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卞之琳：透过他的明月窗前，莎翁、普鲁斯特、纪德等人远航而来

poems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这首《断章》，是新诗百年来最为人传诵的诗篇之一。今天是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日，本月2日则是他辞世20周年之期。他的诗歌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又继承了新月派闻一多、徐志摩等的主张，兼受西方T.S.艾略特、瓦雷里、奥登等人的影响，在冥思中寄寓情感，被评论家认为是出“新月”而入“现代”，独成一家。

卞之琳先生一生翻译论著众多，很少人注意到，他是最早译介普鲁斯特、纪德等域外名家的翻译家，为当时的文学界打开了多扇窗子，今晚的夜读选自翻译家许钧先生为《卞之琳译作选》所作前言，讲述了卞之琳文学人生带给读者如梦般的光亮风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20世纪文学翻译史上，卞之琳（1910—2000）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名字，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他是杰出的诗人，是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他是伟大的翻译家，被译界称为一代翻译大师。他是优秀的学者，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对莎士比亚有着深入的思考。

作为译界的后学，我对卞之琳先生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我拜读过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三卷本《卞之琳译文集》，我惊叹于卞之琳先生视野之开阔、目光之独特、译笔之传神。

对于自己的翻译历程，卞之琳先生说过这样一段具有概括性的话：

“

我从事文学翻译，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要讲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则是60年的道路好像兜了一圈；始于译诗（韵文），中间以译散文（包括小说）为主，又终于译诗（韵文，包括诗剧）。

”

翻译，是卞之琳先生一辈子的挚爱。60年的翻译历程，记录着他对真与美的执着的追求。据他在“译者总序”中的回忆，早在他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有幸选修了一门莎士比亚戏剧课，读到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原文。

课外，他“自读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S.T.Coleridge）的叙事名诗《古舟之咏》，为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就悄悄地把全诗译出，全长1060行，行对行，韵对韵，自我约束极严” 。这次翻译，对于卞之琳的翻译人生而言，犹如埋下一颗种子。

诗歌翻译，于他是一种发现，他由此慢慢接近浪漫派诗歌，后又爱上了象征主义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卞之琳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现，可以说激发了他的诗情，与他的诗歌创作渐渐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合力，创作与翻译互动，成就了他的诗意人生。

检视卞之琳先生60年的翻译历程，我首先看到的，是卞先生透过西方这扇窗户，通过他的发现，为中国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丰富、独特、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

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伍尔孚，爱尔兰的叶芝、乔伊斯，法国的波德莱尔、玛拉美、魏尔伦、瓦雷里、普鲁斯特、纪德，奥地利的里尔克，西班牙的阿索林，这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因卞之琳的译介而在中国读者的心中闪现着他们的光芒，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了他们思的深邃、文的神采与情的温暖。

莎士比亚、雪莱、拜伦

若论翻译，在我看来，翻译在本质上具有开放的精神，善于敞开自身，打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的明镜中，照亮自身；在与他者的相遇、接触、交流、碰撞中，丰富自身，也丰富他者。

基于此而论翻译家卞之琳的功绩，我们会发现卞之琳先生以其开阔的视野，把中国读者引向了广阔的世界，引向了一座座文学的奇峰。卞先生以探索性的目光，发现了象征主义诗歌；更以前瞻性的目光，发现了可与现实主义文学互为补充的现代主义文学。

1980年，他在回忆自己翻译和文学研究历程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今日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从欧洲19世纪的浪漫派诗和写实派小说一下子碰到西方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所谓'先锋派’作品，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恰就是漏掉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段西方文学的认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卞之琳先生就以其清醒而独特的目光，发现了普鲁斯特、乔伊斯和伍尔孚这些现代主义大师的特质，并开始尝试着翻译他们的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与理解现代主义文学做了开拓性的努力。

对于卞之琳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可贵贡献，我有过一些研究。我曾就法国20世纪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也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据我们考察，卞之琳是国内最早翻译普鲁斯特的，虽然译的只是普鲁斯特那部不朽名著开头的几个段落，但其意义却是开拓性的。

1988年，当《追忆似水年华》全书由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即将出版之际，卞之琳在《中国翻译》1988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性的文字：“……三十年代我选译过一段。我译的是第一开篇一部分，据法国版《普鲁斯特片断选》(Morceaux Choisis de M .Proust )加题为《睡眠与记忆》，1934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版上，译文前还说过几句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语，译文收入了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

根据卞之琳先生的这段话，我在宋学智帮助下，查阅了《大公报》，在文艺副刊1934年2月21日第12版上，读到了《睡眠与记忆》这一篇译文，也见到了卞之琳写下的一段他“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话”，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人说卜罗思忒是用象征派手法写小说的第一人。他惟一的巨著《往昔之追寻》(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可以说是一套交响乐，象征派诗人闪动的影像以及与影像俱来的繁复的联想，这里也有，不过更相当于这里的人物，情景，霎时的欢愁，片刻的迷乱，以及层出不穷的行品的花样；同时，这里的种种全是相对的，时间纠缠着空间，确乎成为了第四度(The fourth dimension)，看起来虽玄，却正合爱因斯坦的学说。”

短短的几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普鲁斯特这部巨著的哲学特质，也道出了这部巨著的诗学特征。卞之琳的发现与开拓之功，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卞之琳先生翻译的诗人与小说家众多。在诗歌方面，翻译的主要是法国诗歌和英国诗歌。在小说方面，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卞之琳先生所译的纪德。纪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法国文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但我们知道，纪德是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而差不多是在发现普鲁斯特的同时，卞之琳就开始对纪德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在1933年，他开始关注并阅读纪德的作品。第二年，即1934年，“他首次译出了纪德的《浪子回家》一文。1935年译介《浪子回家集》（作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出版于1937年5月，初名《浪子回家》）。1936年译出纪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全稿抗战中遗失，仅刊出一章）。1937年译《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窄门》和《新的食粮》。1941年为重印《浪子回家集》撰写译序。1942年写作长文《纪德和他的〈新的食粮〉》，翌年由桂林明日社印行单行本，以之为序。1946年为次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窄门》撰写译序” 。

卞之琳对纪德的喜爱与执着，源自于他对纪德深刻的理解。在中国，纪德长时间里一直被当作谜一样的存在，学界对纪德多有不同的阐释。卞之琳对纪德的翻译与评介是在一种互动关系中进行的。

作品的翻译为卞之琳深刻理解纪德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般的评论者所难以企及的可能性。而反过来，基于对作品深刻理解之上的评论，则赋予了卞之琳对纪德的某种本质性的把握。这种直达作品深层和作者灵魂之底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是对纪德思想的准确把握，卞之琳突破一般评论者所认为的纪德的“多变”的特征，指出纪德虽然有着“出名的不安定”，“变化太多端”，但“'转向’也罢，'进步’也罢，他还是一贯” 。

在卞之琳看来，纪德的多变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不断的超越和进步之中。其次是对纪德“章法文体”的深刻把握，卞之琳深谙纪德的为文之道，并善于在翻译中再现纪德的风格。由对纪德的思想与创作手法的双重把握，到化纪德的“章法文体”为我有，卞之琳对纪德的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由此而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赋予了其译文以独特的品格。

纪德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卞之琳先生的翻译历程，重读卞之琳的故译，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和感受。我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看到了那个得世界文学风气之先、具有开拓性的翻译家，看到了一个不断发现异域文学别样之风景的探索者。而在他留给我们的涉及英、法两大语种，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多个门类的一百五十余万言的译文中，出于我个人对卞之琳先生的理解和偏好，我选择了他早年翻译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译作，其中有象征主义的诗歌，有哲理性的小品，有现代派的小说，还有卞之琳先生理解深刻的纪德的名篇。但愿读者能理解我的选择，用心阅读卞之琳先生融入了爱与生命的翻译文学之佳作。

（2019年10月12日，于朗诗钟山绿郡）

        卞之琳诗作选读

# 距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 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 归

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
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
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
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