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人“报复性”出游背后, 谁是意想不到的最大赢家? | 文化纵横
【导读】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出行总数将达3亿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在疫后“报复性”出游的热潮下，年轻游客对小众和“原生态”目的地的偏爱，为乡村旅游带来新契机。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强调，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促进内需加快恢复，并在乡村振兴中持续改善脱贫人口生活。旅游消费的热潮，是否可能与乡村发展需求结合，在创造内需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本文作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确与当前中国的消费水平和社会结构相匹配。基于对浙江宁波五个村社的实地调研，作者还原了五个不同条件的村庄的发展路径，发掘中国乡村振兴的规律性现象。作者指出，几村不约而同地向旅游服务业转型，背后是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和地理空间持续演进的大趋势。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日益集聚，产业规模和科技的重要性凸显，以“低小散”为特征的乡村工业正丧失竞争力，乡村振兴必须探索出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模式，即作为第三产业的乡村旅游业。持续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已让偏远乡村交通变得便利，这恰与中产阶层的消费溢出浪潮汇合。一般的民宿与“农家乐”没有太大的成本和风险压力，普通村民参与度较高，青年和老年人也可形成较好的合作分工。
作者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有其事理，就蕴藏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时空流变之中。当下远郊村和山区村正在迎来乡村旅游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村庄带头人应把握时代浪潮，结合自身特点，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原题为《乡村振兴的“宁波经验”——基于五个村社的讨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乡村振兴的“宁波经验”
—— 基于五个村社的讨论
2018年大暑之际，笔者率本校转型中国读书会学生与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诸师生在宁波联合开展社会调查，分组调研了当地五个村社的振兴发展模式。本文试图以史地社会学方法，剖析70年来新中国不同类型乡村兴衰变化背后的宏观结构性因素。
▍新中国乡村发展的五个模式
按照不同的特征，笔者给五个村庄分别起了化名“富村”“美村”“山村”“海村”“客村”。这五个村庄，包含了远、中、近郊不同类型，也兼跨山海平原不同地貌，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
（一）富村：市场化浪潮中坚持集体主义经济
富村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致富的一个样本型村庄。该村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的核心区域，富村的村域占地1600余亩，居住着1000余本村居民，3000余外来务工人员，集体净资产近10亿元，村集体年收入现约3000万元，是个典型的“明星村”。
但是，从自然条件看，该村并不占优势：这里地势平坦但人多地狭，地理位置距离宁波历史上的核心区域“三江口”（原宁波港港埠所在）有十余公里，在河曲纵横的格局中区位不佳。在20世纪多数时间里，这里都是一个“讨媳妇困难”的村子。富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明星村”，主要源于其带头人在不同时代能够审时度势，根据时代议题以及自身特点探索发展道路。
20世纪50年代末，富村就开始兴办集体工业，六七十年代已经有所积累。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迎来了发展机遇，宁波市迅速晋级二线城市，GDP排名多年来一般在全国十几名的位置，且鄞州区发展更是迅猛。富村作为宁波鄞州区“近郊村”在这股浪潮中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的“工”到90年代的“贸”，再到21世纪初的“农旅”，富村屡屡抓住机遇，每一次转型都扎扎实实稳步前行。近年来，以“城市后花园”为定位的发展模式日渐凸显，富村的投资方向逐渐转向文化产业和红色教育培训。
回顾时代变迁的轨迹，富村的发展似乎总带有“反潮流”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浪潮中，它率先将土地重新集中经营；在接下来的90年代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浪潮中，它又独树一帜坚持集体主义；21世纪以来，近郊村都大肆“卖地”赚快钱，它又居然守住了大片田地，为后来长期巨大的地租收益埋下伏笔。
这是一个曾经特别贫困的村庄，所以老书记当年喊出“穷则思变”的口号；同时，这也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村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创业万岁”，且屡战屡胜；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理念的村庄，依然坚持着“人民第一”的宗旨。富村的故事既与市场紧密相连，又使集体经济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在微观层面兼顾效率与和谐？这是富村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美村：从环境治理到生态改造的模式探索
从富村驱车再往南大约10分钟车程，就是美村。相对于前者的近郊区位优势，美村只能算一个“中郊村”。该村地势平坦，规模不大，仅0.4平方公里，但人口密集，有400余本地人和700多外来人口。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普通村庄，在20世纪60~70年代只能通过兴办各类集体小工业来增加收入。在改革开放后的起步阶段，美村因区位特点而成为供应市区的副食品基地。
20世纪80年代，美村因养猪养鸡而兴起，但养猪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度使美村成为“臭村”。该村的发展没有从此被环境危机困住，反而使之成为建成“美村”的契机。因为环境整治的成功，美村名声大噪，在20世纪90年代初荣获一个生态宜居方面的国际大奖，这块金字招牌至今仍为这个村庄的发展提供助力。而环境治理的经验也为美村后来的旧村改造埋下伏笔。
除了环境问题，随着乡镇企业改制浪潮中阶层分化的加剧，治理困境成为美村的更大挑战。由于该村干部管理不善，村庄的资产经营出现诸多问题，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到本世纪初已负债累累，这个曾在20世纪90年代与富村并驾齐驱的“明星村”又一度成了“问题村”。最终，村内一位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扛起了治村的重任，以新村建设为契机，以旧房改造为手段，历经十年终于将村集体资产扭亏为盈。
在这一“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的过程中，美村成功摸索出了“四统一联”的发展模式，即统一规划、统一拆建、统一配套、统一管理、联户自建。自2008年新书记上任以来，三年里就拆建了175户，让村民们仅负担十余万元就能住进气派的别墅。由于村域面积狭小，发展缺乏空间，美村将重心转向“善治”，在党建和服务老人等方面多有建树，以“善治之村”的美名重回光荣榜。美村目前年均集体收入约300万元，村民整体富裕。从村庄房屋及居住环境的规划、改造和提升可以看到，生态宜居模式是理解美村发展历程的重要线索。
（“美村”风光 / 图片为本文作者摄制提供）
（三）山村：靠旅游业重塑“大寨”活力
比起富村和美村，同在鄞州区的山村，自然地理条件处于明显劣势。首先，鄞州区之所以有较好的发展，受益于“五山四田一分水”的优越地形，发展空间较好且有水路海运之便。然而，山村位于鄞州区东部太白山麓的一个山坳之中，距离“三江口”30余公里，是典型的远郊村，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代缺乏好的发展机会。即便如此，山村也是五十多年前就名满浙江的先进村。村域6平方公里，拥有耕田800亩，山林8000亩，1300余常住人口基本都是本地人，村集体资产高达4000万元，发展能力不容小觑。
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山村的支部书记也去西北太行山腹地参观过那“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恶水”，感慨山村的条件比大寨好得多，遂号召广大山村村民，经过一番战天斗地的集体协作劳动，使山村居住环境焕然一新。整齐如联排公寓般的石头村奇迹般诞生，这些房屋至今仍为村民们使用，其优越的居住条件放到五十年前看十分超前。不同于中国南方山区中常见的散居状态，山村形成了高度密集的聚居形态，村庄公共生活发达。此后浙江省甚至提出“全国学大寨，浙江学山村”这样的口号，足见山村在当时声誉之高。
然而时移世易，曾兴办小企业的山村在市场化大潮中因区位过于偏远，而逐渐走向衰落。近些年在浙江乡村旅游大发展的氛围下，山村也开始有意整理“红歌”、名人轶事等旅游资源，但若没有大投资，想要把未来锁定在旅游业上，难度非常大。“食、住、行、游、购、娱”作为旅游业的六字要诀，这里目前仅仅解决了“行”的便捷，“食”与“住”才刚起步，“游、购、娱”还谈不上。此外，山村已经高度“老龄化”，昔日学大寨所积累的精神气和美誉度，如何在未来的乡村旅游中激荡出时代新声？
（四）海村：依托滨海资源的旅游业驱动
宁波是个海滨城市，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2年成为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近年来在集装箱吞吐量上仅次于上海，位居国内第二，世界第三。而在历史上，唐、宋、元三朝，宁波港口及对外交流贸易繁盛，一度与福建泉州、广东广州成为中国三大港口城市。近代以来，宁波伴随着港口海运在中西交锋中的态势再度兴起。在这样一个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海滨渔村无疑是本次调研的一个焦点。笔者为此走访了宁波市象山县的海村。
象山位于宁波南部，北、东、南三面环海，西部一侧接陆，北部与宁波市区隔着象山港，南部临着三门湾，海岸曲折多有良港。而海村就位于象山县北部一个内港中，1.1平方公里有人口500余，北部背山而南面观海，一日之内潮涨潮落展现“沧海桑田”之壮美。虽然此地景观美不胜收，但由于缺田缺（淡）水，且临近军用的内港，开发受到诸多限制。近二三十年来，海村还只能经营小海鲜，直到最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统筹规划下，此海岸线开始了旅游景观建设，村庄才开始迎来快速发展的势头。
（“海村”的海岸线景观 / 图片为本文作者摄制提供）
除了得天独厚的滨海景观资源，海村发展旅游业的另一优势是本地建筑业发达，村民营建各类特色民宿的能力较强。绍兴、宁波、台州等地连接处多山多矿，自古采矿业便发达，而南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市镇兴起以及佛教在浙江的兴盛，又催生了建筑业与雕刻业的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象山县村民常组团外出承包建筑工程，其闯荡上海并站稳脚跟的故事多有流传。海村也是如此，青壮年男性前些年多外出做工程，村中首富和现任书记也操此业。有了这样的产业基础及人才，海村的未来值得期待。
（五）客村：工业化中兴起的流动人口社区
位于奉化区的客村是五村中最年轻、情况也最特殊的一个，它实际上由2002年新建的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的小区发展而成的，一开始被称为“村”，后改名为社区。该小区周边工厂林立，客村居民最多时有来自72家企业的3000余工人，因此被社区负责人戏称为“72家房客”，目前常住人口1000余人。因其居民多为客居于此，故笔者起名为客村。
这样类型的村庄和社区是比较少见的，在劳动力密集的大型制造业中多为厂方营建宿舍，在中小民营企业居多的地区往往是打工者自己到民宅租房。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以及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渐多，带来不同的居住方式以及社会后果，也是长三角、珠三角流动人口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客村的建立一开始就具有公共服务色彩，由于政府缺乏运营经验，选择与企业合作，以较低的租金和较好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外来务工人员的青睐，也给投资的企业创造了丰富的社会效益和声望。客村负责人将本村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为“组织化引导、社区化管理、人性化服务、校育式培养”。然而，也正是由于其公共服务能力高度依赖于企业的资金支持，而企业经营难免起起伏伏，客村的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倒U形趋势。
面对这样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上千人陌生人社会，调研组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是何以可能的”？客村初建之时，也出现过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通过组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以及奖罚两手抓等手段，才逐渐建立良好秩序。随着社区居住群体的家庭化趋势发展，加上人们隐私观念增强，组织化程度有所下降，社区不再容易开展集体活动。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秩序是何以可能的”？因为组织程度虽然下降，但客村依然秩序良好，那么秩序交给了谁呢？是因为智能手机，让人们沉迷于自己的网络世界中，减少了打架斗殴现象吗？客村也一度是“明星”，尽管今日星光暗淡了，但客村留给我们的问题依然是有意义的：中国农民的城市化之路，还有哪些可能？
▍从五村变迁看乡村振兴趋势
五个各具特色的村庄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其发展历程中可以总结出新中国乡村振兴的几个规律性现象。
其一，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具有演进性，显现出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利润微薄，有“保稳定”的特点，而不具有“谋发展”的潜力。所以村庄振兴的第一轮显然是“工业化”，这股浪潮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轫，到八九十年代进入高潮，其最典型代表是以轻工业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富村、美村都曾走过这条工业化道路，而客村则是配套服务周边工业园区而兴起的社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显注意到，以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振兴乡村已经越来越难，这既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也与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提升有关。现代世界经济竞争过程中，资本越来越凝聚，产业规模和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原来以“低小散”为特征的乡村工业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需求。如今，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社区集中、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已经是全国性普遍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乡村振兴必须探索一条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模式。
(点击阅读《文化纵横》4月新刊）
那么，告别了第二产业的乡村，将会在振兴道路上与哪种产业携手呢？答案是第三产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这一点从前四个村子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出来。富村从小五金厂等起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逐渐转向休闲农业和特色农业的道路上来；而山村和海村则依托特定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力度推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山村借旅游突破发展瓶颈的探索值得推广。
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区丘陵面积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二，有山就有景，山区移步易景的优势胜于单调的平原。因此，位于山区的广大中国乡村有着广阔的旅游业发展前景，但目前主流“三农”学界对此重视不足，还固步自封于工业化、城镇化框架下的乡村问题及其治理方式。
其二，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具有扩散性，呈现从中心向边缘、从平原向山海推进的特点，这是因为特定的产业往往需要特定的空间条件和资源配套。
在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大片平整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节省产品成本。这样的产业特征，使得位于市区、近郊、交通要道旁和矿产资源产地的村庄无疑具有天然优势。宁波五村中，富村和美村都是依托地利发展乡村工业的典型。富村的区位优势过于强大，即使放弃乡镇工业，仅依靠城市化带来的级差地租依然可以维持较好的公共福利。而美村地利稍逊一筹，只能维持低一些的村庄小工业厂房地租收益。富村和美村的级差地租效果，类似于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的地租差异，义乌是“世界小商品市场”，获得的是商业的级差地租；而东莞是“世界工厂”，获得的是工业的级差地租收益。目前，“工”的利润低于“商”的利润，随着未来东莞向“智能制造”升级，故事还会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地转向旅游文化活动，乡村田园和山河海滨作为城市人短途休闲旅游目的地，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契机，这就是山村和海村的机遇。此外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十多年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已经让中国偏远的乡村都变得交通极为便利，也终于让偏远的山海村庄从过去仅仅具有美学观赏价值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旅游经济价值。因此，乡村振兴在空间类型上会从过去的平原村为主走向山区村、海滨村和海岛村等为主，这种空间类型的转移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极化趋势进行反向调节，损有余而补不足，空间上就是补中西部、补偏远山区、补贫困乡村，对其增值和赋值。而经过长期努力之后，这种趋势恰恰与中产阶层的消费溢出浪潮汇合，创造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形式。
其三，农民组织化提升具有螺旋上升性，经历了从“农业团结”到“工业团结”再到“服务业团结”的不同阶段。“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而治理有效无疑需要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作为基础。
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普通村民的参与可能性较高，如农家乐和民宿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这类项目的经营规模以家庭经营为主。其真正的利润来源还是地租，就是将原本没有成本的自家宅基地，从生活资料变为可以住宿赚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农家乐作为一种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低廉、灵活、亲民等，这也是中国农民易学易用的项目。只要地方政府不盲目鼓励农民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等投资巨大的项目，农家乐和普通民宿的经营一般没有太大经济风险，经营过程中可以较好地实现青年和老年人的合作分工。
欢迎长按上图二维码
预订《文化纵横》2021年新刊
而且，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乐和民宿，本质上还是大型旅游项目的配套产品，类似于一种分散化的低端酒店产品，往往在某个区域出现产业聚集，即一个村子或者几个村子大规模地经营此类项目，具有规模和品牌效应。而在村庄中大规模从事农家乐和民宿，势必产生诸多公共产品需求和组织协调需求，这会促进村民的自组织化和增强公共意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乡村旅游业发展中是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模式。
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与当前中国的消费水平和社会结构是相匹配的。而且中国农民完全可能出现从人民公社时代“农业团结”、乡镇企业时期的“工业团结”向乡村旅游时代的“服务业团结”转型，这是乡村振兴之路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演化趋势。
▍小结
理解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要观察其所在地区的纵深历史延绵，高屋建瓴地思考其地缘格局中的基本态势，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元素与技术条件，再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探究其内在规律和机理，方能一窥村庄发展之奥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诸多时空要素的聚合往往是流变不居的，其时空流转过程中的规律性恰恰是我们思考乡村振兴的重点与难点。
宁波五村的发展变迁，也必须放在大历史和大空间的格局下理解。放眼全国，五村的发展更主要是依托于宁波的区位优势，以及整个城市品牌实力的迅速上升，所以哪怕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山村和海村，也比一些中西部村庄发展得更好。放眼世界，宁波及其背后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在近代以来长期占据比较突出的经济地位，也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与“西方”互动的结果。一个大国内部某个区域在某段时间里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还是要放在世界格局中去思考。如苏联、日本与我们博弈互动频繁时，东北的地缘意义就较为突出；而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作为民族的大后方，地位自然也大幅提升。脱离大格局，将某个地区的兴衰成败仅仅归因于“勤劳”等文化因素，则失之片面。
乡村振兴是时代呼唤和民心所向，离不开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有其事理，并非一腔热情就可以随心所欲，其事理就在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时空流变之中。乡村的核心词，在20世纪80年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是乡村工业，本世纪初是税费改革和农民进城。在前几波浪潮中，近郊村搭上快速城市化和城区扩张的顺风车，坐享地利；平原村以有利的地形和区位优势开展乡村工业而趁势崛起；远郊村和山区村在城市反哺乡村的新时代，以乡村旅游等城市配套服务而迎来新的机缘。这一持续几十年的过程脉络清晰而自有逻辑，时空流转的特征异常明显。
城强于乡是传统，但城始终离不开乡也是传统，城在发展的过程中从乡村汲取资源和力量，到了一定阶段又反哺乡村，反哺的过程由近及远，由平原到山区。整个过程与工业化、城市化和中产阶级消费转型升级密切相关，社会时间的演进与地理空间的勃兴互为印证。学者如果失却这样的宏观视野，拘泥于个别案例，往往陷入行为机制研究的琐碎泥潭或扩大个人作用的唯心倾向。当一个发展浪潮涌上来时，某个自身资源优秀而缺失能人的村庄或许会错失机遇，但其附近的村庄则总会有脱颖而出者，本村村民也可以去临近村庄务工服务，独木可成林，但更多的还是时势造英雄。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基本趋势，乡村的兴衰起伏往往与城市和工业化紧密相关。乡村振兴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特殊的压舱石作用，其虽然经历了风格迥异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典型模式，但其不变的主题依然是将亿万分散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土地、矿产资源、自然人文风光、自有住房等，通过不同的产业形式，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分与合，与产业结构变迁有关；地域的兴与衰，与产业的转移和扩散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亿万农民从来没有僵化保守，总是因势而变。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对立起来，是意识形态化的简单思维方式，对于理解丰富生动的中国乡村振兴历程并无益处。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规律，持续推进不同区域乡村的发展振兴，最终实现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改善，是当代“三农问题”研究的新命题和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