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祖周王朝周文化及中华文化系列（102）》
从史前时期到19世纪后期，天然染料一直是用于纺织品着色的主要原料。它们可以分为两类，即植物染料和动物染料，其中植物染料使用最多。多数天然染料染色时通常使用媒染剂，如明矾和铁矾。通过染料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纺织品使用的染料品种，从而推测生产的年代和地区，进而为我们间接地提供古代印染技术、色彩文化和染料贸易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传播的可靠依据。
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开辟的众多通商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最初的功能是用于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这种贸易使中国西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交汇地，影响了丝路沿线的文化发展。西北地区气候非常干燥，使有机物得以长期保存，因此羊毛和丝绸纺织品成为中亚地区发掘的主要考古对象之一。这些保存完好的纺织品可以提供关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10世纪内天然染料使用情况的信息。
青铜时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
新疆青铜器时代典型的纺织品出土于小河墓地，该遗址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沙漠中，其中所有红色纱线均为西茜草（Rubia tinctorum）染成，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染料。西茜草在新疆生长，根含有茜素和茜紫素，可染红色。
青铜时代末期的哈密五堡墓地中获得的所有红色纱线中发现的主要色素也是茜素。而黄色纱线已不是羊毛本色，采用了灰胡杨（Populus pruinosa）染色。靛青是古代唯一的蓝色染料，四种重要的靛青植物是马蓝（Strobilanthes cusia,），蓼蓝（Polygonum tinctorium），木蓝（Indigofera tinctoria）和菘蓝（Isatis tinctoria）。在五堡墓地的蓝色羊毛线中存在靛蓝和靛玉红表明靛青可能最早已于3000年前被使用，我们推测这种蓝色染料提取自欧洲菘蓝，因为该植物是新疆本地品种。
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3世纪）
黄酮类化合物是黄色染料的最主要色素。从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箭袋黄色纱线中检测到鼠李素及相关化合物，表明羊毛纱线由某种鼠李属植物（Rhamnus species）染色。大多数用于染色的鼠李都在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种植。此外，检测结果中存在木犀草素表明该染料可能与其他黄色染料混合。
西茜草的使用频率较高，位于洋海墓葬遗址附近的苏贝希遗址纺织品中的大多数红色染料被鉴定为西茜草。除了这种广为人知的蒽醌类染料植物，还发现了蒽醌类昆虫染料。在一条苏贝希出土的羊毛裙的浅红色纱线中，检测到了胭脂虫酸、胭脂酮酸和黄胭脂酮酸，这表明该红色染料可能是从波兰胭脂虫（Porphyrophora polonica）中提取的。该类胭脂虫的地理分布位于东欧到北亚，这一间接但清晰的证据表明欧亚草原文化对苏贝希文化产生影响。此外，这种纱线中也存在西茜草的色素，表明当时染匠为达到预期上染颜色外，还考虑了染料的经济因素，因为西茜草比昆虫染料便宜得多。
在扎衮鲁克墓葬遗址的考古纺织品中发现了克玫兹胭脂虫（Kermes vermilio）。在一条婴儿木乃伊裹尸布的粉红色纱线中，检测出了作为主要色素为胭脂酮酸和少量的胭脂虫酸。据我们所知，仅有地中海地区出产过克玫兹胭脂虫。另外，在阿尔泰山脉的巴泽雷克墓葬中的一条裙子上也发现了克玫兹胭脂虫染料，结合扎衮鲁克和巴泽雷克墓中发现有相似的特殊动物图案，表明草原文化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扩张最晚发生在铁器时代的早期。
汉晋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
悬泉置（西汉时建立于敦煌用于接待往来人员和中转邮件的驿站）出土了大量竹木简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汉代沿丝绸之路的邮政系统。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丝绸碎片，其红色纱线可能由西茜草和印度茜草（Rubia cordifolia）染色。西茜草出现在悬泉置出土的丝绸表明染料从西方向中原地区的传播至迟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周（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771年）以来，尽管印度茜草被认为是中原地区的典型红色染料，但它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甚至新疆西南部有野生分布或半人工种植（茜草属植物种类较多，为区分不同的茜草以其学名为准）。印度茜草被认为是南亚的本地植物，据推测它可能是通过一条穿越蜀国（今天的四川省）的路线进口到中原。此外，在悬泉置丝绸文物中黄色和绿色的丝线上检测到大量的小檗碱，表明黄檗（Phellodendron chinense）可能是用于上染丝织品的黄色染料来源。
从新疆圆沙遗址和山普拉墓地收集的纺织品均由羊毛制成，其中西茜草和靛青分别用于染红和染蓝，另外木犀草（Reseda luteola）或其他植物染料用于染黄。在尼雅纺织品中，黄檗和茜草属染料是丝线中最常用的染料。有趣的是，在一条羊毛纱线中发现了波兰胭脂虫、紫胶虫（Kerria lacca）和西茜草，这三种红色染料分别代表着三种文化——草原文化，印度文化和新疆土著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在东汉以后都交汇于新疆南部。
在米兰古城遗址的佛教寺庙中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碎片，通过实验检测出了红花红色素及其黄色降解产物。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上染后经过数千年会发生降解，其中红花红色素是红花的主要色素成分。在汉晋时期考古纺织品中发现红花红色素可被认为是早期从中亚向新疆进口红花的证据。
罗布泊地区地下埋藏有数千年珍贵的各类文物。在楼兰和营盘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织绣珍品。对楼兰LE古堡出土的羊毛地毯的染料检测结果表明，红色和蓝色由西茜草和靛青染成，黄色可能是由木犀草着色。
唐朝（公元7至10世纪）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纺织品种类繁多，有不少颜色保存较好，通过分析检测发现近20种天然染料品种。其中，红色染料有西茜草、印度茜草、红花、苏木（Caesalpinia sappan,）、紫胶虫，黄色染料有槐米（槐，Sophora japonica ）、黄檗、黄栌（Cotinus coggygria）、黄花飞燕草（Delphinium semibarbatum）、黄荆（Vitex negundo），蓝色染料主要为靛青（可能提取自马蓝或蓼蓝），紫色染料有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黑色染料主要来自于单宁类植物。通过染料的鉴别能够间接揭示当时中西文化和经济的交流，特别是具有地域特征的染料进一步印证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关于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地”的学说——槐米代表中华文明，紫胶虫代表印度文明，黄花飞燕草代表波斯文明，黄栌代表希腊文明。此外，染料的鉴别能够为敦煌纺织品色彩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注：本文节选自Profiling by HPLC-DAD-MSD reveals a 2500-year history of the use of natural dyes in Northwest China (https://doi.org/10.1016/j.dyepig.2021.109143)，由李永固和刘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