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重点文物: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下)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不仅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也是本世纪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取得了“三项第一”和“五项之最”的重大突破。“三项第一”是: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考古发掘直接与民间传说相印证的最高级别沉宝遗址发掘,国内第一次发现张献忠册封妃嫔金册;“五项之最”是:数量最多的“西王赏功”金银币,数量最多的明代册封藩王金银册,数量最多的明代官银,数量最多的大西政权高等级文物,数量最多的金银首饰。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大量珍贵文物,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让我们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出水文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张献忠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一类是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物。
    与张献忠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发现了上千件,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西王赏功”钱、册封后宫的金册,以及錾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名的大量银锭。
    这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文物,也是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核心文物之一——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10.3、印台厚1.6、通高8.6厘米,重3.195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


    该印为国家一级文物,学者认为,该印章为张献忠本人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在湖广区域征战期间制作,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清顺治元年(1644)8月,张献忠率部抵达成都,破城而入,随即建立割据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将蜀王府改建成皇宫。“西王赏功”钱就是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铸造的,有金、银、铜三种材质,是用于奖励有功部将的钱形奖章,为古泉名珍之一。



    下图是“西王赏功”银钱。


    遗址出水的两件张献忠册封后宫的金册,形制与明代册封金册相似,等级极高,为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这是张献忠册封后宫的金册,正面阴刻楷书“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宫九御”30字。


    这是张献忠册封嫔妃的金册,正面阴刻楷书“思媚用册为修容。朕德次嫔嫱,匪由爱授,螽羽和集,内教以光,钦哉”26字。


    刻字银锭可见“粮银”、“军饷银”等6个税名及四川境内眉州(今眉山市)、双流、崇庆(今崇州市)、灌县(今都江堰市)、绵竹、德阳、广汉、乐至、井研、乐山等10多个地名,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度,以及张献忠在四川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这是2018年二期发掘出水的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大西大顺元年)和灌县“粮银”五十两银锭(1644年)。


    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铸钱局,铸“大顺通宝”铜钱通行于市。铜钱圆形方孔,钱文楷书,钱背或无字,或铸“户”字、“工”字,有“一角”、“二角”、“三角”之分。这是首期发掘出水的“大顺通宝”铜钱。


    与江口之战相关的出水文物主要是大批的兵器,不仅有铁刀、铁枪、铁剑、箭簇等冷兵器,第二期发掘时还出水了一件火器——三眼火铳,三期发掘中又出水了不同规格的铅弹,这些兵器弹药是确认遗址性质的有力证据,证明此处就是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



    此外,考古发现的木鞘,也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类文物又可分为册封亲王金册、金银货币和金印饰品三类。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将皇子王孙分为八个等级。诸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之外封郡王,由朝廷岁赐食禄,在封地设置王府,世袭爵位,享有特权。遗址发现有明代册封亲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册、银册和金宝,涉及荣、襄、楚、荆、蜀等王府。


    这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据《明史》记载:亲王册封授金宝金册;亲王世子承袭爵位,只授金册,传用金宝,即每个藩王府只有一枚金宝。此枚为蜀王府金宝,为金宝残存一角,可见一“蜀”字。

    这是三期发掘出水最重要的文物——“蜀世子宝”。这枚金印为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明代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明代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这是明崇祯七年(1634)册封亲王金册,正面阴刻楷书:“维大明崇祯七年岁次甲戌四月丙辰朔二十七日壬午,皇帝制曰:天子之众子必封为王,子孙世世相传,藩屏帝室。此我。”

    这是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册封亲王妃金册,正面阴刻楷书:“维嘉靖二十三年岁次甲辰十二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庚寅,皇帝制曰:朕惟太祖高皇帝之制,封建诸王以隆藩屏,必择贤女以为之配。荣。”


    这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册封郡王银册,正面阴刻楷书:“维大明崇祯十一年岁次戊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皇帝制曰:天子之众子必封为王,王之众子封为郡王,世世相传。此我。”


    这些文物,有助于后人了解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册封礼仪。

    明代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和政府税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大量银锭,正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其中刻有时间、地点、用项、官员名及银匠名的明代税银,税种包括“粮银”、“饷银”、“轻赍银”、“义助银”、“禄银”、“税契银”、“行税银”等类,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广西、广东诸省,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征税制度的反映,也是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的佐证。


    这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文物——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明天启元年(1621),国家一级文物。

    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史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这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文物——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国家一级文物。
    银锭内底錾刻铭文:“征完万历二十七年分都水司正银壹佰两正,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日武冈州知州应楠史何添继银匠王文青。”武冈州即今湖南省武冈市。


    明代的金银饰品类型繁多、样式丰富、制作精良,达到了设计与工艺的高峰。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众多精美的金银饰品,包括帽饰、发饰、耳饰、项饰、腕饰、指饰、腰饰等,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此外,出水文物中,还有许多金碗、金锁、金纽扣、金顶针,银碗、银勺、银筷子、银镜、银带扣,铜镜、铜绦钩、铜锁、铜钥匙,铁秤砣、铁篙杆等各类生活器物和生活用具,从中也可以一窥古人的日常生活。
    本文根据网络报道编辑,图片(加有水印除外)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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