龠
龠-管-律：远古乐律与天道
张法
【内容简介】乐在远古仪式中占有核心地位，乐律与天道一体，远古各族群在多方面求律的追求中，由竹类乐器而来的龠，在求律的演进中，曾占有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把中国型的乐律提升为观念形态，另方面在语言上形成以龠为中心的概念体系，龠的主位，在乐与天道的关联方面，形成龠-管-律的体系，在乐的自身结构上，形成籥-龡-龢的系统结构。远古乐律既表现为《管子》《吕氏春秋》中的理论话语，又内蕴于曾侯乙编钟型乐器之中。而后者更体现出中国型的智慧。
【关键词】龠-管-律，乐律演进，龠字体系，远古天道
中国远古仪式之乐，在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中进行：一是用仪式之乐达到神人之和，二是在诗乐舞合一的乐中，用乐器调节以舞为主体的整个仪式。在如是的仪式之乐的实践中，产生了中国型的求知冲动：乐的本质是什么？乐本质的观 念建构，同样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乐的产生，是北极-极星-北斗的运转而产生了气和风的运动，天地的气风运动产生了乐。用古人的话来讲是：“五声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后汉书·律历志》）。这以风凤一体体现出来[1]，并落实到仪式之乐上的，即古人讲的说:“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淮南子·主术训》）。”二是仪式之乐在通过乐本身内蕴的乐律来体现乐与天地之气的一致，呈现乐器-乐律-天道的同构，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吕氏春秋·音律》）。”远古之初，最能调节舞的是打击乐，其发展是由石器之磬到革器之鼓。这两种乐器在通过节奏来规范舞上很理想，但在音的丰富上却有所不足。如何让乐之音的丰富与天之气的丰富进一步的深入。这一追求最初落实在能够体现乐律的乐器上，其观念的呈现则体现在文字中。最初的乐律从三种乐器中体现出来，与“陶”相关的埙、与“管”相连的龠，与“匏”相连的琴。匏琴之琴易朽，考古发现最为典型体现了乐律的乐器，有约8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的骨管和约4千年前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陶埙。与管相连的龠，又确实在文字上成为了远古乐律追求的核心。因此远古的乐律是通过“龠”的字义及其关联语群，较好地透露出来。
一龠-管-律：求律乐器的三名与三面
龠是什么样的乐器呢？
秦汉以后学人已各有其说，有的说是籁、是笙、是箫，有的说如篴、如笛……[2]龠作为管乐有究竟有几孔，同样众说纷纭。 [3]现代学人对之考证，出现八种不同观点。 [4]其实，远古之初，东西南北各族在追求乐律中，应是各用各自的竹形乐器，或籁或箫或笛或哨或篴，进行乐律之探索，在各种文化的融合中，龠字最能表达出对乐律的本质追求，因此，龠不单指一种来自籥的竹类乐器，而且用来指一切有过乐律追求的竹类乐器。籥、籁、笙、箫、笛，形各有异，但就其在追过乐律的本质并在一定的阶段中体现过乐律的本质来讲，皆可称龠。而一旦乐律在龠中达到定型，律吕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龠就从观念体系中消失，而籥、籁、笙、箫、笛等，各以自己的乐器面貌出现。后来文献提到竹类乐器系列，《诗经》主要呈现四种：籥、箫、篪、管。《周礼》主要呈现五种：籥、箫、篪、篴、管”。后者多了“篴”。朱载堉《律吕精义》讲了篴与籥本质相同，籥为北音（夏之乐），篴为南音（楚之乐），因此，籥为夏籥，篴为楚籥。[5]这样，《诗经》之籥已包含北籥南篴于其中，还是四种。四种里面，籥与管是作为求律之器的竹型乐器总特征，箫和篪代表了在求律阶段之时乐的总体风格，这阶段正是在远古的德刑一体中强调“刑”或曰以“刑”为主的一面，乐由夔鼓主导，强调威猛的刑杀。先看箫，《说文》曰：“参差管乐，象凤之翼，从竹肃声。”《释名》曰：“箫，肃也，其声肃肃而清也。”《说文》释肃：“持事振敬也。从聿在𣶒上,战战兢兢也。”段玉裁注引《广韵》曰：“恭也、敬也、戒也、進也、疾也。”孔颖达疏《礼记·玉藻》“色容厉肃”曰：“肃，威也。”《大雅·烝民》有“肃肃王命”，肃肃具有王之威仪。以上解释透出了，箫在当时同肃，在对天地鬼神恭敬氛围里，与具有肃杀之气的西方之声同质，关联着巫王的威猛之仪。再看篪，下部为虎，其威猛刑杀之意甚为昭然。《诗经》的四字体系，箫和篪除了乐器之形外，偏重于（箫以声的方式，篪以形的方式）强调乐的时代主调（刑杀），籥和管，除了乐器之形外，侧重于彰显乐律的本质。郑众注《周礼·地官SPAN>司门》曰：“管谓籥也，”虽然讲的由乐器管籥引伸而来的具有管籥形的城门钥匙，但《孟子·梁惠王下》《庄子·盗跖》都提了“管籥之声”。管龠，作为乐器，就器形来讲，各有所源，《说文》释管：“如篪，六孔”，释龠“乐之竹管，三孔”，但其本质为一，皆为求乐之律。管龠本质皆在求律，因此，可以用律来称具有同一本质之管。这一意义上，《史记·律书》讲的“吹律听声”，《周礼·春官·大师》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强调的是：此管乃通律之管。朱载堉《律吕精义》说：“管即律，律即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6]总而言之，在用竹类乐器求律的实践过程中，求律之器，可用三个概念予以表达：管、律、龠。这三个词其实是三而一又是一而三的：管突出竹类乐器的基本特征：是管状的；律强调这类乐器的本质和目：呈现乐律；龠既呈现出这一竹类乐器的能达到乐律本质的器形形态，又强调其达到乐律本质后的音乐效果：龢（和）。
[1]关于风凤一体，参笔者《风凤同字体现的中国思维特点和美学特色》载《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
[2]郑玄《周礼》《礼记》说“如篴”；《尔雅释乐》讲龠有三形“大谓之产，中谓之仲，小谓之箹，”，《说文》讲龠即籁，有三形：“大者谓之笙，中者谓之籁，小者谓之箹。”《广雅》和郭璞注《尔雅》讲是笛，郭璞注《尔雅》、《广雅》、赵岐注《孟子》讲，龠即籁即箫。
[3]《说文》、郑玄、赵岐、郭璞讲是三孔，《毛诗》说是六孔，《广雅》说是七孔。
[4]王秉义《古龠新探》（载《艺术研究》2007年第4期）梳理出了八种观点:（1）傅东华的“笙类乐器”说，（2）杨荫浏等人的“排箫”说，（3）牛龙菲的“编管”说,（4）高德祥的“河姆渡骨哨”说，（5）王子初的“汉龠说”（6）刘正国、唐朴林等人的“贾湖骨龠”说;（7）徐中舒、王秉义“笙之初形”说，（8）乐声的“葫芦箫”说。
[5]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八（冯文慈点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641页）“笙师之篴失传久矣，大抵音有南北，器有楚夏。《吕氏春秋》曰:有娀氏始为北音，涂山氏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为《周南》、《召南》。《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此之谓欤?然则籥乃北音，《礼记》所谓夏籥是也。篴乃楚音，《左传》所谓南籥是也，俗呼为楚，有以也夫!”
[6]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八），冯文慈点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