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不会撒谎,“屯田制”是不是曹操的独门秘技?

三解按:这是一个“可以听”的系列专辑,觉得文字麻烦,可以扫描二维码。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官渡之战发生时,曹操已经失去了小半个兖州,尤其是东郡老根据地丢失,鄄城、离狐等据点处于包围之中,而造就这种形势的,并不是袁绍的主力大军南下扫荡,而是早在战前,袁绍借助政治和人才储备的优势,一步步蚕食了曹操势力。

直白地说,袁绍搞得是阳谋,和平演变,只有双方不翻脸,曹操的地盘早晚都得姓袁。

当然,这是宏观的大势,正如郭嘉的“十胜十败”也好,荀彧的“四胜四败”也罢,归根结底都是给曹操和手下的团队“灌鸡汤”,主要作用是缓解焦虑情绪,达到“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效果。

而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终究要聚焦到“军”和“财”这两方面

考虑到乱世中金钱如粪土,珠玉似泥沙,快饿死时,给口吃的,千金不换,哪怕是袁术这样做过“天子”的人物,最后时刻也被一口吃的喝的憋屈死了。

见《吴书》:

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櫺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馀而死。

说的是袁术去庐江投奔雷薄遭拒绝,驻兵三天,手下人就没饭吃了,只能北撤,在离寿春八十里的江亭,袁术问厨房,只剩下三十斛的麦屑,《说文》里解释,“面,麦屑末也”,反过来说,麦屑就是面粉,只是磨得不细致,算是掺着麦麸的白面,在东汉末年也不算什么高贵食材。

至于袁术想喝的蜜浆,得把蜜和浆分开,蜜在当时分蜂蜜和石蜜,石蜜就是结块的蔗糖,在当时是稀罕物,当然,蜂蜜也不是普通人受用得起的,都是调味的甜食。

而浆呢,其实是一种简单发酵的酸味儿饮料,配上蜜的甜味,酸酸甜甜当然解暑,可偏偏没有蜜,袁绍坐在櫺床上叹息半天,当然不是灵堂上摆张床,而是一种带着栏杆的木床,他可不唏嘘么,所以,“大咤”,也就是痛惜地怒吼,袁术怎么混成这模样!死了。

话虽如此,袁术本人还有三十斛麦屑在手,东汉一斛约合17.55千克,也就是526.5千克的粗面粉,总还是有粮食吃的,可《魏书》中记录的士兵伙食,却是: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桑椹是桑树果实,蒲蠃是河蚌蛤蜊,军人尚且如此,百姓只能人相食了。

正因为这番惨相,历史上对于曹操的屯田之策作用拔得极高,见《魏书》记载: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王沈《魏书》是魏、晋官修史书,说的是,建安元年曹操就招募民众在许县附近屯田,收获粮谷百万斛,于是在州郡按照惯例设置“田官”,各自积累粮草。征战四方,得以没有远途运粮的劳苦,得以剪灭各家势力,平定天下。

也就是说,将屯田作为曹操克平天下的关键原因,在曹魏本朝已经开始宣传和渲染了。

但是问题来了,建安元年初兴屯田的曹操集团,有没有广泛地建立屯田体制,以至于在耕战上领先群雄?

《三国志·任峻传》中说:

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於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任峻与枣祗做的是一个事儿,地点都在许下,方式一样,募民耕作,当年收获是百万斛,然后,在郡国“列置田官”,《魏书》略有不同,写作“例置”,成果都是数年间,仓廪满溢。

两处记载有限区别,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列置”或“例置”的“田官”,到底暗藏什么玄机?

一个“例”字,恰恰说明了,“屯田制”并非曹操首创,也不是他的独门绝技,而“列”字则强调了普遍性,而从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字竟然都不算错。

就屯田制本身而言,早在汉武帝的时代就已经在边郡广置屯田,并设十一个农都尉来管理,又有屯田都尉、护田校尉、仓佐等职位辅助,形成了一整套的边境屯田区的管理体制,此后,在西域、陇西、玄菟等地,西汉、东汉政权多有屯田,哪怕是内郡,在东汉一代,也持续设置着屯田。

早在1957年陈连庆先生就撰文《东汉的屯田制》(《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03期)指出:

大约东汉屯田就经历了三盛三衰的阶段,但东汉一朝无时不有屯田,它对于当时的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可以说,不仅不陌生,甚至是解决“降人”、“兵粮”的常态,见《后汉书·傅燮传》:

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

傅燮在平定黄巾之乱后,出为汉阳太守,与叛乱的羌人接壤,这才招降纳叛,广开屯田,“列置”四十多个屯田营,正巧,这里也有“列置”二字,连和曹操屯田的用词都一模一样,而这个时间,早在汉灵帝中平三年二月至中平四年四月之间,中平三年是公元186年,比曹操建制屯田的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整整早了10年。

还有一家比曹操就早了1年的,正是他与袁绍的宿敌公孙瓒,《后汉书·公孙瓒传》里记载:

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

这是兴平二年时,公孙瓒在鲍丘水大败,退保易京楼与麹义对峙一年,靠的就是屯田,按照他的说法是:

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橹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公孙瓒的这段话,充分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当年在塞北驱胡马,孟津平黄巾时,觉得平定天下和玩儿一样,几年过去了,发现,乱世才刚开始,之前那战争才哪儿到哪儿啊,终于明白不是自己能主导的了,所以,干脆休兵种地,扛过灾荒。

兵法中说“百楼不攻”,要义是回避频繁地攻坚战、消耗战,现在我就要打造这么个乌龟壳,千里之地,遍布堡垒,储备三百万斛粮食,靠这个,坐看天下局势的变化。

从意气风发到屯田积谷,是进步还是堕落?

公孙瓒作为争霸天下诸侯的一员,几乎是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鸡汤秘诀贯彻到了极致,但他的命运并没有改观,甚至还不如当年跟随刘虞,荡决四州时的声威赫赫,反而变成了自守之贼,最终被袁绍瓮中捉鳖。

这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那就是“屯田”与否,并不能决定诸侯争雄的胜败。

那么自然曹操与袁绍的胜负之分,也并不与“屯田”与否有关,现实是,拥有被推崇备至的屯田绝招的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的遭遇见《三国志·武帝纪》:

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卻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几个月后,虽然战胜斩杀了对方的将领,却兵少粮尽,士兵疲劳饥饿,所以,曹操对运粮者说,你们回去十五天后,为你们攻破袁绍,再不辛苦你们了。

注意曹军的状态,众少、粮尽,这在《三国志·荀彧传》中也有旁证,原文说:

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

从时间上看,曹操给荀彧写信应该在前,对运兵承诺十五日破袁军应在后,紧随其后的,则是许攸来奔,见《曹瞒传》中记录曹操对许攸交底,说:

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

许攸问曹操,袁军很强大,你现在有多少粮食啊?曹操说,一年,许攸说,不靠谱,再说,曹操说,半年,许攸说,你不想打败袁氏吗,骗我干嘛?曹操这才说,之前是开玩笑呢,其实就有一个月的粮食,咋办?

许攸说,你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食耗尽,这绝对是危急时刻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里许攸说,“今有几粮乎?”这句问话,指的是官渡军前,还是整个曹军的仓储?

从曹操的回答“可支一岁”、“可支半岁”来看,绝不可能是军前,(徐杨杰:《居延汉简廪名簿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当代学者徐杨杰先生基于居延汉简等出土简牍资料,研究指出:

日食粟一斗,是汉代一个青壮年的食量。

秦汉时期说粟和米的区别,不是今天的小米和大米,而是脱壳精加工为米,未加工为粟,当时,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而汉制规定,一斗粟,可以舂成米六升,而按照徐杨杰先生的研究,秦汉史料中一旦口粮少于五升,则伴随着“面有菜色”之类的饥饿形容。

官渡之战中,曹军固然缺粮,也没窘迫到这个地步,则以一天吃一斗粟的原粮来算,并不过分,那么,一个士兵一年的军粮就要36.5石粮食,这里的石是容积单位,即33333毫升,换算下,这就是约1.22立方米的容积,史书上说,曹操“兵不满万”,而取个整数,1万兵就是12200立方米的粮食。

这是什么概念呢?

隋朝回洛仓1个仓窖容积约为400立方米,可储粮约27.5万千克,1万曹军1年的军粮需要这样的仓窖30.5个容纳,大约重量为8387.5吨,而曹军总数何止1万?这么多的粮食能堆在官渡军营吗?

当然不可能,所以,许攸和曹操的问答,谈的是整个曹操集团的存粮,而曹操最后的答案也揭示了曹军即将山穷水尽的事实。

按照常理来说,枣祗建议兴办屯田,仅许下屯田一处,已经大收百万斛,而州郡列置田官,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收获季就有4次,怎么可能只剩1月之粮?难道不是曹操在诓骗许攸吗?

其实,别说我们这么想,古人也这么想,见《晋书·食货志》:

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

前面都是汉末史料,突然加进去一个“岁有数千万斛”,拿来作为军粮,看似互为因果,其实,《晋书》由唐人编纂,距离汉末已经过去400多年,也和我们一样,属于没有直接证据的脑补。

现实是,建安三年曹操平定吕布之后,曾经任命袁涣为沛南部都尉,《三国志·袁焕传》就提到: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类似的记载还有《三国志·国渊传》:

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前者是在豫州沛国,新开屯田,百姓逃亡,原因就是曹操的屯田要迁徙民众、集中居住,袁涣建议不要强迫,自然很难大规模施行,而后者则是说曹操想广泛开展屯田,派国渊负责,他的政策就是因地制宜,明确制度,五年间仓储充裕。

不过,两者的时间略有参差,袁涣为沛南部都尉是建安三年,曹操征关中在建安十六年,任国渊为留府长史,前溯五年均为司空掾职位,即建安十一年,国渊才从辽东返回故土青州乐安,被曹操征辟,恰与建安十年,平定青州袁谭时间吻合。

由此可知,曹操真正广置屯田,已经是在平定兖州、豫州、徐州、冀州、青州、并州、幽州、司隶等八州之地以后,他的创业之初,仍然要对“民不乐、多逃亡”的现实作出妥协。

退一万步说,如果《晋书·食货志》说的是官渡之战前曹营的屯田盛况,只有兖、豫、徐、司隶四州之地,就有数千万斛存粮,那八州之地,岂不是得有上亿斛的收获了?

问题是,《晋书·食货志》中收录了魏末邓艾屯田的细账,他说:

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10万兵、5年的食粮,也就3000万斛,曹操建安五年要有几千万斛粮食,和许攸说的一年、半年、一个月,可不就是逗着玩么?

现实正如袁涣面对的情况,“例置田官”没有难度,“广置屯田”却不现实,曹操在建安四年、五年能够利用的根据地,其实只有许下屯田一处罢了。

这个实底儿,曹操自己没说,他儿子曹丕却在诏书中透了个干净,见《魏书》记载:

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於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大义是颍川郡是曹操起兵的根据地,官渡之战中,各地全都叛降或是观望,唯有颍川郡跟随曹操,青壮年参军,老弱运输粮草,过去刘邦以关中、刘秀以河内为根基,现在我在颍川受禅让,这是老天以此郡辅助、成就大魏朝。

说的直白点,只此一郡未叛,无论是感谢荀彧,还是感谢汉献帝,官渡之战是靠颍川的支持挺过来的,也就是说,许下屯田的岁收百万斛,就是曹操的物资倚仗。

或许有人会说了,哪怕就许下屯田一处,收获季4次,到建安五年时,曹操也应该有400万斛存粮,怎么就不足一月了呢?

道理很简单,存不住。

在《晋书·宣帝纪》里收录了司马懿担任曹操军司马时的劝谏:

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

这个时间点是建安二十四年,次年曹操就去世了,司马懿所说的天下不耕者,也就是官吏、士兵等不耕种的人,有20多万人,应该让他们“且耕且守”,也就是军人也应开展“军屯”。

那么,在这之前,曹操集团的常备军队并不耕种,而是靠着军粮供应吃饭,按照邓艾的算法,400万斛收获,其实是1万兵吃6年,或是6万兵吃1年的积蓄,曹操自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间,攻杨奉、讨张绣、灭吕布、败袁术、平刘备,进攻河内、黎阳,基本上马不停蹄,军人要吃饭,运粮的民夫也要吃饭,消耗的当然是屯田的存粮。

插一句题外话,东汉的计量单位石分大石、小石,小石为大石的60%,即20000毫升,邓艾所说的1个士兵1年60斛,斛即小石,之前说日食粟一斗,全年36.5石的石则是大石,33333毫升,两种算法的容积是一样的。

正是这种计量单位的变化,间接导致了汉代史书中4.5石之类的个位数亩产,突然间跃升到了魏晋之际的十余、甚至数十斛。

当然,以通用的单位计算,则1个士兵1年60斛粮食,官渡之战结束前,曹军兵不满万,有1月之粮,也就是只剩下5万斛粮草,还不计入转运、护粮兵马的花费,无怪乎官渡战胜之后,曹操屠杀7万袁军降卒,又四处找饭吃,见《三国志·荀彧传》:

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

胜利者反而要“就谷”,也就是到有粮的地方吃饭,还面临“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的窘境,甚至动了南下进攻刘表的念头,这就纯粹是为了抢掠了,尽管被荀彧劝住,挨饿总是受不了的,只能靠着夏侯渊搜刮各处,见《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绍破,使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

从夏侯渊后来与于禁平昌豨叛乱,又镇压乐安、济南黄巾叛乱的情况来看,他的主要筹粮地,应该在曹操的东部地盘,即兖州、徐州、青州范围内,最有可能给予支持的,当然不会是困守孤城的兖州督军程昱和叛降刘备的豫州诸郡,只能是泰山诸将臧霸、孙观、昌豨等人。

不过无论如何,在官渡之战中,连近在咫尺的兖州都没法给曹操运粮,就别提其他地方了,所以,还得看官渡和乌巢。

在对峙的最后时刻,曹操事先已经写信给荀彧,讨论撤退到许县的问题,理由就是粮少。当时,整个曹操集团的粮食储备已经消耗殆尽,退回许县,至少可以减少运输的消耗,拉长袁绍的补给线,尽量延后自家败亡的时间,根本不是什么诱敌深入。

而荀彧给他的回信有俩版本,《三国志·武帝纪》中的版本很鸡汤,也很马屁: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荀彧传》中则更具体一点,甚至还有一些催促,原话是: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

马屁版本就不解释了,基本上都是十胜十败论式的片儿汤话,后一个版本里的催促,是在这里:

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

注意,这是荀彧第二次说“势”,前文是“先退者势屈也”,言下之意是不能退,结合上下文,他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袁绍再耗下去会“有变”,而是说,曹操用十分之一的兵力,已经死顶着袁绍半年了,现在退却,只会让天下人看到你的底牌其实虚弱无比,那时候才大势已去呢,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别想东想西了!

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曹操向贾诩的问计是这么个句式,见《三国志·贾诩传》:

袁绍围太祖於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围击绍三十馀里营,破之。绍军大溃。

贾诩说的其实和荀彧说的没有区别,就是继续相持下去没意义,你已经打了半年了,哪怕是内线作战,消耗战你也赢不了,赶紧拼命就得了。

而贾诩说这话的时机,《三国志·荀攸传》、《武帝纪》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许攸来投之后,要不要拼死一搏:

众皆疑。唯攸与贾诩劝太祖。

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

可见,曹操是分别问了荀攸和贾诩,而他帐下最知名的郭嘉,在这个重大抉择中毫无存在感,史书只有四个字:

从破袁绍。

道理很简单,曹操这时候是真的举棋不定,六神无主,难以下决心,郭嘉这么个“捧哏”,自然无从揣摩、顺应,只能听真正的谋主荀攸、贾诩的决断了。

那么,曹操为什么在内线作战,又兵少屯田的情况下,还耗不过袁绍呢?

要知道,毛玠曾经对曹操说过: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这段文言文很浅显,里面直接指出,袁绍、刘表都没有树机建本,而曹操还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又可以种田积谷,霸王之业可成啊。

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汉末争雄的逻辑,但它真的靠谱吗?

还是用数字来说话吧。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

这个事件,在《三国志·徐晃传》、《荀攸传》也有旁证:

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

太祖遂与绍相拒於官渡。军食方尽,攸言於太祖曰:'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荀锐而轻敌,击可破也。'太祖曰:'谁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涣邀击破走之,烧其辎重。

整合在一起解释,就是袁绍有运粮车数千乘,由大将韩旬,也称韩猛押送,曹操派徐晃、史涣在故市截击,打跑了韩旬,又一把火烧掉了所有运车,以及粮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曹瞒传》中记录许攸说法是:

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也就是说,袁氏的辎重车总共有10000多乘,就在故市、乌巢停留,现在袭击它,一把火少点,三天内,袁氏就要完蛋。

那么,史涣、徐晃袭击故市运车的事件,是不是与曹操袭击乌巢同时呢?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曹瞒传》出自江东,极有可能是将故市与乌巢两次烧粮混为一谈了,乌巢的运车数,就是1万余乘,那么,也就意味着,袁绍在前线的运车,至少有13000乘,当然,先是故市一路的数千乘在前,即3000乘以内。

“居延汉简”和《九章算术》中都有记载,汉制一乘牛车可载粮食25石,超载可到30石,就意味着,3000乘车单次可运输粮食75000石,超载极限是90000石,那么,后续乌巢的1万余乘则可运输粮食25万石,超载极限是30万石。

1个士兵1个月可吃3.04石粮食,不考虑超载极限,则故市来的粮车,可以供24671人吃1个月;乌巢的粮车,则可供82236人吃1个月。

注意,史书中提到,曹操官渡战胜后,仅屠杀袁军士卒,就达到了7万人,加上战场杀伤,8万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两次袁军辎重都没被烧,恰好,可以供养10万之众1个月,而故市受挫之后,乌巢的粮车运力,也可以供应8万人吃1个月,当然,这里没有考虑运兵的花费,也是计入到总兵力之中了。

也就是说,尽管袁绍的运车运力也与曹操一样,只能保证1趟1个月左右的军粮供应,但袁绍的后方明显仍有余力

哪怕在战败之后,冀州郡县多叛,袁绍父子也没有“就食”、“缺粮”的记载,可见,曹操就算有一堆屯田制一样的制度性高招,在官渡之战中,也没占上风。

真正的胜负手,根本不在这儿。

那么,问题来了,“屯田制”为什么被拔得那么高呢?

答案到底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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