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渔阳里铸就初心

朱少伟

101年前，上海《民国日报》头版曾登出《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它看似一则普通的招生广告，实则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问世。如今，追忆这个红色学府的非凡历程，令人对上海的城市精神有更深的感悟。

以公开办学为掩护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时，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许多追求进步的各地青年都来到这里，希望吸收新知识、接触新思想。因而，李达的《一九二〇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已分布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群，统称“渔阳里”。这里有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通常人称渔阳里。此处很适合设秘密机关：由于属上海法租界较迟开发的僻静地段，房屋租金比东部旧城区、西部西式住宅区要低不少；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巡捕人手不足，无法对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作为石库门里弄，弄堂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遇紧急情况撤退方便。所以，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和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分别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和活动基地。

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很快就筹建团组织。俞秀松作为党组织最年轻的成员，承担起这项任务。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发起建立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设于渔阳里6号。

接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根据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需要，在沪创办外国语学社。《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说：“创办东方大学的决定刚作出，陈独秀就从维金斯基（按：即维经斯基）那里知道了。一俟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委托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筹办中国共产主义中央小组外国语学社，并以最紧急的方式当面或者写信……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来，为留学莫斯科做准备。”

1920年9月28日、30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邵力子担任经理的上海《民国日报》在醒目位置两次登出《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为掩护，学员主要由相关人士和团体推荐。经推荐入学者无须付费，《曹靖华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情况》写道：“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按：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包了。”

进步青年来到黄浦江畔

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兼任秘书（校长助理）。杨明斋原为旅俄华侨，1920年春担任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随行翻译。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筹建期间，他在渔阳里6号创办中俄通信社。中俄通信社作为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个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中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它提供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引起广泛关注。党组织将外国语学社与中俄通信社设于一处，显然对工作有利。

相关人士和团体都积极向外国语学社推荐学员，如在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成为青年团员，旋赴申城入学；任弼时、萧劲光等由毛泽东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自湘抵沪；汪寿华、华林等经陈望道、俞秀松介绍，由浙江来上海；吴葆萼、蒋光慈等经陈独秀介绍，从安徽到了黄浦江畔。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三十余名团员。在团内，俞秀松每周安排一次政治报告会，他常自己登上讲台，也请陈独秀、李达、杨明斋等作演讲，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

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五一节时，还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撒传单等活动”。

《周伯棣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写道：“我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是在1920年11月20日至1921年5月份”“俞秀松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半工半读，我就从杭州到上海，进了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记得我当时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亭子间里”，学员“大部分是住在外面的，只有一小部分住在6号”。他还提及：“俞秀松叫我管图书，每月有陆元工资。听说这笔钱是沈雁冰等同志的稿费，用这笔钱买了许多书。”外国语学社的图书室，可算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个图书馆。

渔阳里6号为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大门以石料做门框、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两侧为砖砌方壁柱悬垂，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楼下客厅有木制花格落地长窗，前楼窗台下装活络木栅并外置铜质雕花栏杆。当年，楼上为办公室和宿舍，楼下为教室。许之桢的《关于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回忆：“刘少奇、柯庆施住在楼上厢房。住在那里的人有的睡棕绷床，有的睡板床，也有的就睡地铺……刘少奇也在别的地方住过，有时与萧劲光住在一起。俞秀松、李启汉住在楼上厢房亭子间，并放有油印机。杨明斋住在楼上灶披亭子间，是中俄通信社办公的地方，放有写字台一只，楼下中厢房是吃饭的地方。”随着人数的增加，原有宿舍越来越拥挤，刘少奇主动与部分学员在附近另觅住处。他们每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五元六角，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

建立信仰，确立初心

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萧劲光的《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他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分别是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后来，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外国语学社又延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教俄文，《王元龄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写道：“我在这里教书时，教室在楼下客堂，黑板挂在中间，黑板面朝东。学生约有三十人，课桌放得很挤，中间有两条走道，里面课桌紧靠六扇平门，平门是关着的。”

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常进行政治学习，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一些学员曾参与工运工作，并协助中俄通信社抄写、油印和校对稿件，还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撰稿，发表了《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陈为人撰）、《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卜士奇撰）、《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柯庆施撰）等文章。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

可以说，许多学员都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完成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化，踏上了革命道路。

群英荟萃永留盛誉

外国语学社学员总计有六十余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杰出人才。从1921年2月开始，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等三十余名学员陆续离沪，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55年许之桢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6号活动及原址布置情况》说：“优秀青年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分三批走……”

那时，中俄之间交通受阻，而初创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条件也比较艰苦。萧劲光的《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张学琅游俄通信》（1921年8月24日）写道：“我们于阳历四月十一号由上海动身，七月九号始抵莫斯科……我们所入的学校叫作'东方劳动共产大学校’，今年五六月间才开办的，所以校内一切设备现在不大完全。”

随着许多学员赴苏俄，外国语学社基本完成使命。然而，在1921年7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仍登出《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广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廿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这表明，它的活动延续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外国语学社是一所群英荟萃的学校。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既有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罗亦农，也有早期党的重要干部谢文锦、王一飞、吴芳、雷晋笙、梁柏台、陈为人、任作民、傅大庆等，还有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领导人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等，以及翻译家、作家、诗人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正如任继宁的《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爷爷任弼时》所记载：“虽然学社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刘少奇、我的爷爷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等众多革命前辈早在留苏前夕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外国语学社也为前来上海的革命青年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学习环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主要是俄语)，并在革命实践中考察和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到俄国进一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输送精锐骨干。”

1958年11月1日，刘少奇到渔阳里6号视察，曾在东厢房的一张课桌后边坐下，深情回忆往事，感慨地说：“有些同志已经牺牲了啊！”

外国语学社铸就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当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