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捕后孤立无援，论敌章士钊助陈免于死刑，陈为何不领情？
1932年10月15日晚上，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中被工部局巡捕逮捕。陈独秀一生中曾多次被捕，但这次是最艰难、最孤立无援的一次。被开除党籍，又被曾经的敌人逮捕，此时的陈独秀可以说是两面不是人，陷入绝境。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是两大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成就。因此，虽然当时的陈独秀两面不是人，但他被逮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陈独秀被交由法院公开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能够轻易脱离困境，因为南京的检察官对陈独秀提出了足以致命的指控：
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对于当局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按照当时的法律条例，检方对陈独秀的指控足以判处死罪。而当时陈独秀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曾经的组织自然也不会出面。就在陈独秀打算以自辩的形式面对法官时，章士钊从上海跑到南京，表示愿意出面为陈独秀辩护。
陈独秀和章士钊结识于二十世纪初，在那是个风雨如晦、灾难深重的岁月，他们因探索救国救民的之道走到一起，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是，在五四之后，两人却逐渐走向对立面。陈独秀努力将自由、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传入中国，但章士钊却鼓吹新旧调和思想。
章士钊认为拯救中国应该是“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陈独秀对这种论调极为不满，批评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
之后，章士钊更是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5年，章士钊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阵地攻击、诋毁新思想，公开提倡礼教和封建文化，形成了复古的“甲寅派”。对此，鲁迅曾说：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
陈独秀对此也有极为清醒地认识，他意识到这位昔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论坛健将，如今也像康有为一样开倒车了。惋惜之余，陈独秀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大逆潮流、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而章士钊则下了一道训令，宣称陈独秀为“非法头目”。两人之间的争论，从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或思想争论。
一年后发生的“三一事件”，则使陈独秀与章士钊彻底绝交。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举行爱国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40多人，伤 200人。这次的死者中较为著名的有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鲁迅曾为其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而这一天，也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立马写信与章士钊绝交。陈独秀认为，章士钊虽未亲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他也是难辞其咎的帮凶。
绝交之后，陈独秀与章士钊再无私人联系，由昔日的好朋友变成了真正的敌人。因此，当陈独秀看到章士钊出现在自己面前那一刻，既惊讶又感动。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时候为自己挺身而出的竟然会是这位与自己恩断义绝的敌人。陈独秀想起了他们昔日的深厚情谊，想起了章士钊曾因参与革命党组织的刺杀行动而流亡日本，又想到章士钊是沪上有名的大律师，当下便答应让章士钊出庭为自己辩护。同时，他自己也依然自辩。
1933年4月14日，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陈独秀“危害民国”案。法官宣布开庭后，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双鬓斑白须长寸许的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随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陈独秀“危害民国”、“以文字叛国”，触犯了《紧急治罪法》。
陈独秀在自辩中，严正声明自己只是反对政府而不反对国家，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摒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此外，陈独秀还指出：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 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 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 “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陈独秀自辩之后，章士钊开始了他的辩护：
本案为首本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陈独秀之主暴动，即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宁、合义迥不相眸。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
章士钊抓住言论和行为的区别，指出陈独秀并无危害国家的行为，并未触犯《紧急治罪法》。陈独秀听到章士钊洋洋洒洒、逻辑缜密、有法有理的辩护后，倍觉欣慰。但接下来章士钊的一番话，却让陈独秀气得想要拍案而起。
章士钊认为，单从法理上为陈独秀辩护是不够的，还应从政治的角度为陈独秀做出辩护，正好陈独秀在这方面也有文章可做。因此，章士钊这样说道：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则斯丹派少一人，斯丹派少一人，即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
要知道，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对方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可没少派说客对陈独秀进行劝降。但陈独秀虽然被开除党籍，但始终坚持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原来的组织只是内部问题，跟关押自己的人则是阶级敌人。因此，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有意将自己说成和当局是同一战线之人时，立刻气得想要站起来，但却被法警制止住了。
章士钊发言完毕之后，陈独秀才再次得到发言的机会。他虽然知道章士钊的辩护是为了自己好，但他仍掷地有声地说道：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当时章士钊瞬间懵了，他没想到陈独秀会忽然来这么一下，这不仅让他瞬间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让陈独秀本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不过，章士钊并未因此怪陈独秀不知好歹。时候有人曾问及此事，章士钊只是笑着说道：我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人难交，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家相知有素，朋友关系始终如初，故而从无诟谇。
之后，案件又公开审理了两次，陈独秀最终被判了8年。当时的《实报》在报道此事称：陈案全赖章士钊之力，方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当然夸大章士钊功劳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章士钊的辩护确实帮了陈独秀很多。一是从言论与行为的角度指出陈独秀并未违法，二是从政治的角度指出陈独秀可能是同路人。
当然，也正是第二点使得陈独秀始终对章士钊耿耿于怀。因为这虽然救了他，却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更是将他置于不义之地。不过，章士钊也并未计较这么多，因为他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该做的，至于陈独秀如何看待，那只能看他本人的意愿了。章士钊回到上海后，还多次提供钱财帮助陈独秀改善牢中生活。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发作后，也是章士钊亲自找的医生替陈独秀看病。
抗战爆发后，在诸多爱国人士的呼吁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在监狱中度过了四年零十个月，成为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出狱那天，《大公报》发表短评：我们欢迎这位老战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出狱后的陈独秀被很多人拉拢过，比如中统要员丁默邨想把他接到党部招待所，胡适、张伯苓想要陈独秀进国防参议会，托派想让陈独秀回上海重振声威，一家美国公司想出钱让陈独秀写自传，当局甚至想给陈独秀经费再组一个党……但这些都被陈独秀拒绝了，他只想回原来的组织。只可惜，一些意外使得陈独秀没能回去。
1938年7月初，陈独秀迁居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身在重庆的章士钊，偶有闲暇便来看望陈独秀，并给予生活帮助。1940年2月的一天，陈独秀老病复发，艰难之时，章士钊又慷慨救助。当陈独秀收到章士钊的汇票时，再也抑制不住感激的心情，写信说道：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
那一刻，陈独秀想起了他们逃亡日本的时光，想起了他们一同撰文宣传新思想并肩作战的时光，想起了章士钊不请自到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时光。只可惜，思想上的巨大分歧使得他们再也无法亲近了。两年后，陈独秀在孤寂、贫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