,高挑匀称的身段,白皙俊秀的脸蛋,眉鼻口眼棱角分明,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被布局的恰到好处,以至于村里人都说:“这月儿将来保险能上挂历哩!”

对于月儿,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早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过:“我将来谁都不要,就要月儿。”母亲总是咯咯一笑:“能行!我们墩儿就该娶月儿那样的俊女子。”那时候,村里的婶子们老拿给我定媳妇儿的事儿来逗我,母亲就笑着说:“这不要你们熬煎,我们墩儿可是个撩撩,早瞅下了!”

“瞅下谁了?”

“月儿嘛!”

“哈呀!这碎孙还眼毒的不行,月儿可是咱前后沟的‘拔梢子’!”

“娃娃倒是个好娃娃,就怕咱攀不上人家的高枝!”

母亲这样说是有她的道理的,几十年了,月儿她爷和她爸都一直牢牢把持着村支书的位子,两个伯父也都在门外当官,在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家庭绝对算得上是贵族了,但那时的我尚不懂得门第的高下,所以对母亲的话总是不以为然:“甚高枝儿?只要我好好念书,将来当了公家人不就行了?”

这话当然会很快传到二婶(月儿她妈)那里的。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她家转门,二婶笑着对母亲说:“听说你这个‘撩撩’儿看下我们月儿了,那你准备掏多少彩礼呢?”母亲哈哈一笑:“好亲家呢!这么撩的后生还要掏彩礼?到时候直接引上跑了不就行了!”从此以后,母亲和二婶相互间就称起了亲家。后来,随着不断长大,慢慢懂得了害臊,就再没有主动提起过月儿,尤其是自从那次在学校和二宝子吵架,那家伙将我看上月儿的事儿给当众捅出去之后,我便开始刻意规避月儿了,有月儿的地方我是坚决不去的,甚至在和村里的孩子们一块玩耍的时候,只要看见月儿来了,我就会悄悄躲回家,生怕别人看到似的,但心里还总是惦记着,双方大人也依旧亲家亲家地叫着。

再后来,我们一起到镇上读初中,并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级。从老家的到镇上要步行大约二十多里山路,每周六放学回家和周日去学校,我两都一块搭伴走。每次经过月儿家的时候,二婶总要笑着叮嘱我:“墩儿,咋好好把你婆姨招呼上。”其时,我总是笑而不语,而月儿则满脸飞红地责怪她妈:“哎呀!妈!”但责怪归责怪,心里却明显不怎么排斥。现在想来,对于大人们的玩笑,月儿似乎一直都抱着某种默认的态度,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得到,对于我,月儿的确要比对其他同学伙伴们热心的多。

我从小学习就好,几乎每年都要被评为全校的“学习标兵”,每次站在领奖台上,我都会看到月儿满脸堆笑地使劲鼓掌,仿佛我得奖还真与她有很大关系似的。不仅如此,月儿还总是把自己的干粮拿给我吃。那时候不像现在,男女生之间是有严格界线的,所以,月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只能偷偷摸摸,要么趁别人不注意快速给我,要么就干脆利用课间教室没人的时候放到我的桌兜里,而对于月儿的关爱,我似乎也一直很是心安理得,就好像原本就应该这样似的。

月儿除了学习不好之外,啥都好,尤其对针线和做饭感兴趣,而母亲又恰好是这方面的高手,所以,假期的时候,她就经常带着各种针线活来我家向母亲请教,母亲也总是耐心地教她。有时候,二婶也在场,便和母亲打趣:“咋好好指拨,将来针线不好不要怨我,这可都是你这当婆婆的教出来的。”就这样,几乎整个假期,只要母亲不出山,月儿就老在我家泡着,不是纳鞋垫儿就是剪窗花,要不就擀面蒸馒头,以至于连二婶都有些吃醋了,经常对我母亲说:“我这哪是养了个女子,明明就是给你养了儿媳妇嘛!”而母亲似乎还真的挺自豪:“没办法,我就这命嘛!”的确,对于我和月儿的关系,不光我们两家人,就连全村的人也也似乎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认可了,好像这月儿真就成了我的婆姨了。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就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去世了,只留下母亲和我兄妹三人过活,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无疑算是典型的“受气包”了,但也许正是因为我和月儿的微妙关系,使我家客观上收到了二叔一家的庇护,村里人也就一直没敢有丝毫的造次。

初中毕业后,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省级重点高中沙城中学的公费生,这在方圆几十里地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月儿却因为成绩不好,落选了。录取通知书到家后,二叔就以支书的身份出面,杀猪宰羊,组织全村人雷鸣击鼓地贺了一把。那天,二叔明显喝高了,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这个准女婿给美美炫耀了一番:“我看我这个女婿还真闹一场世事呀!听人家说,这沙城中学可是厉害呢,每年都能考几个清华北大,那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可不一般,起步就是县团级,就是县长,哈呀!到时候,我老汉还能缺定个红塔山抽?”二叔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可就在哄笑间,也不知道是谁递了一句:“我看你不要日能的太早,将来人家墩儿真当了县长,要不要你家月儿还不一定呢!”一瞬间,整个场面就突然冷了下来,二叔也慢慢放下酒杯,点了根烟使劲儿抽了起来。我赶忙抬眼在人群中找月儿,那一刻,她正埋头呆站在院角,嘴唇紧紧咬合着,两只手狠劲儿地揉搓着衣襟,面如土色。很快,当她发现我正在看她以后,便一转身出了我家院子,走了。我立即跟了出去,可她并不理我,只顾埋着头往家里走,并且一进窑就拉过被子睡下了,头死死地蒙在被窝里,哭了。

“你放心,我不是高加林。” 我慢慢在她旁边坐下,轻轻掀起被角,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可她并没有回应我,反而哭的更伤心了。

“月儿,你一定要相信我,不管我将来到了哪里,都带着你......” 我俯身爬到她的耳边,一口气说了一大滩。这当间,二叔也回来了,我急忙站了起来,尽量学着大人的口吻:“二叔!你千万不要听庄里人胡说,我就是当了省长,也绝对不会昧良心的。”

二叔点了支烟,重重吸了一口:“娃娃,这不存在昧不昧良心的事儿,毕竟还没定情嘛。唉!要说你这娃娃,叔还真能看下呢!但看下归看下,人家也说的对着呢,你和月儿将来肯定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所以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好好求你的功名,叔刚才是开玩笑呢。”

我几乎也要哭了。“不,二叔,虽然没定,但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回去就跟我妈说,干脆定了算了。”

但这婚最终还是没定,因为二叔坚持不愿给我加负担,主张一切顺其自然。开学后,我就去了沙城,月儿也去县里的初级中学复读去了。走的那天早上,月儿一直把我送出了村口,但情绪依旧很是低落,满脸忧郁的样子叫人心疼。

第二年,月儿还是落选了。那年暑假,她在新疆当军官的大伯回来了,说要把她的户口转到新疆,让她在那边参军,将来就在新疆弄份工作。当天,月儿就把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知道,她这是试探我的态度。我当然坚决反对,月儿也就真听了我的话,没去。后来,二叔又通过关系把她安排到了县公安局,作了一名临时接警员。

有时候,过于出众的颜值也能滋生不少困扰,尤其是女孩子。去县城上班没几天,月儿就成了一众男青年们争相追求的对象,来自各个单位的十多个小伙子整日就像蜜蜂追花一样在她身边纠缠着,好几个家庭条件优越的竟然已经请起局领导为他们拉媒牵线了。在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月儿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请假来她单位一趟,好让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是“名花有主”的人了。通完电话的第二天,我就真请了两天假,回了一趟县城。月儿早早就到车站等着我,见到我后,快步迎上来牵住我的手,并且俏皮地来了一句:“走吧!相公。”这是我们第一次牵手,还真有些激动。

当我们手牵着手来到公安局之后,她的同事们似乎都很惊讶,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她们都没有想到月儿这么快就有对象了,另一方面估计就是因为我左胸前“沙城中学”的校徽。但月儿倒很是大方,逢人便主动介绍:“刘北鸣,我对象。”似乎一点都不难为情。“哦!就是那个中考状元嘛,郎才女貌,了不起!”大家都这么回应她,对于这样的回应,月儿显然表现的很自豪。但那些未婚青年就不一样了,那眼神就像一根根毒针一样朝我刺来。公安局是两排二层平房,月儿的宿舍位于第二排的二楼。天黑以后,第一排的好几间办公室的灯都还亮着,而且几乎每个窗户前都站着一两个年轻小伙子,眼巴巴地朝我们这边望着。我知道,他们是想看我当晚在哪里过夜。月似乎也发现了,便故意扯着嗓子喊我:“北鸣,洗脚睡觉。”并很快就把灯给熄了。的确,那天我真就是在那里过的夜,只不过是分床睡的,我在月儿的床上,月儿在她同事的床上。那晚,我们聊了很多,当然都是关于我们的未来的,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正经八百地谈恋爱了。也就是那晚,月儿心里的包袱似乎才彻底放下了,非但嘻嘻哈哈地憧憬了大半夜未来,而且还满脸娇羞地告诉我:“我这下真相信你不是高加林了。”

月儿的这招还真是奏效,从那儿以后,那些未婚青年们果然不再纠缠她了,我们的爱情也由此被彻底公开了,也就是从那以后,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着,月儿继续上她的班,我继续上我的学。当然,书信自然也多了起来,但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情书,都是一些平常琐事,不是叫我注意防寒保暖,就是她回老家又和我妈蒸了一锅包子,苏打搁少了,酸的吃不成等等。诚然,我们的爱情似乎从来不曾轰轰烈烈,有的只是日常的平淡,但正是这份平淡,才让我们之间的情感更加纯净、更加真实。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抛开肌肤相亲,我们的爱情似乎从一开始便进入了婚姻状态,甚至可以说是老夫老妻了。真的,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默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情和造作,就好像这所有的一切本来就该那样似的。的确,那时候的我总以为我们的爱情之帆会永远这样风顺桅正,行稳致远,并必将会成功抵达浪漫的彼岸,甚至就连对岸的风景,也几乎是清晰可见了: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县里或是沙城工作,我也坚信自己一定会闯出一番天地,抑或就像二叔说的那样“闹下一场世事”的。至于月儿,也就不一定再干她的临时工了,开个小店,或者干脆啥都不干,作个全职太太算了,到时候,我就入有娇妻,出有佳绩,这无疑也该算是所谓的“人生赢家”了吧!我甚至一度觉得,所有的类似于“青梅竹马”、“郎才女貌”这些词儿就是专门为我们而创造的。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应该说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靠近我的理想状态了,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们的爱情之帆骤然改变了航向,径直滑向可怕的冰山,并最终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深深地沉进了黑暗的大海。

那年三月,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中心在全国高校选拔了一百名大学生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活动,我刚好被选上了。临走的时候,我还专门回了趟老家,两家人还特意一块吃了顿饭。那天,二叔打了瓶五粮液,并硬逼着我也喝了十几杯。那天,二叔又喝高了:“哈呀!这下弄美了,咱们墩儿一家伙都把‘飞脚’踢到外国了,又够我在这前后沟吹打几年了。”月儿更是高兴的不行,自始至终就没有停下过笑容。

那时候的通讯条件不像现在,很不方便,所以在日本的一年里,我和月儿始终都没有过任何联系。第二年四月一回到武汉,就迫不及待地打通了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电话是月儿的同事吴姐接的,当我让她叫月儿时,她哭了:“月儿病了,辞职都快一年了。”但任凭我再怎么问她,她都没有告诉我月儿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一下子慌了,急忙办理了请假手续,赶回了老家。

回到村里已是中午时分,我就径直去了月儿家,二婶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我之后,先是一惊,便唰唰地流起了眼泪。

“月儿呢?得啥病了?”我急忙问她。

“昨晚闹腾了大半夜,这会儿又睡着了”二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一边抹眼泪,一边这样说。

但是,当我来到她的炕边的时候,她竟突然醒了,看到我以后,真是高兴坏了,穿着内衣就从炕上跳了下来,猛地抓住我的手:“我刚梦见你回来了,没想到真的回来了!”就在那一刻,我就明显感觉到,月儿和以前不一样了,头发凌乱,面色惨白,整个人消瘦的完全脱了样。

“刚到。先把衣服穿好嘛!”对于月儿的状态,我当然很是吃惊,但还是强装镇定。月儿的脸唰地红了一下,急忙回到炕上,用被子围裹着穿起了衣服。

“你怎了?得啥病了?”我问她。

她重又从炕上下来,呆呆地立在炕楞边上,不停地搓着双手:“我也不知道,就是不由我自己。”

“什么不由你自己?”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又急忙问她,但月儿再没有回答我,埋下头哭了。

这时,二婶也进来了,顺手将一件线衣递给月儿,并哀求一般地说:“你看,墩儿回来了,你千万要给咱好起来呢,能不?”就在这时,月儿突然抬起了头,两眼死死的盯着我看,那眼神很是奇怪,就像从来都不认识我似的,而正当我为此感到纳闷的时候,她又突然笑了,那笑声很恐怖,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紧接着,她的眼里又涌出了另外一种光彩,活跃跃、明亮亮的,随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竟然又旁若无人地放声唱起了秦腔,那腔调和步伐专业极了,丝毫不亚于县剧团的角儿,就连整个唱词也很是清晰:

苦哇.....

怨气腾腾三千丈,

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可怜我青春把命丧,

咬牙切齿恨平章。

阴魂不散心惆怅,

口口声声念裴郎。

红梅花下永难忘,

西湖船边诉衷肠......”

我简直被吓惨了,因为在陕北,秦腔是并不流行的,除了县剧团的专业人士,平时几乎就没人哼唱,而月儿也从来就不会唱秦腔的。二婶显然发现我受了惊,一把将我拽到了前窑。不多时,月儿消停了,我又试探着来到后窑,她正在炕楞上坐着,脸色较刚才我一见到她的时候更加惨败灰暗了。见我进来后,她慢慢抬起头问我:“墩儿,日本好不好?”语气很是柔弱,像是很吃力的样子。但很快,她似乎又困了,也没跟我打招呼,就又自顾自地拉过被子睡了。

在月儿睡觉的间隙,二婶哭着给我讲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在我刚去日本没几天,村子后沟的水库动工了,当天中午,工地上意外挖出了一座青砖古墓,二叔见那砖又大又方正,就开着拖拉机拉回来垒了个猪圈。那天,月儿刚好周末在家,半夜,她突然于熟睡中哼哼哼地笑个不停,随后便唱起了秦腔。起初,月儿她妈以为她是睡胡了,便披了衫子跑进后窑,可月儿还是好好地睡着,就像啥事儿没有发生一样。第二天大中午,她又突然来到水库工地,先是阴阳怪调地笑了几声,随即便又唱了一段秦腔。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众人面前现眼,二叔便急忙呵斥了几声,但月儿并没有理睬,只直勾勾地盯着她爸冷笑了几声:“回?你让我往哪儿回?我在那儿都身了一百多年了,没招谁没惹谁,你们竟然把我的府邸给拆了!你们让我不好过,我也让你们不得好活......”众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都说月儿是沾了邪气了。下午,二叔就从下川请来了薛阴阳。那薛阴阳搬着脸在古墓四周转了几圈,面色凝重地说:“这墓里埋个戏子,上了娃娃的身了。”随即便摇起法铃安置了一番。

但也许是因为薛阴阳的道行不够,月儿依旧不见好转。后来,二叔带着她几乎走遍了银川、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大医院和白云山、黑龙潭等附近所有的大庙名观,并且还修建了一座据说很气派的砖墓,把当时挖出来的尸骨重新安葬了一番,但一切依旧无济于事,月儿依旧执着地唱着秦腔,起先是一段一段的唱,到后来干脆就整本整本的唱开了,有好多竟然还是人们从未听过的“古本”。

那次,我总共在家呆了大概十多天,就不得不返回学校。走的时候,因为月儿又折腾一宿后睡着了,是二叔、二婶和母亲送我走的,在村口路边,他们几个都哭了,二叔尤其哭的伤心:“唉!好娃娃了,也不知道是你们两个谁没那个命,都这般情况了,还说甚呢!你娃娃就死了心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就当从来没有这么个事儿。都怨二叔,真是鬼迷心窍了,要那X骨殖烂砖做甚呢嘛!”我也哭了。“叔、婶,只要月儿还在人世上,我就不会改变主意,我就担心这样下去月儿会保不住的,咱都想办法,至少不能再恶化了!”

但我的愿景终究还是未能实现。月儿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糕了。起初还算是间歇性的,唱过之后就正常了,到后来,秦腔倒是不唱了,但整个人却彻底崩溃了,到处疯跑,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个布娃娃,整日抱着,见人就说:这是她和我的娃娃,叫个小墩儿,将来也能像我一样考大学,当大官。再后来,干脆就连羞丑都顾不了了,光着身子到处乱窜。这期间,我每周都要往二叔那里写信,而二叔的回信总是哄我:“可以了,比以前强多了。”可事实上,每次放假回来,等待我的总是一次比一次更坏的消息,而就在我读大四那年寒假前一个月左右,月儿不见了!那年,我二十四岁,月儿二十五岁。

当然,二叔和母亲他们并没有立即告诉我,我是回来后才知道的,那个暑假,我和二叔都一直在找月儿,沙城、包头、山西等等,几乎把附近一带跑遍了,但始终没有音讯。收假后,我因为被武汉大学保送了研究生而没有派遣工作,便只能返校了,但心里的负担一直没有得到丝毫的解脱,心里无时不刻惦记着月儿,那几年,我总觉得天下的叶儿就没有绿过,花儿就没有开过,就连天也从没有蓝过,总之,一切都是灰暗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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