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讲学：可变动时长会谈的机制

可变动时长会谈的机制：解释的时机与分析家的责任

Colette Soler

今天是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我只会说几个点。第一：什么是精神分析家的职责？你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责任”这个词：无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你们可以问精神分析家为他或她的病人提供什么，换句话说，你们在精神分析中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事实，你们支付，你们甚至付出了很多，但为什么这样和为了什么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问题 - 这些问题来自那些提出精神分析问题的人，你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问题是由一个主宰每个人的东西所决定的：不是父亲的法则，而是收益的法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每天都会询问如果我购买的话，我会消耗多少成本和获得多少收益，如果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个法律就会占据一个主导性的地位。它没有你们的协议就可以工作;它是科学的产品，间接产品。它是科学发展和科学需要生产的对象产生的次要影响。精神分析是否能够存留下来尚不清楚，但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在这种攻击中幸存下来，那么精神分析可能与这庞大的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并不相容。

拉康强调精神分析与科学相关的事实，精神分析也是-作为一种实践和一种理论的精神分析-依赖于科学的存在的;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精神分析是通过科学而实现的，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与科学则是不相容的。有些东西并不完全是对立的，但你们会立即看到科学的分歧，盲目地产生知识、更多的知识。

精神分析与知识有关，但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询问不同的真理，甚至将真理作为知识进行审问，但无论如何都要去审问真理的。真理并不意味着是普遍的知识，而是一个主体的独有的真理。精神分析家因而不必对“什么是收益、利润？”这个问题有所印象。他/她必须是精神分析家并且一起工作。他/她不是护士;如果主体需要护理，他必须要求真正的护士。即使他/她是一名医生，分析家也不是医生。在他或她作为精神分析家的工作中，他/她不是医生工作的。他/她不是一个提供认罪的牧师，也不是他/她的顾问，提供建议来指导生活中的主题：爱情问题，工作问题等等。他/她是一个坚持承诺去解释的人。精神分析家显然不能仅仅依赖任何人进行分析，因为在将某人分析之前，他/她首先必须获得该人的主体位置的变化。如果有人来精神分析家这里寻找非常精确的东西，例如，为了解决一个精确的家庭问题，他/她不能立即进入分析的，因为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直接解决这个人的家庭问题的人。

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弗洛伊德所谓的导致家庭问题的无意识欲望;因此，在将某人分析之前，你们必须改变他或她的主观立场才行。有一个问题是，精神分析学并没有要求所要知道他/她所不了解他或她的真相。他/她知道他或她发生了什么，大他者已经做了些什么。有时他/她要求帮助或救济，但不知道他/她已经知道些什么。

分析家的唯一职责是提供解释，但如果你们想提供解释，你们需要解释一些东西。首先要解释你们需要一个让你们解释的主体才行，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你们需要一个同意以你们要求他或她发言的方式去讲话的主体，即通过自由联想。在他/她可以对无意识加以翻译之前，分析家必须做其他的事情：他/她必须设法成为患者话语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清晰可见 - 虽然不是我在这里使用的相同术语。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做的是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解释有时会遇到障碍 - 移情性的障碍。 1915年，在《回忆、重复和修通》中，弗洛伊德说，他发现需要进行移情才能使解释成为可能。确实，在精神分析中存在治疗效果。这种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证明了无意识的存在 - 它证明了言语、能指和症状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不是目标。我们试图获得精神分析式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去缓解症状，主体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有精神分析在帮助他或她的感觉，但他/她在精神分析后会变得更好。在负性治疗反应的情况下，主体和分析家发现在进入分析之前主体反倒更为快乐一些。这不是最常见的情况，但它确实发生过。一般来说，主体认为他/她之后会更幸福，但这种积极的变化可以从普通话语的有利位置中看出来，这种观点要求每个人都去快乐和成功。我们受当前话语的法律约束了。我之前谈的是利润法则 - 也许现在有一种幸福的超我-这就是当前话语的单纯效果。

你们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所有变化都取决于说话的事实。变化发生是因为患者说了些什么：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是由于言说，但是说精神分析的规则命令你们说：一切。这尤其意味着不可取，因为要说一切，这是一种技术。但弗洛伊德的目的，当他要求病人说出所有想到的东西时，并不是要去理解一切，而是要意识到，要听到一些非常精确的东西：这对于这个主体来说是最私密的、最邪恶也是最可耻的。

我们要求患者说出一切可以使不可能得以出现的情境来。自由联想的规则并没有要求你们说出你们想说的话。规则要求你们准确地说出你们不想说的话，这是一种强迫。它不是主人能指的强制。还有一个主人能指的强制，它包含了它向你们指示你们想要什么，你们必须做什么，你们想要什么 - 例如，成功，金钱等等。

在精神分析中，也有一种强迫，但这并不是强迫你们说出你们想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强迫，可以让你们说出你们的意思，你们想要但还不知道的东西 - 弗洛伊德称之为坚不可摧无意识的欲望永远存在，永远在场，永远在隐藏。

我还想要谈谈精神分析中的时间问题。如果患者支付精神分析家以获得关于他或她自己的某种启示，他/她是支付解释的费用，而不是为时间而付费。精神分析家并不亏欠患者的时间，他/她只是亏欠他或她的解释，而解释则假设着其他事情：解释假设了在场。精神分析家的在场- 他或她每天都在适当的时间在他或她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严肃的责任。

时间是另一回事;今天不可能完全处理精神分析中的时间问题，但我会提出几点意见。

精神分析的时间不仅是会议的时间，也是精神分析本身的时间，治疗的持续时间。精神分析中的时间问题必须被视为主观的时间，主体的时间。如果你们必须揭示这个主体的话，那么只需要一个参考来解决时间的问题：主体的时间是怎样的？在这一点上，拉康并不总是说同样的事情，我给你们的印象是它很简单，但第一个问题涉及说话的主体的时间 - 主体的时间性仅由他或她从事的讲话决定。

第一点是，主体存在着特定的时间性，而时间性则不是，例如，生物的时间性：动物的时间性。有动物时间性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本能紧张的暂时性。如果你们去观察动物的世界，你们会看到一种由本能紧张调节的时间性，也就是说本能的节奏、组分和性的本能;主体的时间性不是本能的紧张，也不是时钟的时间。

我想谈谈时钟的时间;拉康在第二次研讨会上谈到时钟如何被发明出来和时间的测量。例如，让 -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是一个偏执狂的天才 - 精神病主体 – 他声称就有时钟时间有问题。在卢梭决定抛弃他的手表时，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所有话语都被强加了对时间的衡量上。没有时间的衡量，你们就不能有约会或社会的意义了。但精神病患者可以决定不再拥有手表，不再看到它是什么时间，除了白天和黑夜之外。

主体的时间性既不是时钟的时间，也不是生物的时间性;它是能指的时间性。能指链的时间性是什么呢？这是先在预期和事后追溯之间的双重时间性;它是拉康所谓的可逆的时间。

换句话说，言语的时间性是指在你们说话时的预期、结束时刻（你们能掌握你们的意思的那一刻）和追溯的时间，当你们到达预期结束时的这一点，所有以前的话语都会具有新意义，也就是说，新的意义具有往前的追溯力。这是“我还不知道”和“哦，是的，我已经知道了”之间的时间是分歧的。主体的时间是第一个定义中的时间与能指所产生的意义的时间。交谈的时间是言说扩张的时间，作为倾听者的分析家决定了主体所说的内容。我不会在这里进一步去阐述这一点，但是一个非常一致的理论将语音的结构与主语的时间联系了起来，并将主语的时间与听众的干预联系了起来。

但这并不是拉康所有的关于时间的说法。明年我们的讲课将去谈论拉康第十一次研讨会的内容，其中拉康说有一段时间的能指链，但它与其他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可能被称为客体的时间。那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无意识没有时间性，无意识的欲望是坚不可摧的。这意味着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一些不会改变的东西;有些东西会发生变化，但也会有一些不会变化，我们可以区分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两个要素：具有可逆时间的能指，然而客体却是一个常数：这就是对象a。

雅克 - 阿兰米勒在周三谈到了辩证法，辩证的时间是能指的时间，而不是恒常的惯性的时间。

精神分析的主体之可逆时间与另一个开放和闭合的时间元素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主体用能指表达无意识中的某事的时刻与能指静默的时刻之间的击打或者节拍。能指的主体是一个具有很多特点的主体，但主要特征在于能指链中的主体匮乏，缺乏的存在，缺乏的知识，缺失的享乐，缺失所对应的对象。该主体询问分析家他/她缺乏什么 - 可以阻止他或她的匮乏，他或她想要成为他或她缺乏的知识或存在的那种东西。那么，精神分析家的角色是什么？总之，它是体现主体之匮乏的那种东西。

主体缺乏的是知识和对象。在转移中，精神分析学家应该能够去恢复主体所缺乏的对无意识的知识，同时发现对象a的轨迹。精神分析家被要求作为缺乏的场所，这意味着他/她被要求作为一种补充，这是一种弥补对象之缺乏的那种东西。如果不是遇到一个让人忘记的缺乏的对象的话，那么爱会是什么呢？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充当这样一种爱的对象。所以，在这方面处理转移是并不容易的，因为分析者的阐述与分析家的互补之间是存在着矛盾、对立或紧张的。因为当你们被封闭起来时，你们不会被煽动去说话;这里的运动力总是缺乏。当你们通过移情实现而完成时，你们不会参与并说出你们想要的内容所需的那些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解释之前，移情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以使得主体的这种补充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有时意味着防止在场和言语 - 患者要求的一切 -的短暂的会话，甚至遵循基本的分离的规则，可以缩减到一秒。【会谈可能缩减为一秒，吉布尔先生曾在成都讲述自己找拉康两秒后离开的经验。】分离有时意味着痛苦、沮丧和愤慨。

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在精神分析中，你们需要为这里的丧失而买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丢失了一种不当的丧失。某些类型的丧失实际上是有好处和利润的，但是不是你们在开始时所期望的利润或收益。【对此，可进一步参考17年7月我们对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教授Fabien Fajawaks的采访：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计较。】我想强调，这种观点可以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被找到。当弗洛伊德在“可终结和无休止的分析”的第7章中谈到他称之为转移的主要阻抗时，他所描述的是患者声称对方有亏欠他或她的东西。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是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主体永远不会停止抱怨他/她没有得到他/她正在支出的费用。弗洛伊德把这称为阳具。主体支付具有价值、这种价值的东西的能指。

弗洛伊德的哲学立场是，精神分析家并没有给出这个东西，因为他/她不能;这不是因为他/她没有，而是因为他/她不能。丧失的东西与作为话语的主体有关。因此，这种丧失是不可避免的。主体的同意是他或她接受丧失的一种方式，并且与治疗效果密切有关。

我今天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已说的乃是，时间的问题被认为是主体的功能作为匮乏和他或她的补充而存在。其次，我把时间问题与精神分析的伦理目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是不可能不这样去做的。时间问题必须反映在精神分析的目标或其终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