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黄燕华、易林：后现代女性主义再界定：现实困境及政治可能
内容提要: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和强调个体、差异的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之下，传统女性主义经历了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然而，在本身作为一场普遍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遭到那些要求指陈差异的女性的攻击时，人们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去政治化”的倾向。不仅如此，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主义被“占用”“扭曲”，滋生了一种存在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该图景不仅包含对女性的新的规训，更使传统女性主义失去批判力。唯有厘清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处的矛盾语境及其所指涉的复杂内涵，从后现代的多元视角出发，重构“女性”和“政治”范畴，才能撷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交集的硕果，开拓后现代女性主义特有的政治机会。
关键词:后现代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文化;微观政治
女性主义既是一套围绕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对话的学术理论，也是一个意图为女性在男性主导文化中争取平等的世界运动。然而，关于什么是平等，如何实现平等，却一直都存在争议，从来都不存在一个普世的、一致的女性主义议程。女性主义一直是个有活力、充满争议、处于持续转变过程中的运动，解读女性主义的历史，就是去发现争论、分歧和不同的观点、路径的过程。后现代女性主义亦是诞生、发展于这样的复杂与矛盾之中。
作为女性主义与强调个体、差异的后现代思潮交集的发展结果，后现代女性主义遭受到严峻的质疑和挑战(默克罗比，2001:12;Brooks，2002:13):本身作为一场普遍主义的、以现代性关于平等的说辞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应该如何应对那些要求指陈差异的女性的诉求?在抛弃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关于平等的说辞之后，女性主义应该如何对“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进行解释?一种可以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又是什么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否有“去政治化”倾向?不幸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和政府的共谋之下，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困境受到了误读、扭曲，滋生了在某种程度上反女性主义的、存在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女性主义学术发展与其在社会文化世界中的表现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McRobbie，2007)。目前为止，关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讨论亦多是在大众文化中进行，大众也主要是在大众文化中邂逅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这致使大众、甚至学者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困惑和误解，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意味着反女性主义(Lotz，2001)。本文将首先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切入，梳理学者们提出的用以辨认该图景的特征及相关的批判、对话;在此基础上，回归女性主义学术发展脉络，阐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起源、核心观点及政治可能性;最后，结合中国语境，指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和相关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经验意义。
一、问题缘起“:后现代女性主义”?
20世纪末期，“后现代女性主义”是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分析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术语之一。其中，媒体批判学者提供了关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丰富的探讨。法露迪(Faludi)、普瑞斯(Press)和惠勒汉(Whelehan)等学者把出现在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针对女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反挫(backlash);默克罗比(McRobbie)和吉尔(Gill)等学者则认为这种“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对女性主义简单的反挫和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而是一种更特殊、复杂的情绪(sentiment)。接下来，笔者将分别介绍学者关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的两种主要定义——反挫与情绪，以及他们对此的批判与反思。
01
反挫:谁与女性为敌?
法露迪、普瑞斯和惠勒汉是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解为针对女性主义的反挫的代表人物，亦即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她们看来就是反女性主义。
法露迪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来形容女性不再关心女性主义的态度以及女性主义的目标和成就所遭受的侵蚀，在此过程中，政治和媒体发挥着关键作用。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英美右翼势力占据优势，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有保守倾向，在此情况下，试图“破坏”和“撤销”女性主义运动成果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的反挫，这个反挫很快也进入到媒体话语中(Faludi,1992:11-12;Genz,Brabon,2009:54)。她分析道:20世纪末期的美国女性不断被告知生活在这个年代有多么幸运，因为她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已经基本获胜，她们可以进入任何大学、企业，可以在任何银行申请贷款。女性已经获得了如此多的自由和权利，以至于有人宣称女性主义不再具有存在价值。然而，在对女性主义运动胜利的热烈庆祝背后，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女性现在是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她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悲惨过。这些声音是由对女性主义充满敌意的媒体所发起的，包括时事报纸《纽约时报》、时尚生活杂志《名利场》以及政论周刊《国家》等。这些媒体责怪女性主义给女性带来的一系列疾病和问题，包括职业女性的倦怠、不育，单身女性的孤独、抑郁等问题。女性主义被描述为女性最大的敌人——因为正是女性的自由让女性不快乐，正是女性的解放让女性受困(Faludi，1992:1，2，490-491)。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反挫还通常伴随着对传统性别话语的重申。普瑞斯(Press，1991:4)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来定义她在电视剧中发现的反女性主义精神:“后现代女性主义”意味着挑战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的女性主义思想的退缩，以及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的传统概念的复苏。法露迪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二分化了女性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女性和女性主义，它提醒女性必须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二选一，并通过推广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一种完整充实的生活观念来敦促女性做出选择(Faludi，1992:1，2，490-491)。根茨(Genz)和布莱奔(Brabon)进一步指出，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中，家庭被呈现为女性逃避工作压力的避难所，女性为健康和家庭放弃工作被建构为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选择。家庭不再具有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拥护者所认为的“折磨”和“监禁”等含义，它被重塑为女性展示自主权和独立性的空间(Genz&Brabon，2009:51-52)。惠勒汉(Whelehan，2000:11)总结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性别歧视的复古时代(retrosexism)，这个时代的出现源于男性对丧失性别霸权的担忧。
与法露迪、普瑞斯和惠勒汉等学者不同，默克罗比和吉尔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不仅是对女性主义的反挫和对传统的回归，还是一种非常特殊、复杂的情绪，可以被用来理解当代媒体对女性呈现的方式、女性主义话语的改变以及相应的文化氛围。
02
情绪——一种新的规训体制
默克罗比和吉尔等学者用“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来指称出现在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一种以新的反女性主义情绪为特征的状态，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只是对女性主义的反挫和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其对女性自由的庆祝和传统话语的重申背后是新的父权制浪潮。社会中的父权制并没有改变，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联合重构了父权制，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正是这种新的权力表达的体现(McRobbie，1989;2008;Tasker&Negra,2005;Gill，2007)。接下来，本文将对学者所总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的主要特征、相关的批判及对话展开论述。
1.从“客体化”向“主体化”的转变
默克罗比在巴特勒的启发之下，提出“双重纠缠(double entanglement)”概念以试图解释“后现代女性主义”。所谓“双重纠缠”，指的是传统观念与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混乱相接:诸如自由、选择和赋权等元素被转化成更个体化的话语，整合到大众文化和政府话语中;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备受批判的关于性别、性和亲密关系的传统观念现在也成了年轻女性的“自由选择”。不仅如此，默克罗比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还经常受到媒体的毁谤和攻击，很多广告会采用讽刺、玩笑等方式来呈现被性化的女性形象，这些广告暗示女性主义已经是一个过去式，而自己是对女性主义这种“专横”运动的回击。女性主义被简化为陈词滥调的政治正确，因为它被认为不允许女性享受传统女性气质的快乐。女性主义者也被建构成严酷、不可靠、不真正为女性发声的形象。在此情况下，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成了共识，同时被表达和否定，女性主义政治被瓦解了(McRobbie,2003; 2007; Tasker & Negra，2005)。
吉尔赞同默克罗比的观点，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包装及其对女性主义元素的收编使父权制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改变，权力现在分散在大众文化中。她指出，在大众文化对女性的性化呈现中，女性不再是被动、沉默、受男性凝视的客体，而是主动的、渴望性的主体——她们自愿选择以客体化自身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因为这样做符合她们的解放利益。吉尔认为，大众文化对女性的性化呈现的改变意味着父权制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即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从“客体化”转向了“主体化”，外在的、男性的凝视被内化成内在的、自我的凝视，这是一种比“客体化”更深刻的规训，在这种规训体制中，权力不是从上或从外强加给女性的，而是内在地建构着女性的主体性(Gill，2003;2007)。这也正是福柯(2016:53-54)意义上的自我技术的运用。
2.新的规训体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吉尔提醒我们，“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中的自主、选择和自我规训等概念亦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它不仅仅是对女性主义的回应，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形成的(Gill，2007;2008)。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的批判与反思需要回到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当中，因为女性所处的社会语境以及女性主义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所改变。
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文化出现了性化倾向。如斯盖格斯所言，在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市场的扩张和政府管制的放松使那些曾经被政府所管辖的道德领域开始对市场开放(Skeggs，2005)，滋生了对女性的身体和性进行剥削和利用的消费文化(Arthurs，2003)。其次，现在的年轻女性深陷于这种性化的消费文化中。默克罗比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精神的蔓延，传统的社会化机构丧失了主导性，消费文化对女性生活中的各种紧张或失望起到了补偿作用，开始承担起作为年轻女性的支持者以及她们借以寻求自我身份的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的重要角色(McRobbie,2008)。最后，传统的女性主义无力对当前的消费文化进行批判。如学者所言，新自由主义将压迫和结构劣势定义为个人遭遇，将成功归因于个人成就，它掩盖了具有集体性质的压迫，同时消解了采取组织行动纠正社会不公的可能。在女性主义学术圈中，关于结构、统治、不平等和压迫的词库也似乎正在让位于选择、个体、自由、赋权等词汇(Genz,2006;Gill,Scharff,2010:9)。
默克罗比和吉尔总结道，“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是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一种自我治理的形式，与消费紧密相连。在这种自我治理中，权力在心理层面上运行[这也正是福柯(2016:53-54)意义上的自我技术]，主体被以更私密、细微的方式规训着，选择、自由等这些概念是这个规训工程的核心(McRobbie，2007;Gill，2008)。普鲁格(Prügl，2015)提出了更鞭辟入里的观点:女性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化了，自由女性主义观点被整合到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和逻辑当中，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成了治理术的工具。基于此，斯盖格斯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概念——一个通过将责任向个体自我转移以重建规则、秩序及合法化各种外在政府控制和自我管制机制的尝试——尤为精辟(Skeggs，2005)。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可以用来概括大众文化中这种对女性的新的规训体制，它是在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之下产生的:既试图开拓对女性的身体和性进行剥削和利用的无边界市场，同时又通过收编女性主义以瓦解女性主义可能的批判和抵抗。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正是这种新的规训体制的体现。
总而言之，正如默克罗比所说，女性主义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一个表达空间并不意味着性别权力关系消解了(默克罗比，2001;Mcrobbie,2008)。笔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恰恰指涉一种针对女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困境——现在的女性深陷于性别化的消费文化中，且女性主义由于被收编失去了批判力。“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对女性主义的收编不仅体现在其对诸如自由、选择等传统的女性主义元素的收编，它对“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个术语的占用亦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在遭受内部、外部的挑战之下发生的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仍处于建构当中;它对个体、差异的强调被新自由主义和消费文化误读、扭曲为更个体化的、狭隘的消费选择与自由，这正是它被占用的基础。我们需要去审视女性所处的社会语境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及其与女性主义发展之间的勾连，才有可能及时更新女性主义的批判武器，对这种新的规训体制进行批判。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
缘起、定义与核心内容
对大众文化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义的更新需要我们重回女性主义发展脉络，厘清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发展脉络中的位置及其在学术、政治和大众文化等不同语境中的呈现，并指出这些有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文本之间的平行与关联。学者认为，唯有通过这种语境化的路径，厘清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处的矛盾语境及其所指涉的复杂内涵，才能够撷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交集的硕果，开拓后现代女性主义特有的政治机会，更新女性主义的批判武器(Gamble，2001:3;Genz&Brabon，2009)。接下来，本文将回归后现代理论语境和女性主义发展脉络来阐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源起及核心内容。
01
理论缘起:女性主义的
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
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共识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来自女性主义内、外的挑战之下出现了断裂，女性主义进入了明确的自我批判时期(Brooks，2002:8; McRobbie，2007)。在此情况之下，女性主义发生了内部转向，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运而生。
1.女性主义的内部压力
女性主义的内部压力来源于欧美本土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对第一、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没有充分考虑种族、阶层、地域、性别取向等差异及其交互性的批判(Barrett&Phillips，1992; Mohanty & Alexander，1997; Spivak，1999; Brooks，2002:8)。黑人女性主义者批判欧美主流女性主义中普世的、没有差异的女性主体，谴责欧美主流女性主义是在文化和历史“真空”中使用“黑人”这个概念，认为其对“父权制”这个概念的使用呈现出了种族中心主义特征(Brooks，2002:17)。如卡比(Carby，1982:216-217)所说，黑人男性并不享有与白人男性相同的父权制权力，且白人女性实际上可能拥有比黑人男性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欧美主流女性主义还受到了以斯皮瓦克(Spivak)、莫汉蒂(Mohanty)、亚历山大(Alexander)为代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她们批判欧美女性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认为种族、性别、阶级等并非相互分割的、独立的经验领域，提出第三世界的女性不仅受到了本土父权制的压迫，亦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其话语权也受制于带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欧美女性主义。
如布鲁克斯所说，父权制的普遍性概念之所以受到广泛批判，是因为它无法解释性别压迫在它们所存在的具体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运作的，第一、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理论显然没有强调存在着不同的压迫，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抗争的事实(Brooks，2002:4、17)。巴雷特(Barrett，1986:10-19)甚至认为，“父权制”这个术语已经丧失了分析力或者解释力，因为它现在等同于“男性主导”。事实上，种族和阶层身份等差异会带来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甚至大大超过女性共有的经历(Hooks，1984:4，转引自Brooks，2002:16)。根据卡尔比(Carby，1982:212)和沃尔比(Walby，1990:16)的观点，对欧美主流女性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要使更多边缘女性的经验变得可见，还涉及对主流女性主义中的核心范畴及假设的挑战，因为对女性受压迫经验的差异的审视可能会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基础。
总之，如威登(Weedon)所言，一个在政治上对女性主义有用的理论视角应该能够容纳不同女性的主体经验，展示女性的经验从何而来，且如何与形塑这些经验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相关，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政治变革的可能(Weedon1987:8-9)。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我们需要发展出比父权制更具体、丰富的概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的受压迫经验(Carby，1982;Bar⁃rett，1988，转引自Brooks，2002)。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沃尔比(Walby，1990:15-16)指出，在对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化过程中，强调解构和差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确实能为女性主义应对其内部挑战提供极有价值的观点，尽管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共同特征仍然可能存在于不同语境的性别关系中。
2.对女性主义的外部挑战
来自女性主义外部的挑战主要源于其与后现代思潮的交集和相互影响(Barrett&Phillips，1992;Brooks，2002:8)。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一些观点受到了诸如福柯、巴特勒等学者关于身份的激进的去本质化探讨的冲击，因为“去本质化”不仅满足了女性主义内部对强调诸如种族、阶层、性向等差异的诉求，更是对女性范畴直接提出了挑战。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女性权益的关注焦点亦从原本的集权领域(政府、父权制、法律等)转移到了更弥散、日常、隐蔽、生产性的微观权力中(McRobbie，2007)。
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女性所承受的压迫是由现代理论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普世主义所维系和合法化的。现代理论和政治的失败在于它们没能够充分把握差异，因为这两者都贬低了女性的主体位置且忽视了性别、阶层和种族差异等关键问题(Best&Kellner，1991:206-207)。因此，如巴特勒所说，女性主义主体产生并受限于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巴特勒，2009a:3)。例如，布鲁克斯提出，在现代理论中，“Man”作为一个代表人类整体的话语掩盖了两性之间的重要差异，公开支持男性对女性的主导权。主体在本质上一直被视为是男性的，这是一个致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然而，女性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作为一个有关解放政治和批判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一直在继续使用着现代性中关于平等的宏大叙事作为它大部分政治宣称的基础，女性主义既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有对现代性的捍卫(Brooks，2002:13)。学者们认为，后现代的解构概念不仅迎合了女性主义扩大女性主体范畴的意图，加深了其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批判，还促成了女性主义在理论和概念上的焦点转向——从关于平等的争论到关于差异的争论。因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是有用的，它为女性主义批判提供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新的哲学支撑和弹药，而女性主义也进一步加深了后现代主义对于主体的瓦解。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对现代性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世主义、反历史主义的攻击上就有了深刻的亲密关系(Best&Kellner，1991:207; Brooks，2002:4-5，14; Genz&Brabon，2009:107)。
然而正如默克罗比和布鲁克斯所述，女性主义是以现代性关于平等的说辞作为它大部分政治宣称的基础的，在本身作为一场普遍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在遭到那些要求指陈差异的女性的攻击时，人们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去政治化”的倾向。后现代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是否能够在社会学中发挥作用?抛弃现代性的危险在于: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解释，失去诸如“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解释，也可能会失去一种可以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的政治(默克罗比，2001:12;Brooks，2002:13)。总而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在女性主义遭受内外挑战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必须重新解释“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并建构一种能够指涉差异的政治逻辑，才能够帮助女性主义应对新的规训体制的挑战，并为自己在女性主义发展脉络中找到立足之地。
02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定义及核心内容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在应对内部、外部的批判和挑战中产生的理论转向，它必须重新解释女性和政治范畴，同时对显现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中的新的规训体制进行反击。接下来，笔者将分别介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定义、观点和政治可能性。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定义
布鲁克斯总结道: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自身从内部、外部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批判和挑战中产生的理论转向，旨在推进一个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女性主义概念，强调的是边缘人群对一个能够为其发声的、非霸权式的女性主义的需求(Brooks，2002:4，21)。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和话语系统，后现代女性主义仍处于建构当中;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后现代女性主义还包含了一个混合进步和倒退、共谋和批判等矛盾的意象空间(signifying space)，混杂着看起来互不相容的女性主义立场、大众文化、学术和政治等。因此，学者们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该被理解为20世纪末期的一个源于西方社会语境所发生的复杂变革的文化时刻，这个时刻让我们认识到女性主义政治是可能存在矛盾的，因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已经不再遵从先前存在的关于政治、学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边界的观念。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有边界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也不应被当成一个组织有素的政治运动来讨论(Mann，1994:118; Genz，2006; Genz,Brabon,2009:178-179)。
根茨和布莱奔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结合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位置及其所处的大众文化、学术和政治语境来理解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这种语境化的路径，学者才能够继续推进政治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politicised postfeminism)或者说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的概念，以此作为对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去政治化”的或者反女性主义的观点的回应。换言之，我们需要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考虑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新思考女性范畴和政治概念(Genz,Brabon，2009:2,166)。
2.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重构“女性”和“政治”范畴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是以现代性关于平等的说辞作为它大部分政治宣称的基础的，它原本是一场有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倾向的运动。因此，在遭到那些要求指陈差异的诉求和“去政治化”批判的挑战时，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需要回答“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同时建构一种可以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的、又能够指涉差异的政治逻辑。
“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个术语足以体现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亲密，在重新阐释“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和重构女性主义政治的问题上，福柯、巴特勒关于身份的激进的去本质化的探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去本质化”不仅满足了女性主义内部对强调诸如种族、阶层、性向等差异的诉求，更是对女性范畴直接进行了解构。如福柯所说，性别是为了服务社会对性的管理和控制，在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交互作用中生产出来的错误命名，目的是隐藏并就此巩固权力关系。不仅如此，这种有关话语与权力的机制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我们需要去研究它产生和运作的条件(福柯，2005:43-49;巴特勒，2009:125-126)。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拒绝任何女性身份的观念，提出性别是“操演性的(performative)”，认为性别的所谓“内在本质”其实是通过一套行为模式对身体进行性别化的结果(巴特勒，2009a:34，122)。基于此，巴特勒主张将“性别”作为考察对象，剔除性别规范中存在的二元对立逻辑和强制逻辑，使性别气质、性别化身体、性向、快感和欲望等可以自由组合，而不再被强制冠以任何性别，从而“消解性别”(巴特勒，2009b)。
巴特勒不仅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还回应了人们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嘲讽，她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主体意识，而是说我们应该去探索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因为女性主体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再现政治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女性意味着什么”这种固定、理所当然、本质主义的看法中解脱出来，去了解女性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换言之，女性主义政治不必非得要有一个稳定的女性主体作为基础，因为不同的女性主体是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的交互性中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只有不再一味认定“女性”这个主体时，才有可能去拓展女性面对的种种可能性(巴特勒，2009a:1-7)。默克罗比在巴特勒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要摧毁自我和主体意识，而是主张我们在社会关系的具体运作中发现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因为主体总是处于建构的过程中，主体现在是作为碎片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运行的(默克罗比，2001:97-99)。
事实上，那些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去政治化”倾向的质疑的根源在于其仍将现代主义的、基础主义的身份视为政治的前提。因此，如巴特勒所说，解构身份并不是解构政治，相反，它证实了身份所借以表达的那些基础主义的框架本身的政治性(巴特勒，2009a:193)。基于此，根茨和布莱奔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已经不再允许一个现代主义版本的女性主义政治，女性主义现在必须接受一种能够接受、容忍多样性和差异的“模棱两可”的政治，即没有任何正确的形式、没有角色、没有模型，也不存在任何根据种族、性别或标记来进行范畴划分的理论(Genz,2006;Genz,Brabon,2009:158-159)。
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微观政治
如前所述，女性和女性主义所处的社会和理论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在消费文化与父权制的共谋之下，一种针对女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出现在大众文化中。这种从“客体化”到“主体化”转变的新的规训体制意味着父权制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改变，它现在分散在大众文化中，内在地建构着女性的主体性。不仅如此，由于其对女性主义的收编，传统的女性主义无力对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作为女性主义受到来自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内部批判和与后现代思潮的外部挑战下的产物，后现代女性主义需要建构的是一个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所要回应的正是这些转变。
对于福柯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较于纠缠于国家机器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毛细血管式的现代微观权力及其政治效应，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权力运作，国家机器的强大职能就无法发挥。不仅如此，人们还应当看到权力不仅仅是限制性和压迫性的，也是构成性的和生产性的。面对这种弥散、日常、隐蔽、生产性的微观权力，福柯主张人们用一种局部化的、日常化的形式对其进行抵抗，进而决定并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福柯，2010)。这就是福柯的微观政治思想。如前所述，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所指涉的针对女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对女性主义的收编所反映的正是父权制权力在大众文化的分散、隐蔽和生产性，以及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差异诉求及其所遭受的误解、扭曲。基于此，强调解构和差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福柯关于“微观政治”的理论，给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极佳的思想源泉，因为它既强调个体、差异，能够满足女性主义内部的差异诉求，又强调权力的微观运作和生产性，这让后现代女性主义能够直面弥散于大众文化中的、内在地建构女性主体的新的规训体制，同时又将这些微观的权力运作与更宏观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
曼(Mann，1994:32，100)深受福柯微观政治思想的影响，让我们得以审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她认为，在一个更复杂的个体能动性概念(描绘个人选择和责任感)开始发挥作用的时代，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主体是在变动中的、偶然出现的自我感觉中体验其多重、变动的个体能动性的;新的能动性和认同模型正在逐渐发展并转变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新的行动模式超越了集体性的行动主义，但并不是必然与之相对立的。作为微观政治主体的行动者能够通过重构他们的实践和社会关系来整合不同的欲望和责任，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主体对后现代社会的矛盾的回应。芭吉恩(Budgeon，2001)认为，处于建构中的身份认同让当代的年轻女性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的选择加入对抗的潮流中，年轻女性的身份认同中仍然贯穿着女性主义观点。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性别不平等是一个有个体解放方法的集体性问题，女性是有可能在个体自我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身份，有可能在日常互动和实践中引起社会变革的。
如默克罗比所说，以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来解读出现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中的女性的个人选择和自我提升既合适，又有缺陷，因为它忽略了性别、阶层等宏观的权力和不平等维度(MocRobbie，2007)。这样看来，芭吉恩(Budgeon，2001)将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解读为混合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过渡性时刻的观点自有其理。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源泉，是一种有关生活机会的政治，关心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然而，解放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带入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相反,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风险，如风险危机、道德危机、生存性焦虑与生态失衡等等。为此,吉登斯提出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诸如身体、性、自我与自我认同等道德与生存问题的生活政治，它是一种有关生活方式选择的政治，目的是实现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吉登斯，2001:115-124;郭忠华，2005)。第二次女性主义确实给当代的年轻女性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性别、阶层和种族等权力与不平等仍然无处不在，且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些权力与不平等的表达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它们变得更加隐蔽、分散和更具生产性。
总而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不仅指涉了女性如何在性化、阶层化的消费文化中选择生活方式的困境，还指涉女性所遭遇的性别、阶层和种族压迫等解放政治议题。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必须既涉及诸如“女性应该如何自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等生活政治议题，又将“消除性别、阶层、种族压迫与不平等”等解放政治议题纳入考量。这样一来，女性个体在微观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抵抗就有可能形成交集，进而发展成为关于某些中观甚至宏观议题的不同规模的抵抗潮流。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的必要性源于当前社会中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语境，而使其成为可能的亦是这些年轻女性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获得的多重的、变动的能动性形式。对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解放政治主题和一个高度现代化语境下的更关心个体选择、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风格的结合，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的生命力所在。
学者们总结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与先前的政治模型有所不同，它更为动态、灵活，既没有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政治对头;微观政治无须被政治社团付诸实践，它来源于个体的和日常的以性别为基础的抗争。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仍处于建构中，期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和混乱不应该被单一、莽撞地解读为对女性主义的攻击，或是具有“去政治化”倾向。事实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会削减女性主义抵抗的基础和需求，也不会消除其他的政治形式和实践;相反，它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和消费文化中更复杂的内涵和矛盾(Mann，1994:159，186; Genz，2006; Genz&Brabon，2009:177)。学者将这种处于不确定和临时状态的政治称为“不确定的政治(a politics of undecidability)”，因为它避开了理论的纯粹性或者完全政治正确的实践，或者用巴特勒的话来说，这种政治是“令人不适的政治(a politics of discomfort)”，一个既令人满怀希望又充满焦虑的政治(Harris，1999;Bulter，1997)。
三、结语
在黑人女性主义的批判和强调差异、解构的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进入了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然而，女性主义的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大众文化的扭曲，滋生了在某种程度上反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指涉一种针对女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困境——现在的女性深陷于性/别化的消费文化中，且女性主义由于被收编而失去批判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该是学者的批判对象。不管是作为后现代思潮和女性主义交集的结果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还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去政治化的。然而，这种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反女性主义、去政治化的观点显然仍是“现代主义”而非“后现代主义”的。强调解构、差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福柯关于“微观政治”的理论，给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极佳的思想源泉。当前复杂的社会语境以及年轻女性在其中获得的多重的、变动的能动性形式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显得必要且可能。对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融合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政治的生命力所在。总而言之，正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应用，让我们得以审视女性主义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和理论语境所发生的转变，进而勾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轮廓。
从理论层面看来，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能够容纳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女性主义概念，强调的是边缘人群对一个能够为其发声的非霸权式的女性主义的需求(Brooks，2002:4，21;Genz&Brabon，2009:177)。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解放运动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关注女性在不同代际、地域、民族、历史等具体语境下特有的基本生活经验是女性自身性别意识发展的起点，也是改善女性生活和促进女性发展的前提。不仅如此，从经验层面来看，近几年来，国内直播、网剧、网综的井喷式发展亦引发了许多关于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呈现和女性主义的相关批判和讨论。英语国家学者关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的研究对国内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者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国内学者从更广泛的语境去理解、讨论和推进女性主义，也有助于推进大众范围内更有益的讨论与反思。从实践层面看来，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微观政治在中国语境中也十分具有发展潜力，给中国女性的启发是:女性可以超越集体主义的行动策略，建构一个个体层面上的政治身份，通过日常生活微观层面上的选择来加入女性主义政治的潮流(Mann，1994:32;Budgeon，2001)。
“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大众文化中的出现给了大众了解女性主义的机会，增加了其与公众对话的可能，这对于本身作为一项世界运动的女性主义而言是有益且至关重要的，因为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也是一个抗争。女性主义一直是个有活力、充满争议、处于持续转变过程中的运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争议亦是其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理论环境更加复杂，需要我们去一一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