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从医悖论：既要救死扶伤，还要兼顾经济效益！2021医师调查报告发布，崇高感缺失是影响医患关系主因
融媒体记者张玉辉 尹晗 见习记者 高杨
医师每周工作约5.77天，日均工作时长9.24小时；月收入超10000元医师不足30%；83.19%医师从未遇到医患冲突，但超半数医师都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或“非常紧张”……上述数据来自4月16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的《2021医师调查报告》。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世界按下“暂停键”。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收获了各界的广泛赞誉。然而，医师们一边被“捧上天”，一边则被“弃如履”，暴力伤医事件频发。这种违和的两极现象，正是我国医患关系所真切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探究医患关系两极现象后的成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20年12月针对医师群体开展问卷调查，并总结出影响医师日常诊疗、影响医患关系构建的五个“从医悖论”。调查共回收问卷12930份，其中63.55%的样本量来自三级甲等医院。
“守护医师崇高职业价值，让医学人文精神回归，这一理念不仅要在医院、医疗行业及全社会达成共识，更要让决策者、管理者真正认同，以做出更多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师良性发展的决策，真正为医师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做一名好医师，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说。
调查分析
针对调查报告公布的结果，《医师报》采访了多位中青年临床医师和国内知名医学人文、社会学学者，请他们围绕五大“从医悖论”，共同分析问卷背后的现象。
悖论一：“树静风不止” ，巨大压力扰乱医师职业崇高感
报告显示：医师平均每天出诊7.77小时，科研1.47小时，每周平均工作5.77天，工作强度极高。仅11.86%的调研参与者认为自己不至于“精疲力竭”，62.67%的医师都感到自己“为工作付出太多，无暇顾及家人、生活”（见图2）。虽仅有17.86%的医师明确不认同“我愿意一辈子从事医师职业”，但超过50%的医师都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拿起“接力棒”，从事和自己一样的工作。
“作为一名医师，'996’是工作的常态。”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韩婧表示，自己每周大约工作6天，工作强度大、压力也大，休息时间少、熬夜多，时常感到“身体被掏空”。
北京协和医院博士研究生卢军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1小时：早上7点到病房，中午休息2小时，晚上工作到7、8点，如果有手术，下班时间就更不确定。他表示，选择医师这一职业，就意味着需要牺牲休息和陪伴家人的时间。
同时，繁重的工作压力也不仅仅“压”在青年医师头上。卢军说：“我的老师半天门诊大概要接诊30位患者，一天下来就要接诊60余位患者，工作强度非常大。”
“调查报告显示，仅14.3%的医师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医疗行业，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长此以往，很难想象，未来，医师将会成为何种稀缺资源？”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首届主任委员高金声指出，得不到人文关怀的医师无法把人文关怀带给患者。医院管理者不应该只看到“工作的双手”，更应该关注这双手背后是一个人。“回归人文，守护崇高”不只是指医师对患者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使医师感受到爱。
高金声指出，人类面临着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要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实、顺畅，少不了医疗卫生系统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医师这一职业，给予医务工作者更多的理解、关爱。
悖论二：“欲速则不达”， 市场化改革未带来巨大经济回报
伴随改革开放，市场机制深入应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也正是一个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本次调查也特别关注了医师群体视角中,市场化给其境况带来的改变。报告显示，广大医师对于自身的收入普遍不满意，半数以上的医师都切实地感到收入过低、与自身的付出不匹配。与其他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的“看病贵”相比，65.8%的医师认为当前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低”或“太低”（见图3），仅14.83%的医师肯定了市场化的积极结果。同时，市场机制也让医师们的工作氛围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近半数的医师认为，在其工作的医院中，同事都以评职称、增收等为最主要的目标。
在韩婧看来，自己的付出与月收入（10000左右）“不成正比”，医师是一个“高付出、低回报”的职业。但事实上，却有71.99%的医师收入在她之下。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天夫教授表示，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医院与医师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调查显示，月收入超10000元的医师不足30%，而93%的医师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医师的学历相当高，但学历与收入不成正比。
“中国医师的绝对收入并不少，但他们却普遍对自己收入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使命感与崇高感的缺失。” 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总干事袁钟教授表示，从绝对收入来看，中国大部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医师的收入水平都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但仅仅涨工资、提高待遇，并不能“留住医师”。“公立医院改革就是要促进发展平衡，对于基层医师、护士、急诊科医师、心理医师及一线医师等，应给予更多关注，甚至是资源倾斜，从而达到均衡，同时，医院也应致力于让医师成为本地'最受尊敬的人’，这才是医院高质量发展之道。”
悖论三：“术高不为道” ，现代医疗技术降低了医患沟通效能
现代医疗科技带来了医疗服务的根本改变。各种医疗仪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医学指标的检测精度，也提升了诊疗的效率：高达75.3%的医师认为，新的医疗设备与技术提升了工作效率，74.3%的医师认为这样的科技使用改善了诊疗效果。但医师如果更多地看重与借助医疗设备，必然会减少与患者的交流与沟通。调查结果显示，医师接诊患者的平均时间仅为16分钟，相当一部分患者就诊时间在10分钟以下。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精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教授说，他的母亲从事医疗行业有70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坚持为患者看病。她说，她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看见患者因疾病的痛苦而来，经过诊断与治疗后，减轻病痛而去。
“在母亲的心中，患者是最重要的。她用心、用情为患者的健康奋斗一生。可见，作为一名良医，除了应该具备精湛的医学技术外，还应富有同情心、同理心与责任心。只有理解患者、设身处地地站在患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更好地帮助患者，在面对生命的沉重时，承担应有的责任。”
胡大一认为，医师除了具备通过检验/影像技术看病变的能力，还应具备关心患者精神、洞察患者心理状态的能力，要通过沟通了解患者的生活工作经历，与患者在心灵上达到共鸣。“医学是人学和仁学。要看好病，就要充分理解受病痛折磨的人。一问病情，二问心情，三问工作生活经历和事件，四问性格。”
悖论四：“恶小而不治” ，小概率医患冲突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与很多医师固有认知不同的是，在医师繁忙的工作中，医患冲突是诊疗过程中很难碰上的事件。报告显示，高达83.19%的医师几乎从未遇到任何形式的医患冲突（包括医患争吵、患者投诉、患者威胁恐吓等。见图5)。但这一小概率事件却对医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着医师的心理认知。高达50.7%的医师认为医患关系紧张，48.0%的医师认为这样的医患关系在五年内无法改观。此外，小概率医患冲突事件还带来了影响更大的恶劣后果：高达31.0%的医师明确表示，为避免医患冲突，他们将回避收治高危患者。
韩婧表示，自己在平时的工作中的确遇到过“不讲理”的患者，但对此，她却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维护，医师要站在患者角度考虑问题，多沟通、交流能很大程度避免冲突。但一般门诊半天（四个小时）需要看诊50名患者，与每名患者沟通的时间平均不到5分钟，时间太少就成了与患者沟通最大阻碍。”
“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医患认知水平不一就成了医患和谐最大的阻碍。”卢军表示，患者认知能力与水平不一，一旦治疗结果未达到预期，而医师又没有认真与患者沟通，便会导致部分患者走极端，从而酿成医患纠纷。
“对于大多数医疗暴力而言，沟通是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希望国家加大对医保的投入，提高医保覆盖率，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最重要方式，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好。”卢军说。
袁钟指出，此次报告所调查的对象里有60%～70%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医师，他们经验较少，遇事易产生畏惧心理，当“医闹”发生，并经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自媒体炒作，更容易把小概率事件无限放大。很多医院在诊室的桌下都安装有警报按钮，这一行为一方面可以在医疗暴力发生时保护医生，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医师产生“每位患者都是潜在敌人”的心理。
“沟通是一门艺术，与患者沟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很多医师都有一颗纯粹的心，只想为患者减轻病痛、把病看好，但却疏忽了沟通的重要性。有时，多一个微笑也能舒缓医患紧张的关系。”袁钟认为，应该呼吁全社会保护好医师的善良，为医者营造一个友善的执业环境。
悖论五：“心余力不足”，医师全力建设医患关系但事与愿违
报告显示，近90%的医师明确同意治疗疾病首先要获得患者的信任与尊重。
在实际的诊疗过程中，高达88.5%的医师认可温和语调、眼神交流等互动能够增进医患沟通；86.7%的医师认可礼貌用语增进医患沟通；66.6%的医师认可寒暄与闲谈有利于医患沟通。为此，医师通常会积极为患者思考，找寻更为合适的治疗方案。高达80.7%的医师会明确考虑患者的心理与精神状态；74.9%的医师会明确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66.0%的医师会明确考虑患者的医保类型与支付类型；68.7%的医师会明确考虑社会背景、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等。
但在医患沟通的结果上，却是另外一种情形。有14.2%的医师明确表示，他们对患者及家属存有不信任感，另有34.1%的医师则处于信任与不信任的“中间地带”。
王天夫认为，从医环境中人文精神缺位是导致“从医悖论”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市场价值业已掩盖了医师“救死扶伤”的终极价值，经济上的成功成为评价医院和医师成功与否的重要考量，这无疑偏离了医师职业的终极目标；最后，过度强调拓展医疗服务过程中的理性工具，会迷失“生命第一”的价值理性。
延伸
“是时候重新审视医师的社会地位了！”
“在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是野兽的攻击，因此，能战胜野兽的勇士就成为当时人类所崇拜的对象；工业文明到来后，霸权主义思想出现，战争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因此，军人便成为人类敬仰的对象；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人类所面临的风险结构持续发生着改变，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风险。医师的存在，对于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保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副主任刘世定教授指出，一个职业的社会地位与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如今，医疗卫生事业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因此，应重新审视医师的社会地位。
刘世定认为，要通过国家战略决策，使社会意识到医学、医师提供的不仅是服务，更是一项解决疾病的科学研究。从而提升医师职业获得感和价值感，提高医师的社会地位，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重新唤醒医师的职业崇高感，使其在面临道德与利益的抉择时，毫不犹豫地遵从道德与内心，做一名纯粹的“良医”。