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Biotech总市值5年涨180倍,还不够!助跑者高瓴、药明已进全球前10,这8大问题需要医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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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蓬勃发展的生物制药行业的出现不再只是一个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未来有着深远影响。”从2005年便常驻中国的麦肯锡高级合伙人Franck Le Deu如是写道。
过去15年,全球生物制药市场竞争强度显著增加。最近,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制药产业中的重要角色,为全球的创新和破局提供强有力的来源。这是由行业的本质(对患者影响的全球性潜力)和过去5年的监管改革所推动的。
中国生物医药正呈现哪些变化?支撑其崛起的因素又有了哪些提升?中国崛起后会对全球产业产生什么影响?Franck回答了这些问题并邀请制药公司考虑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 8 个潜在影响。
01 资本常态繁忙,融资新模式出现

6月30日,和黄医药在港股上市,盘中涨幅一度高达110%,收盘市值约500亿港元。同日,中国最大的全产业链民营疫苗集团艾美疫苗向港交所提交IPO申请。而在这周一,百济神州在科创板过会,凯莱英启动港股上市计划……
从去年起,生物医药资本市场的繁忙正在变成常态。
数据正在证明这一事实,在港交所、科创板或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本土Biotech公司累计市值从2016年的10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5月的1800亿美元,5年增长了近180倍。实际上,这波上涨热潮并没有花费5年时间,而是从港交所18-A及科创板开通起算,在2020年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康希诺、再鼎医药等均突破千亿市值,有的甚至是2000亿元、3000亿元。
二级市场的繁荣也依赖于一级市场的支撑。过去专注医疗投资的基金大多都是“进口”基金(有外资背景)、行业基金,现在这一风向已经变了,过去重仓科技或其他领域的创投大多都开始寻求生物医药投资的拓展,规模大有能力的已经小有成绩,而过去专注医疗的机构也迎来了收获期。
其中,髙瓴与红杉今年上半年在生物医药领域分别收获了接近10个IPO。有的机构品牌已经走向海外,CB Insights显示,截至2021年Q1,全球前10名的医疗保健风险投资基金中有2只来自中国,分别为高瓴资本和启明创投。
同时,生物医药投资机构并不满足于国内的标的,越来越多的基金将资本部署海外,譬如礼来亚洲基金、汇桥资本、泉创资本等,不过目前多数是对美国新型初创企业的投资,少数投向了欧洲。麦肯锡的一份新报告称,2018年~2020年期间,中国仅占欧洲生物技术早期资金的2%。
值得关注的是,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海外生物科技公司在机构支持下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Franck举例,在奥博基金的支持下,总部位于美国的生物制药公司Kinnate最近筹集了3500万美元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以开发及商业化其在大中华区的项目。2017年,Vivo资本找到欧洲的生物制药公司Ascendis,在中国成立了维昇药业,将其三个主要产品在中国开发及商业化。
02 CXO炙手可热

在生物医药创新涌现的过程中,作为“卖水人”的CRO/CDMO行业可谓最大赢家。
6月22日,药明生物市值超过“医药一哥”恒瑞医药,淘金者不如卖水者。“没想到三年前的预言在今天实现了,犹记得当时关注药明者寥寥,博腾股份还深陷困境泥沼,而如今CXO已炙手可热。”一位长期关注医药行业的投资者评论道。
实际上,这描述了CXO行业近年来的狂热发展现象。在港交所、科创板或纳斯达克上市的CDMOs和CROs 上市公司累计市值从2016年的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5月的1760亿美元。
Franck指出,中国已经是领先的细分领域的服务提供商,拥有全球客户群,例如化学领域,药明康德75%的业务收入来源于境外,凯莱英这一比例超过了88%。而生物药CDMO领域,药明生物从2018年开始争夺全球探花之位,最终打败三星生物领先一步,有分析师预测在五年之内药明生物将超过全球第一的Lonza(龙沙)。
市场似乎也投出自己的一票,截至发稿日,药明生物市值已经是603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5015亿元)。从2018年底起,药明生物开始在全球布局制造网络,目前该公司在全球包括新加坡、爱尔兰或美国伍斯特均开设了工厂。
在CRO方面,缔脉生物和 Clinipace(总部位于美国)在4月宣布合并,一定程度上表明全球医药间国际合作正在变得频繁,中国需要走向海外,海外也需要进入国内,而CRO作为服务提供商需要有跨越美中的能力。
03 人才吸引持续提升

尽管中国医药真正的创新并未发展许久,但本土Biotech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一些公司正在迅速从“立足中国”向“立足全球”转变。
表现之一就是聘请来自跨国药企的关键人才,并在其本国担任全球职位/角色。Franck举例,百济神州从辉瑞聘请了其全球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不过百济并未宣布和确认这一消息),再鼎医药从基因泰克聘请了其总裁兼肿瘤学全球开发负责人,两位高管均在美国工作。
而在中国工作的来自跨国药企的高管更是一抓一把,甚至可以说是“标配”。自从吴晓滨离开辉瑞任职百济神州,诸多跨国药企曾经的高管甚至是掌门人均投入本土Biotech,或者自己创业操盘一个创新公司。譬如云鼎新耀的CEO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礼来度过,腾盛博药的CEO是一手建立吉利德中国的罗永庆,而最近据业内获悉默沙东中国罗万里将加入初创型生物制药企业箕星药业
04 中国生物制药的崛起

医疗政策的创新、资本退出途径的清晰和人才的涌入,带动着中国本土创新热潮叠起,创新药企数量猛增。而在疾病领域,攻克癌症成为大多数药企前进的目标。截至2021年5月,中国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抗肿瘤新药项目约有110个。
IQVIA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上市了37款抗肿瘤药物,而在2006年~2010年,中国只上市了6款抗肿瘤药。并且在下一代肿瘤生物治疗领域中,中国研发项目数量已达到全球13%,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2%。
2020年,对于中国创新药企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的创新药逐步获得了全球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认可,顺利完成多项Lincense-out交易。礼来超10亿美元获得信达PD-1达伯舒(信迪利单抗)中国以外地区的独家许可权,艾伯维近20亿美元购入天境生物的CD47药物,都证明了中国创新药企的实力。
此外,在创新药的研发范围和速度上,中国本土药企也在加大力度。除了肿瘤药物领域外,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的创新重点也在加速扩展到其他疾病领域。
除了加速研发外,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也在加速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全球化布局。自2017年中国加入ICH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开始尝试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其中,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在澳大利亚、美国或欧盟等国家进行的试验数量明显增多。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达到国际质量标准的也越来越多。
2021年6月22日,中国首款CAR-T细胞产品获批上市,开启了中国CAR-T细胞疗法新旅程。对于CAR-T疗法的研究,中国正成为重要参赛选手。据IQVIA研究所统计,全球有1297个CAR-T疗法临床试验点,其中284个在中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药企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数量在不断扩大,但具有广泛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经验的中心和PI数量仍然较少,所以仍制约着中国药企的发展。
中国创新药企在研发环节的大力投入,换来了更多获批上市的新药。而上市后的新药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商业化。除了在中国建立或者合作商业化团队,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也开始将商业化目光投向国外。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成功在美上市销售,为中国药企的出海提供了参考模版。南京传奇生物的BCMA CAR-T疗法和和黄医药的索凡替尼等药物也向美国FDA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除了美国市场,很多药物也逐渐向欧美市场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
05 中国生物医药未来十年的8个潜在影响

中国生物制药的崛起是一个明显而有力的趋势。Franck邀请全球高管考虑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 8 个潜在影响:
第一,中国创新规模和速度对生物制药价值链的影响,生物医药能否像其他行业(如高速列车)一般,利用其核心优势、创新规模和创新速度,降低全球参与者的发现成本?创新药更快从实验室到患者所节约的成本,中国广泛的需求是否会导致对单抗定价的不同选择?
实际上,行业正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PD-1作为中国生物制药的开端,尽管备受同质化的质疑,但它的争相上市改变了海外的高定价。上市之初信迪利单抗的定价约为K药的四分之一,进医保再降一半,到如今君实甚至在投资者交流会上称,即使PD-1降到1万/每年,作为基石药物也会有300亿的国内市场。而最近复星凯特年治疗费用120万元的CAR-T产品备受争议与规模及创新速度并不脱钩,毕竟中国目前仅有一个CAR-T产品,市场也仅局限在部分人。
第二,中国的VC/PE以及证券交易所(包括港交所和科创板)能否成为欧洲、美国的公司可靠的资本替代来源?
2018年4月,香港联交所修改主板上市规则,新增18A章允许未有收入、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IPO;2019年6月,科创板开板,其第五套标准被业内认为是为Biotech量身定制;2020年6月,创业板注册制落地,明晰红筹企业上市条件。
从证券市场改革的进程中,显而易见的信号是开放包容性,包括此前的沪伦通(指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的机制),但每一项政策都要经过检验才会铺开。如今年上半年,业内多有消息称科创板明显收紧。
第三,AI会成为中国创新药企的“变数”吗?近年来中国药企在AI对于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投入越来越多,已然将中国打造成为了亚太地区“人工智能超级大国”。数据显示,虽然全球只有8.4%的AI技术研发公司位于亚太地区,但中国公司占了近30%。2020年9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驱动的AI药物研发公司晶泰科技完成3.19亿美元C轮融资,创下全球AI药物研发领域最高融资额纪录。鉴于中国有庞大的患者数据集和越来越多的AI公司,不禁让人想问,中国的AI研发领域的发展会超越欧美国家吗?
第四,当中国药物发现能力逐渐成熟,是否会提高全球研发生产力的“门槛”?从Me-too到Me-better,再到Best-in-class,甚至是First-in-class,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迅速增长。随着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在研发领域的不断投入,未来中国的药物发现能力是否会迅速成熟?甚至是基础研究中找到新靶点、新机制?当中国创新药企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时,全球研发生产力又将会以什么作为新的“标准”?
第五,中国患者买得起的药会走向海外吗?由于支付体系的不同,中国的创新药价格多低于欧美药企的新药,中国仿制药的价格更是远低于欧美原研药,而这种又便宜又好的药是否会推向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帮助东南亚或是非洲国家的患者解决的用药问题?
近年来,中国药企引进国外产品时,逐渐从获得中国市场权益拓展到东南亚国家甚至是全球权益。今年6月,极目生物用4575万美元获得Olympic Ophthalmics用于治疗干眼的商业化阶段产品iTEAR®100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韩国和东盟10个国家(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开发及商业化销售。不论是自主研发还是授权引进,中国已有公司开始关注非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第六,新一代全球生物制药的出现。中国的生态系统能否孕育出具有不同足迹和方式的新一代全球生物制药(即“两全其美”)?紧跟日本的脚步,只是速度快得多。
日本走出来的跨国药企引领者当属武田。武田源于1781年成立的中药分销公司近江屋,其完成从医药商业向原料药的转型路径基本和中国大部分药企相似,之后是长达30多年的Me-too药物阶段,在药品控费政策下主动寻求国际化发展和创新药研发,这和当前中国传统药企面临环境极其相似。武田最终实现创新药转型并成为一个跨国药企的关键,还在于有全球重磅药物的产生,中国药企何时能诞生大药?中国的生态系统允许吗?
第七,对创新竞争水平的影响。在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在“相对了解的模式和疾病领域”VS“更创新更有突破潜力的领域”之间找平衡?这是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
E药经理人曾在调研时听到一位投资人的答案:纵观行业多年发展,每个企业的关注点不过是在遵循疾病的发展历程。正如工业起源于青霉素,当时行业致力于抗生素的研究以对抗传染病,帮助人们度过40岁;到80年代,行业开始将焦点放在心脑血管病,立普妥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应的年龄是50~60岁;2000年之后,当平均年龄超过70岁,疾病谱就到了肿瘤阶段,格列卫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肿瘤之后一定是神经性退行疾病,如眼睛黄斑性病变,髋关节退化,老年痴呆等等。正如渤健阿尔兹海默症药物的获批让国际国内都躁动了起来。
第八,中国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的生物制药创新市场中取胜?中国目前的创新渠道、投资水平和“代谢率”是否与市场的增长预期和发展速度相称?这是非常值得行业讨论的问题。
截至2019年底,跨国药企在华品种专利过期品种比例多在80%以上,有的甚至没有新品。所以,集采越来越成为他们棘手并且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这几次集采下来,跨国药企对集采已经佛系,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放弃而转向其他,有的通过代理产品方式寻求新发展,有的通过服务或者关联产品做健康管理以增强黏性,有的加大了县域市场,有的选择出售资产,有的兼而有之。共同的是,他们都表明了未来将要引入更多新品的决心。而本土创新药企去年的过热发展一直被认为有泡沫存在,时代似乎一直在证明,随着创新程度的加深,有硬核实力的公司才能脱颖而出。
参考资料: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8-ways-china-could-help-transform-global-biopharma-industry-le-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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